自我放逐

（照片来自艾末末博客）

      在6月28日的中国房车锦标赛中，发车仅10秒钟，大众333车队的韩寒和队友王睿的战车发生碰撞。韩寒的赛车损毁严重，直接退出比赛。
     王睿虽然挣扎着驶回赛道，几圈后也被裁判要求退出。   当王睿将车开回维修区时，已经脱下一半赛服的韩寒，一边打电话，一边上前安慰王睿。随后，两人非常默契地同时伸出中指，高高地指向天，并各自转了360度。
当韩寒竖中指的时候，有记者上去问韩寒：“是否可以把你的这一羞辱性动作向读者做报道。”韩寒微笑地解释说：“没问题，尽管写，我是针对中汽联的，与观众无关。”
     赛后，赛事仲裁委员会对韩寒、王睿两名车手罚款一万元，并将该事件移交中汽联纪律检查委会员。
6月29日，韩寒在其博客中对竖中指行为进行了解释。其后，韩寒接受新京报采访：

     新京报：竖中指之前，有想过后果吗？
     韩寒：我其实是忍无可忍才这样做的。我没有揍人，那样是对人身攻击。我只是想说操你妈，这是对精神层面的侮辱，因为别人一直在侮辱我。所有合理的方法，我都用过，申诉，上诉，我想跟他们好好沟通，还交钱申诉，但不奏效。我是文明人，但是他们逼得我耍流氓。对付流氓的办法，就是比他们更流氓。

 

   有人短信问，说七月有个鬼节，也不知道是那一天。我想了半天，说是不是明天？在网上看了一下，也有人这样问，也有人这样答。诸位，不知道我的回答对不对？

　　
　（在阅读时候，你把文中的“伊朗”念做“中国”就更有意思啦）


　　今天，我想先谈三个问题，然后再回答你们的问题。
　　
　　首先，我想就伊朗局势说几句话。美国和国际社会对过去几天[伊朗]发生的威胁、殴打和监禁事件感到震惊和愤慨。我强烈谴责这些非正义的行为，并与美国人民一道对失去的每一个无辜生命表示哀悼。
　　
　　我已明确表示，美国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主权，...

       二十年来，我们以生命亲友为借口，以生计饭碗为托词，以洁身自好为由头，卑微甚至卑怯地回避着暴力。二十年来，末世的分赃盛宴加重了整个社会的不公，吞噬着普世皆准的正义，深化了民族内心的势利与黑暗。我们的怯懦忍看，并非金刚怒目的见证；不敢挺身而出的谴责，就是一种对恶世的默许甚至纵容。我们无奈地看着那一代慷慨赴难的青年，转世投生为我们的孩子；却在一个市侩时代，一个整体歪曲历史的社会，在欺骗瞒哄中成长为缺乏天良和公义的“类人孩”【余世存发明词】。当那么多四肢健全的青年，丧失理想和人格，层出不穷地踊跃加入特情、线人、信息员，不以为耻地成为特务政治的帮凶，成为专制独裁的冲锋队，甚至成为虐杀同类的刽子手时；我们得承认，是我们的卑怯造就了他们的堕落和愚昧，造就了这个真相遮蔽谎言弥漫的不义社会。

20世纪产生了两大专制制度——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操纵这些制度的魔鬼——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但是，这个世纪的大半时间内，我们这个世界上竟然不乏厚颜无耻的专制追随者，他们否认纳粹大屠杀，为共产主义辩护，甘愿拜倒在毛泽东脚下。然而，随着专制制度幸存者的个人回忆录（正如在座的诸位发言者所做的那样）公诸于世，公众的意识也随之改观。他们的回忆录记述了作者在暴政下的生存状态。一般公众没有在这些制度下生活，无法想象在暴政下生存意味着什么，通过阅读这些回忆录，深受感动，与这些作家产生共鸣，并通过这些作家对其它的暴政受害者产生同情。仅仅靠学习干巴巴的历史课程，靠干巴巴的政治分析，不管再努力，也无法获得如此深刻的震撼。那些课程和分析无法如此深入人的心灵，无法起到如此振聋发聩的作用。今天的世界已经在文明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那些大屠杀的抵赖者、共产主义的辩护士和毛泽东的信徒，已经失去了曾经的信誉。公众态度的这种悄然转变，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变化，我们应该把这种转变归功于暴政幸存者个人回忆录的撰写和出版

      我们愉快地站在暮春的溪水中，看那些泥鳅的子孙们如何心慌失措地四散奔逃。“鱼精精”是我们对这些出生不久的泥鳅们的称呼。进入农历四月份，城南高大的城墙外边，一条小溪静默地流淌着。这个时候，那些“鱼精精”大量地繁殖下来，遍布整条溪水及周围的沼泽地带。而鸟儿们大概是最早察觉这一信息的生物，它们呼朋唤友，聚集在溪水边，用嘈杂而喧闹欢呼声庆祝自己在这个季节里最丰盛的宴席。
      我们穿过城墙下边的排水洞，这是这个方向通向城外的唯一通道。小城的地势呈西北向东南倾斜，位于城南的排水洞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地理特点，使这个小城在我的记忆中从未遭遇过洪涝之灾。做为城镇排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排水洞深藏在城墙底部，虽然它的宽度和高度足以容得下一队士兵，但外来的侵犯者还是不易察觉。小城的城墙在完成了它们几百年的防御作用之后，现在开始逐渐被拆毁，城砖和黄士成为人们的房屋和猪舍的建筑材料。
      我们来到了溪水边。那里的鸟儿们极不情愿地躲避开，然后在远处落下，大声地发出抗议。我们挽起裤腿，小心地探脚在水中，那些“鱼精精”们受到惊吓，箭一般四散射去。这激起了我们莫大的兴致，几十只小脚乱淌一气，赶逐那些小生物们纷纷钻入泥士和石头底下。溪水在我们的扰动之下，变得一片浑浊。我们不得不在水中停下来屏息不动，使溪水重新清澈。当平静下来的时候，那些“鱼精精”们开始探头探脑。它们小的像线头一样，大些的也不过半截火材棍。
      捕捉这些小生物们极其容量，也不需要任何工具。我们把双手掬在一起放入水中，这些小家伙们便不知不不觉游在我们手心里。我们捧起来，看它们惊慌地四处碰壁。后来，我见到有人将它们养在自家的水缸里，长大像筷子一样长，火腿肠一样粗。
      我们对这种狩猎游戏慢慢有些失去兴趣。这时有人说了句：“看！”我们便看去。这家伙把双手捧到嘴边，仰起头，让水和手里的东西慢慢流到了喉咙里。我们并没有太大的惊异，在我们那样的年龄里，我们已经干过了无数匪夷所思的勾当。只是见他的喉结动了一下，然后抹了一下嘴角：“我把它喝啦！”
      一个人干了什么，其它人也要跟着干，这就是我们那时的公开规则。我们一个个捧起双手，仰起脖子，水和里面的东西便进到了肚子里。有几个伙伴好像干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双眼放光，满脸通红。那情形等我长大后在一部二战记录片里见过：一群战争中的日本飞行员，双手捧杯，一饮而尽。
      当我喝下那些“鱼精精”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只是我心里的疑问当时没有说出来：它们在我肚子里长大了怎么办？
      现在，我没有忘记我肚子里有一条鱼。

特蕾莎是天主教的修女（嬷嬷）；释永信是佛教禅宗的和尚（方丈）。

特蕾莎在人多贫瘠的印度，释永信在人多贫瘠的中国。

特里萨修女生于富裕的家庭，释永信出身于淮河边一个穷困乡镇。

特丽莎令富人羞愧，释永信令富人羡慕。

特丽莎接受过传教士训练，释永信有MBA学位。

德蕾莎是天主教慈善工作者，释永信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特蕾莎获得获得印度尼赫鲁奖金、美国...

      作者：村上春樹 
      编按：以色列政府空襲迦薩，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日本知名小說家村上春樹受到國內外壓力，猶疑是否該出席頒獎，結局是，他去了，並掀起了比小說更為震動世人的餘波。

      現年六十歲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被《時代雜誌》喻為當代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三度問鼎諾貝爾文學獎，被媒體形容為繼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後，「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日本人」。他包括《挪威的森林》在內的多部長篇小說作品，陸續被翻譯成四十多國語言，全球銷售超過兩千萬冊，近年陸續獲得捷克「卡夫卡文學獎」、愛爾蘭「法蘭克．歐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等多項國際文學獎項肯定。今年二月初，村上春樹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該獎項每兩年頒發一次，表彰對人類自由、社會公平、政治民主具貢獻的作家。歷屆得獎者包括西蒙波娃、羅素、米蘭昆德拉等。諷刺的是，頒發獎項的以色列政府，近來空襲迦薩，備受國際和平團體批評。日本輿論因此要求村上春樹為避免被認為支持以色列近來的軍事行動，應拒領該獎項，否則將抵制其作品。但二月十五日，村上春樹在國內外壓力下，仍選擇赴耶路撒冷出席頒獎典禮。他更出人意料地，在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面前，公開批判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同時一吐作為文學創作者，希望透過描寫微不足道的個人，對抗既有權力和體制的深層意義。

       村上春樹於耶路撒冷的英語演講辭「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道出個人應有的道德勇氣、與對體制霸權的深刻反省，隨即被國際媒體競相轉載，更超越文壇，在國際政治、人權組織間引起廣大迴響。以下是村上春樹演講辭全文翻譯。

      今天我以一名小說家的身分來到耶路撒冷。而小說家，正是所謂的職業謊言製造者。

      當然，不只小說家會說謊。眾所周知，政治人物也會說謊。外交官、將軍、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建築師亦不例外。但是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沒有人會責怪小說家說謊不道德。相反地，小說家愈努力說謊，把謊言說得愈大愈好，大眾和評論家反而愈讚賞他。為什麼？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作出幾可亂真的小說情節，小說家才能將真相帶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賦予它新的光輝。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幾乎無法掌握真相，也無法精準的描繪真相。因此，必須把真相從藏匿處挖掘出來，轉化到另一個虛構的時空，用虛構的形式來表達。

      但是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們心中的某處。這是小說家編造好謊言的必要條件。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我會盡可能地誠實。我在一年之中只有幾天不會說謊，今天剛好就是其中之一。

      請容我告訴你們真相。

      在日本，許多人建議我不要來這裡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堅持前來，他們會聯合抵制我的小說。主要的原因，當然是迦薩正在發生的激烈戰鬥。

     根據聯合國調查，在被封鎖的迦薩城內，已經有超過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孩童和老人。

      我收到獲獎通知後，不斷問自己：此時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學獎，是否正確？這會不會讓人認為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或認為我支持一個發動壓倒性武力攻擊的國家政策？老實說，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書被抵制。

      經過反覆思考，我還是決定來到這裡。原因之一是，太多人反對我來。我和許多小說家一樣，總是要做人們反對的事情。如果有人對我說，尤其是警告我說，「不要去」、「不要這麼做」，我通常反而會特別想去、特別想做。

      這就是小說家的天性。小說家是特別的族群，除非親眼所見，親手觸摸，否則他們不會相信任何事情。

      我來到這裡，我選擇親身面對而非置身事外；我選擇親眼目睹而非矇蔽雙眼；我選擇開口說話，而非沉默不語。

      但是這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政治訊息。判斷對錯，當然是小說家的重要責任，但如何傳遞判斷，每個作家有不同的選擇。我個人偏好用故事、尤其用超現實的故事來表達。因此，我今天不會在你們面前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

     不過，請容我在這裡向你們傳達一個非常私人的訊息。這是我創作時永遠牢記在心的話語。我從未將這句話真正行諸文字或貼在牆壁，而是刻劃在我心靈深處的牆上。這句話是這樣的：

     「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誰是誰非，自有他人、時間、歷史來定論。但若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寫出站在高牆這方的作品，這作品豈有任何價值可言？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這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涵義。

     更深一層的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

     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給予每個靈魂尊嚴，讓它們得以沐浴在陽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於提醒世人，在於檢視體制，避免它馴化我們的靈魂、剝奪靈魂的意義。我深信小說家的職責就是透過創作故事，關於生死、愛情、讓人感動落淚、恐懼顫抖或開懷大笑的故事，讓人們意識到每個靈魂的獨一無二和不可取代。這就是我們為何日復一日，如此嚴肅編織小說的原因。

     我九十歲的父親去年過世。他是位退休老師和兼職的和尚。當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書時，被強制徵召到中國打仗。

     身為戰後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壇非常虔誠地祈禱。有一次我問他原因，他說他是在為所有死於戰爭的人們祈禱，無論是戰友或敵人。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環繞著死亡的陰影。

     我父親過世了，帶走那些我永遠無法盡知的記憶。但環繞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陰影卻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東西之一，卻也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們傳達一個訊息。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我們都只是一枚面對體制高牆的脆弱雞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

    請花些時間思考這點：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就是我想對你們說的。（全文完）

 

 

     法国音乐家奥立佛-梅西安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写道：“鸟儿的我的避难所。在那些黑暗的时刻，当我绝望地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是处，世界上所有的音乐语言好象只是一种耐心的探索，而音符之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评价-——于是我走进了木森林，走进了田野，走进了山脉，在海边，在鸟儿们当中，只有那里的音乐才是我的，自由，无名的音乐，为欢乐而歌唱。我收集鸟鸣二十年了。我本能地去做，为了满足我个人的愉悦，然后我为自己盲目的工作而羞愧。于是我结识了鸟类学家，和他们起去探险-------” 梅西安从15岁开始，就用音乐记录鸟的鸣唱，并谱写出了《黑喜鹊》、《鸟儿睡醒了》等作品，这些都是长期记录鸟鸣的成绩。后来他更远游南北美洲、希腊、印度，发表了《异国的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梅西安还创作了更有名的《鸟鸣集》。《鸟鸣集》是一组演奏时间大约2小时40分钟的巨作，共分七册十三章，每一章都以一种法国常见的鸟类为中心，而整曲涵盖77种欧洲的鸟类。除了出版的钢琴谱外，梅西安更附有每种鸟类的图鉴，以及生态观察笔记。

    《时间结束四重奏》被认为是梅西安具代表性的作品。二次大战爆发不久，加入法军作战的梅西安被德军俘虏，囚于德、波边境古力兹城（Gorlitz）的战俘营。在战俘营，他写出了史无前例、奇异组合的四重奏。一九四一年一月，一个苦寒的夜晚，在五千名来自法国、比利时、波兰以及其他国家的战俘前面，梅西安自己担任钢琴部分的演奏，与同为难友的单簧管家亨利-阿科卡，大提家艾蒂安-帕斯基埃，以及小提琴家让-李-鲍兰莱首演了这首充满象徵意味的作品。

     音乐会开始之前，梅西安告诉他的听众——囚徒们和德国军官们，他的《时间结束四重奏》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圣经》中的《启示录》这卷书。并大声朗读了这段经文：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虹，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用右脚踏海，左脚踏地-------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直活到永永远远的------起白誓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

     他告诉他的听众，他的音乐作品是一部信仰性的音乐作品，表达的是自己天主教的信仰。他说他希望在这部作品中能够使听众更近地感受到在他们中间那永活的真神。第一乐章是清晨的鸟鸣，颂赞初生的太阳。“对我而言”，梅西安说：“鸟儿的鸣叫是天堂里的和谐静谧的变调”。在第二乐章中，《启示录》天使以一种奇异的和声宣告时间的终结。这段使他那些在场的听众想起一个他们从未去过却无法忘怀的地方——天堂。慢节奏的单簧管独奏使囚徒们想起了“时间的深渊”，而接下来的圣诞颂歌宣告了一件伟大事件已经发生。道成肉身的上帝进入了人类历史。第三乐章使人们感受到了恐惧和敬畏。第二乐章的主题重新出现，然后上扬，直到归于寂静。时间的终结——四种乐器加入到最后的和音。最后的乐章是梅西安对永活耶稣的赞美。小提琴奏出了感人至深的颂歌，鸟儿鸣唱，如同敬畏的天使之声——人类因归于上帝获得永生。

     音乐结束，片刻寂静之后是突然爆发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用来形容音乐会最多使用的那个词就是：奇迹。大提琴家艾蒂安-帕斯基埃在音乐节目单背面写下了自己激动的献辞：-------时间结束四重奏带领我们进入了奇妙的天堂，脱离了这个令人憎恶的世界。衷心感谢，永恒之纯的诗人，亲爱的奥立-梅西安。”

     梅西安的音乐反映出对自然以及世界存在的深刻理解。他深信所有的源头来自于一位创造主的事实，并在音乐中以热忱的爱来拥抱这个美丽的世界。他在作品中体现的是时间与永恒的依存，是美丽本体的奥秘。因为它们乃是上帝的荣耀在受造物中的彰显。即使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里，他仍可以看到这荣耀的彰显。

   “鸟儿才是最伟大的艺术家”梅西安曾经这样说。但他用自己的音乐告诉我们，只有那位满怀爱意的造物主才将他的爱向我们昭示。

按照目前学者的不同估算，从1975年4月到1979年元月不足四年的时间里，波尔布特政权造成二百万上下的柬埔寨人死于非命。在一个当时总人口中在七百万至八百万之间的小国来说，这一数字是骇人听闻的。而更为不可置信的是在这些死亡人口中直接被红色高棉屠杀致死的就达百万人之多。同世界其他共产主义政权相比，前有苏联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近有中国五十年代的大饥荒，虽然均呈现出共产主义制度的血腥，但柬埔寨红色高棉仍然独树一帜，以其时间之短、比例之高、屠杀之暴烈来说，波尔布特政权恐怕在世界范围内罕有其匹。正是因此，有学者将红色高棉看作人类理智难以企及的难解之恶。有人认为，同希特勒种族屠杀一样，红色高棉对自己同胞的屠杀也有其唯一性。与其说红色高棉是共产主义政权中最为极端的一支，毋宁说它是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法西斯。

     每一天早晨，我总是沿着相同的线路慢跑。起床，下楼，拐向一个通衢大道，向北大约两公里，是城市里的一个公园。沿着人工湖，或跑或走，三圈或者两圈，然后折返。这是个固定的程式，就像生活中的大多数日子一样，平淡无奇，一成不变。
     起止时间会因着季节的变化有所不同。现在是早春二月，清晨六点天色已朦胧，我会在相同的时间起来清练，直到再一个冬季重新开始。
     冬天最好的时光是在一夜下雪之后。空气在那时清洁而略微潮湿，在没有人迹的道路上，铺上了洁白绒毯的大地望不到边际。当脚踏向地面的一刹那，我有一刻犹豫，但当左脚或右脚迈出第一步时，所有的担心即刻烟消云散。只要避开那些道路上的坎坎坷坷，两脚用力均匀的踏在地上，让你跌滑的危险既可降低。这时候道路上人车罕至，没有通常雪后的那种因脚踩车辗的坚硬与湿滑。你可以让每一步踏在松软而踏实的地面，耳边响起有节奏的声音。这声音温柔而体贴，它甚至可以随心所欲的任你变化，让你觉得这世界终于因为你的存在而有所回应。整个冬天是一个没有色彩的季节，只有雪天是个例外。世界因着一场雪而变得如此简单，仿佛只有两种颜色，非黑即白，状如黑白照片。
      进入农历二月某一天清晨，我发现道路旁的池塘在一夜之间消融，农田不再坚硬。我在公园枯黄的草坪上附身看去，有零星的绿草探出它们怯生生的头颅。而人们一如既往的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肉体感受着这个世界的变化。当气候使人们感到不必忍受凛冽寒风的时候，晨练的人们一天天多起来。
      我依然在公园沿着人工湖跑圈，就像一头勤恳的毛驴围着磨盘疾走，只不过半径放大到千倍。全神贯注于身体运动的人们如同默片时代里的电影镜头，做出夸张怪异的姿态，直到一声发自身体的原始声音打破清晨的沉默。人们的吼声成为晨练的的部分，并且有着极强的传染性，直到此起彼复。我对如此简单的抒情报以会心的微笑，但并不打算回应。我在那些原始粗犷或尖利锐耳的吼声中依然可以体会到生命的热情，这些不加掩饰的声音所唤起的生命躁动是犬吠或鸟儿鸣唱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它出自上帝创造的有位格的生命。
      我决定歌唱。
     “看哪海浪轻轻荡漾，心中激起无限幻想……”当我竭力模仿帕瓦罗蒂的时候，我的庄重一定可笑至极。当我唱出《重归苏莲托》的第一句，一位从容大方的年长妇人对我领首含笑道：“你唱的声音很好，多唱可以坚固牙齿，开胸顺气……”我顿时大笑，弯下了腰。我没有告诉她，在几年前，我张口可见的牙齿在一次车祸中消失，现在几乎一半的假的。但我从此不再羞怯，模仿的对象从帕瓦罗蒂，多明哥到盲歌手安德列-波切利。特别是后者，我在一盒CD的封面上看到他虔诚祈祷的姿态，心动不已。他有一付被“上帝亲吻过的嗓子”。
      现在，我不模仿任何人。我只唱《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以得赦免。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
　　瞎眼今得看见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
　　使我心得安慰。
　　初信之时，即蒙恩惠
      真是何等宝贵
 
　   许多危险，试练网罗
　　我已安然经过。
　　靠主恩典，安全不怕
　　更引导我归家。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以得赦免。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
　　瞎眼今得看见。

 

 

       19世纪初，法国政治家托克威尔曾观察美国的民主政治，写下了如下的结论——

　　我在宽敞的港口和广阔的河流里找寻美国的伟大和精神，发觉不在那里。

      我在肥沃的田野和无尽的森林里找寻美国的伟大和精神，发觉不在那里。

　　我在丰富的矿藏和巨大的贸易中找寻美国的伟大和精神，发觉不在那里。

　　我在公立学校制度和学习系统里找寻美国的伟大和精神，发觉不在那里。

　　我在民主议会和无与伦比的宪法中找寻美国的伟大和精神，发觉不在那里。

　　直到我走进美国的教堂，听见所传讲如同火焰的正义，我才明白她精神和力量的秘诀。

　　美国之所以伟大，因为她是个良善的国家。什么时候她失去良善，什么时候她将停止伟大。

      实际上，恐惧倒也没什么，这是最寻常的人性，我自己就是懦夫，所以不会谴责懦夫，我只是不喜欢那些名流高士们装作不是懦夫，也不喜欢那些全无人类基本同情心的“思想家”们。动辄缅怀遥远历史或遥远国度的英雄，却不肯对自己身边的受难者伸出一个援助的手指头，难道学术就是这么用的？这是我到北京之后，精神上第一次受到真正的重创。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不但要独立于政府，更要独立于政府的二奶——如果连脊梁骨都没有，思想又有何用？也许我太刻薄，但我心里有杆秤，这50几号学界名流大鳄（好在我早已忘了他们是谁，他们的名字没有留念价值），只要有一个给我回信，我今天都不会把这件事写出来——当然他们完全可以想办法证明50多人没一个人收到这封信。这让我想起上帝为什么要毁灭索多玛。也正是通过这件事，我明白，造成目前局势的那些罪恶中，也有我的一份。

    “我，还有其他许多人都是被打动我们的书引进了书店，原本只是打算呆一会，但我们却长久的留在那里”。本书的作者美国人刘易斯-布兹比在书中写到。这位先生因为痴迷于于书籍而从事书店行业达17年之久。在《书店的灯光》一书中，他为我们写下了自己关于书与书店的美妙感受。
     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书的封底印上了北京万圣书园墙上的一句话，出版者的创意如同读者之间会心的一瞥，增添了无比的温馨。在去年农历岁末一个阴霾的日子里，我在一家常去的书店里发现了它。封面上的书架如此眼熟，多么与我曾经有过的相似，当我看见书名，几乎不假思索地收入囊中。这是一本随时可以读上几页的书，是一本爱书人写的书。刘易斯写道“十一月，一个阴雨的星期二，临近黄昏。我喜欢在这种时间逛书店——下午短斜的阳光和此刻的安闲将一切拉近了：书架，书，还有在狭窄过道里埋头寻书的三两顾客。柜台里，一个店员对着橱窗发呆，在黄昏高峰来临稍事休息。我来找一本书……”。这是不是每一个爱书人曾经经历过的场景？在如此熟悉的描摹中，你的脉博会不会加速跳动？“我去了城里的数家书店，尽管那里有成百上千种图书，却没有找到可以抚平我的冲动的那本。我并非无书可读；我的床边有一摞没有读过的好书，更何况我的客厅里还有成架的书打算再读。恼火的是我发现我渴望的是“下”一本，但我又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不再试图去分析这种渴望；我屈服于折磨我大半生的痴书症已经很久了。我明白这种“病”况，感到不久就将有所斩获。”这难道不也是我们所患上的病？当刘易斯说书籍是通向自己的过去的鲜活记忆之门，那些强烈的阅读印象起源于某一本书。比如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时，你怎能不怦然心动，在自己的脑海里搜索起早年的记忆？因为爱书而终身与书店结缘，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随便哪家书店，我总是充满一种静静的兴奋。按理我不该如此：我在书店度过了大半生，当过书店店员，也做过出版社的销售代表；即便我退出这个行业后，仍然是个不可救药的书店常客，每周至少要去书店五次。难道我还不厌倦吗？可是，在如此恬谧的早晨，书店陈列的整整齐齐，书架清洁并充满希冀。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家商店——当一家书店开门迎客，世界的其他部分也随之而来。”当然，不是所有爱书的人都会从事与书相关的事业，但当读书成为一种终身的习惯时，书店就与我们的生命习习相关。
     从书到书店，这几乎是刘易斯生命经历的全部。做为一个与书店打交道17年的爱书者，经营者和图书发行人，他给我们写下了许多关于书及书店的故事与感受。
   “我一直认为，图书承载着我们的思想和想象，使它们充实人间；一个书店就是一座城市，我们日臻完善的精神自我居住在其中。”
   “伊利亚斯•卡内提（Elias Canetti）曾将咖啡馆描述为我们 “在人群中独处”的地方，我一直认为这句话也适合于书店。这种独处和会聚实在是可爱的搭配，就好像书店在消解图书的孤独。
   “书店的吸引来自诸多层面，所以我们必须静下心来。我们在其他顾客中穿行，细细地浏览书架，感觉敞开的门外一阵细雨掠过，一时间不太确定我们究竟要找什么。找到了！在桌上的书堆里，或是在书架满是灰尘的最下层，我们偶然发现了它。这不过是一本寻常的书。这种书可能印了5000册、5万册，甚至50万册，但这一本就像是专门为我们定制的。我么翻开第一页，于是宇宙也随之开启。”
　“当然，我不仅仅是为买一本新书而去书店。逛书店本身令人兴奋，我知道我想呆多久就可以呆多久。书店的潜规则与其他零售行业不同。虽然书店多为私人经营，却重视公众对时间和空间的要求。书店不限制你的逗留——它本身就是供人流连的地方，时间长短由人自便。书店的这种行业性的闲适部分来自它所销售的商品——书不是那种急功近利的产品，他们需要时间；写书很慢，出书很慢，读书也很慢。一本400页的小说也许要数年才能完成，出版的时间可能更长，即便买回家，读者也许隔上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才会坐下来读上几个小时。”
   “书店向来是交换时代思想的市场，在塑造公众话语方面起到促成的作用。书店经常是捍卫言论自由权力的阵地。”
   “书经久耐看，可以用而无损。书不需要燃料、食物或服务；它既不会自己弄脏也不会闹出动静。书可以反复读，然后传给朋友，或再卖掉。书不易碎，不怕冻，沾满沙子也照样能读。即使掉到浴缸里，晾干了，就万事大吉。如果书脊开裂了，书页掉了，只要在一阵风光顾前将它们整理好，用胶带粘上就行。书的平民性质中最重要的是：除了识字外，看书不需要其他特别的训练------”
    关于书和书店，有谁比刘易斯写得更好呢？在这个冷寂的世界里，“书籍是朋友,我们并不孤独”。

 

     晚上七点，四个村民来看传教士们，告诉他们太原的消息：那里的传教士们都被杀了，是在星期一被杀的。他们从法尔定的房子出来，被领到衙门附近的房子里，山西巡抚毓贤也到场了，他们一一被杀。没有人在屠刀面前畏惧，他们平静地走向侩子手，甚至没有一声争辩，只有几个幼童看见他们的父母倒在血泊中时吓得哭起来了，但没有一个孩子幸免于难。太原的新教传教士中，洛维特太太是最后一个被杀的，她怀里还抱着幼小的杰克。只有她在被杀之前，为那些平静受死的传教士，包括自己被杀的丈夫，也为自己喊出一个谁也不敢回答的问题：“我们到中国来，带给你们的是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我们并没有人害你们，所做的是为了你们的好处。为什么要如此待我们？”行刑的士兵一声不响，第一刀落在她的脖子上，但砍的不深，她没有死，只好再补上一刀。婴孩杰克随后也被杀了。他们被杀之后，又有天主教的十二个人被杀。同天被杀的还有内地会的一对传教士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还有外地押解来的一些传教士。连六月二十七日被烧死的爱蒂丝在内，在太原府殉道的共有四十六人。

     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又到了每周一次的学习时间。我一直在想，能不能让我们有限的学习时间成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就是说让我们的学习能够帮助自已打开眼界，接受更多更好的文化信息，来认识了解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我想，如果有这样的途径的话，那么读书是最好的捷径了。所以今天我们不妨利用这个时间开一次读书讲座，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本书。
     大家知道，无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出版一本书都会在书的封面上印上作者的名字，然后在序言或前言中写下出版该书的主旨。从这一点来说，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很奇特。它从开始到结尾就是六十六卷的内容文本。它在世界上已翻译成二千二百三十三种语言。据它的国外出版机构说，仅在一九八九年一年之间，这本书在全世界就发行了七亿册。在亚洲，它的发行量也同样巨大。1996年2月18日的韩国中央日报说，圣经在韩国销售量为第一，已经销售了六千多万册（全国人口是4千多万）。这些是1996年的报纸上刊登的，如果是现在的话，我想会比这个销售数字多得多。前几年，国内有关机构说，这本书在国内的发行量为每年大约二百多万册。但是你在所有的新华书店都买不到。那就是说，在这个国家，它不准公开销售，它二百万册的发行量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2009年1月21日，看过电视转播的人都记得，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会山庄的阳台上，手按一本书向他的国家庄严宣誓就职。事实上，历届美国总统都是这么做的，而奥巴马按手在其上的这本书，正是林肯于1861年就职时所使用的那本。
     说到这里，在坐的可能有的已经知道了，这本书就是《圣经》。
     今天给大家介绍《圣经》是从文化的角度来阐释的，我仅仅是把它当作一本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书介绍给大家。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信仰者，就是基督徒的话，他会说文化根本没有资格解释《圣经》，相比信仰来说，文化是一种更低层次的东西。事实上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离开信仰谈《圣经》，起码是不完全的。在介绍这本书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一个青年人由于他的家乡内蒙遭受了旱灾，草场枯萎，庄稼欠收。在饥荒的逼迫下，他只好背井离乡“走口内”，来到晋西北谋生。在坐的大家可能只知道山西人在过去的年代里“走西口”，却不知道“口外”人走“口内”。“走西口”也好，“走口外”也好，其实就是寻找生活的出路，就是流民迁徙。中国是一个灾变频繁的国家，一有天灾人祸，人们只能逃到相对容量谋生的地方去。于是，这个年青人就来到了现在我们忻州市所辖的宁武。站在当时只有几间商铺的小城街道上，他四顾茫然，不知道该去哪里。这时，在街道的旁边，他发现了一个挂着十字架的院落，于是，他硬着头皮扣响了大门……从那时起，一个由瑞典传教士开设的小教堂收留了他。他在教堂里当洗衣工，打杂，但能挣到足够养活自己的报酬。他逐渐安顿下来，娶妻生子。在这个过程中，他生命中发生的另一个重大改变就是他学会了识字。我们知道，一个从未受过教育的成年人，要学会识字读书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曾经化大力气动员社会力量办扫盲班，来扫除社会文盲，但成效甚微。但这个从娘胎里出来就没有上过一天学的“流民”，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盲流”却在一个高鼻梁，黄头发的北欧人的指导下学会了识别汉字。而他的识字课本就是《圣经》。讲到这里，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年青的“盲流”就是我的外祖父，我们这里称佬爷，南方人叫外公。在我小的时候，我常常看到我的佬爷在阅读《圣经》，而他手中的那本《圣经》在字里行间密密麻麻批注了不少的英文，间或，我的佬爷嘴里也会嘣出一句外语。他说，书上的外国字，就是那位瑞典牧师留下的。一个外国人教会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识别汉字，这件事让我在很长时间里无法理解，从而引出许多话题，比如，那些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他们做了什么？关于前一个问题，我的佬爷回答的非常简单也非常干脆：是上帝要他们来的！而后一个问题又比较复杂。上学的时候，我们的教课书告诉我们，外国传教士来中国是打着宗教的旗号搞侵略。随着阅历的增加，我们知道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同时,带来不少好东西。比如现代教育，医疗卫生，慈善事业以及男女平等的观念。为什么说中国的现代教育是外国传教士带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外国传教士带入新的教育模式之前，我们没有公共教育，只有传统的“私塾”。基督教改教运动以后的新教，与教育有密切的联系，无论它们传到那里，都影响到学校的建成，对教育的普及造成很大冲击。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这些教育模式都是传教士带来的。我们科室的小韩是山西农大毕业的，我曾对她讲，你母校前身就是一所教会学校叫山西铭贤学校。庚子年间，美国欧柏林大学的传教士在太谷县被杀。太谷人孔祥熙留学德国，抛下哲学、神学学位，回到偏僻家乡传道、办学。他拿到欧柏林大学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山西基金，回老家创办了这间教会学校，开创农业教育，以纪念那位外国先贤。学校的校训是“学以事人”。 “学以事人”的背景故事就出于《圣经》。所以你那个母校不管它现在叫什么，都与《圣经》和基督教脱不了关系。还有我们现在的山西大学，就是在“庚子教案”以后由英国浸信会传教士李奇摩太与中国人合办的，最初称为“山西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之一。当然，外国一些著名的大学与《圣经》的联系就更多了。特别在美国，建国之初的那些前辈先贤们为了让所有的人读圣经，以明白圣经的教义和信仰起见，学校和大学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各地冒出来。哈佛、耶鲁、达特茅斯、哥伦比亚、普林斯顿以及其它优秀的大学无不有基督教的背景和起源。如果你能明白《圣经》与教育密不可分的关系，就不难明白一个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在一个外国传教士的指导之下能够学会识别汉字。像我的外祖爷这样的处于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能够学会识字读书是一个了不起的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圣经》使他接受了所启示的信仰，支撑他在今后半个世纪的苦难生涯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中坦然无惧的生活下去。我这里告诉大家的不是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充斥媒体报刊的所谓成功的故事，财富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敬虔的故事。在这里，我很赞同美国一位人文学者布鲁姆在其所著《美国封闭的心灵》一书中所说的一段话：我不认为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包括我那些受美国教育，获得博士头衔的堂兄弟们，会比我的祖父母拥有更佳的学识。当这些人谈及天堂地狱、男女关系、亲子关系、人类的景况时，我只听到一堆陈腔滥调、肤浅的观点，和讥讽......遵守圣经的生活比较接近真理......圣经不只能提供心灵一切所需，甚且也没有一本书有如此的企图和份量，即便一个人恭谨她读其它的书，心灵也是枉然。
     说《圣经》启迪了社会每一个阶层的人，并不是夸大事实。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些世界名人对《圣经》的评价给大家听：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Lord Francis Bacon, 1561～1626）说：“从世界历史来看，任何宗教，任何法治，都不能和基督圣道，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因为只有圣经，才能使国家社会蒙受最大的福祉。”
     法国自由思想家卢梭（就是写《忏悔录》那位，有年轻朋友大概读过）（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说：“圣经的庄严，令人崇敬，福音之纯洁，使余心折，读了圣经，则一切哲学的著作，便成为卑无高论，不堪比拟。圣经深入显出，因浅明的笔法，传至高的真理，其文章之精纯隽永，其训诲之令人诚服，其格言之发人深思，其论辩之富有机智，其导向之微妙得体，决非凡人之手笔所能臻此。”
     德国文学家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说：“我一切深刻的思想，乃是从我对圣经的信仰而来，我的道德生活和文学著作，都是从圣经得到指示，圣经乃是我一生最可靠雄厚的资本，真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我深信福音，乃是绝对的，千真万确的记载，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人格，崇高伟大的光辉，都从福音里放射出来，这种光辉是神圣的，只有从真神上帝才能表现出来。”
     英国大科学家牛顿（Sir Isaac Newton 1642～1727）说：“我们应把上帝的话－－圣经，视为至高无上的哲学，据我研究的结果，圣经记载之信而有征，实远非世俗的历史所能比拟。”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 1847～1931）说：“我认为圣经的宝训，乃是人类行为最崇高伟大的规范，亦为指示人生的道路，不可须臾或离的指南。”
     美国总统里根说：“我坚信在圣经纸页里的永恒价值，对于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的国家，都有极大的意义，圣经可以深入我们的内心，支配我们的心志，振奋我们的灵性。”
     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说：“你们也许读过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你们的光要照亮别人，使大家能知道应走的道路，你们要把你们所受的传授别人，这样你们的光就能普照人间。”
  类似的话不胜枚举。以上只是一小部分的评论。当然，《圣经》也有反对者，不妨也介绍给大家。18世纪法国有一个人文思想家叫伏尔泰，这个人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在当代中国一直风行，常被引用。大家想不想听？在坐的也许知道的也不少。他的这句话就是：“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这句话好不好？当然好！它代表了人类言论权利观念的产生和文明观念的进步。不过，这个人对《圣经》也说过不好的话。他说（大意是）随着人们科学的进步，曾经解释不了的的问题都会得到答案。用不了五十年《圣经》就会消失，人们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但是你知道在他死后发生了什么事？他生前在瑞士的住所被瑞士圣经公会买下，成为印刷《圣经》的工场。几百年过去了，直到今天那里每天都在印刷《圣经》，而他自己的著作在世界上已经没几个人读了。上帝实实在在跟他开了个玩笑！
     大家听了好半天也没有听到《圣经》究竟是怎样写成的，现在我告诉大家。我在这里一直在讲《圣经》是一本书，其实，它由６６本不同的書卷所組成的合集，習慣上我們稱之爲《聖經》。全本《聖經》分爲兩個部分：即《舊約全書》與《新約全書》，前者簡稱《舊約》後者簡稱《新約》。《舊約》共有３９卷書，《新約》則由２７卷書組成。很好記憶：三九二十七。若將這些書卷進一步分類，那《舊約》則有：摩西五經、歷史書、詩歌與先知書；而新約則有：福音書、使徒書信、啓示錄等。整本《聖經》共由近四十位作者在不同的時代與地點寫成。旧约占4分之3，新约占4分之1。旧约是公元前1500年开始，公元前400年之间记录完成的，新约是耶稣诞生后100年之间记录完成的。那麽《聖經》的作者們都是些什麽人呢？他们活在不同的年代，居住在世界不同的角落，生在不同的国家，例如巴勒斯坦、巴比伦、希腊、罗马、小亚细亚，可能还包括阿拉伯。他们用不同的文字书写--希伯来文、希腊文和亚兰文(Aramaic)--而且成书的时间横跨了十六个世纪之久。他們中間有富有智慧學問的摩西、有身經百戰的約書亞、有從牧羊童到以色列國王的大衛王、有把以色列國推向世界頂盛的大衛王的兒子所羅門、有流亡在外在巴比倫爲相三朝的但以理；有牧民阿摩斯；有稅官馬太、醫生路加；打漁出身的彼得；法利賽人保羅，還有許多身世經驗各不相的作者，將近四十位。
     虽然成书时间跨度将近一千六百年，但它前后的一致性是令人惊奇的。记住，没有哪一家出版社委托过谁写这本书；没有哪一位编辑在为此书做策划；没有哪一群编辑委员预先看出圣经各式各样的发展，也没有谁为这些不同的作者编列大纲，再者，圣经里充满了各种文体，举凡韵文和诗歌、历史和法律、传记和游记、家谱和神学，当然也包括哲学。另外，从某种角度来看．自创世记到启示录，圣经中所有的元素紧密串联，汇集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一至性。
     从以上所讲的情形来看，《圣经》确实是一本“书中之书”，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它不是文学，但其中文笔的独特和优美是举世公认的，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的题材直接来源于圣经，更多的则从圣经中获得取之不尽的文学滋养。它不是哲学，但却是被哲学家引用最多，也讨论最多的一本书。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斯多德的著作，都无法与之匹敌。由圣经涌出的哲学潮流，历经两千年，至今依然经久不衰。它不是历史，但圣经中关于犹太古史的记载，无论从详尽还是可靠来说，都远远超过其他民族的古史书。我想，在坐的绝大多数没有读过《圣经》，但《圣经》中的一些故事和人物一定耳熟能详。比如亚当和夏娃，约伯的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等。在坐的多是年轻朋友，你们喜欢谈爱情是不是？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书比《圣经》谈的更好！《圣经》中有一卷书叫《雅歌》，仅从字面意义上看，它是世界上最美的爱情篇章。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读一段好不好？《雅歌》8章6至7节：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  爱情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关于谈论爱情本质的文字能与《雅歌》中的这几节相媲美。春节期间的一天，当我读到这两节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迫切与人分享的感动。于是我就把这两节通过手机发给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是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是我通过网络认识的，他在我们这个城市有工作，也短暂地在师院当过代课老师。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他成了北漂一族。他回信说，为了这句话，他现在就要开始读《圣经》了。
    现在，我要结束我们这次讲座了。我想告诉大家，凡出生在这世上的人都有必要深思和需要解决一些重要问题，而这个世界也有一些比我们更伟大的存在，需要我们以敬畏之心来对待。我本人相信《圣经》已经提供了可能的答案。我认为，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和圣经比较。没有书像圣经一样改变了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文化，和那么多的国家。没有任何一本书启发了那么多高尚的事业。无论在坐的各位是不是信仰者，我不希望你在没有读过这本书之前就同意我的看法；更不希望你未经思索就拒绝我的观点。在这里，我唯一的忠告就是：打开，并且阅读！

 
     各位同胞：

     今天我站在这里，为眼前的重责大任感到谦卑，对各位的信任心怀感激，对先贤的牺牲铭记在心。我要谢谢布什总统为这个国家的服务，也感谢他在政权转移期间的宽厚和配合。

     四十四位美国人发表过总统就职誓言，这些誓词或是在繁荣富强及和平宁静之际发表，或是在乌云密布，时局动荡之时。在艰困的时候，美国能箕裘相继，不仅因为居高位者有能力或愿景，也因为人民持续对先人的抱负有信心，也忠于创建我国的法统。

     因此，美国才能承继下来。因此，这一代美国人必须承继下去。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正置身危机核心，我国正处于对抗深远暴力和憎恨的战争。我们的经济元气大伤，是某些人贪婪且不负责任的后果，也是大众未能做出艰难的选择，为国家进入新时代做淮备所致。许多人失去房子，丢了工作，生意垮了。我们的医疗照护太昂贵，学校教育辜负了许多人。每天都有更多证据显示，我们利用能源的方式壮大我们的对手，威胁我们的星球。

     这些都是得自资料和统计数据的危机指标。比较无法测量但同样深沉的，是举国信心尽失─持续担心美国将无可避免地衰退，也害怕下一代一定会眼界变低。

     今天我要告诉各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真的，挑战非常严重，且不在少数。它们不是可以轻易，或在短时间内解决。但是，美国要了解，这些挑战会被解决。

     在这一天，我们聚在一起，因为我们选择希望而非恐惧，有意义的团结而非纷争和不合。

     在这一天，我们来此宣示，那些无用的抱怨和虚伪的承诺已终结，那些扭曲我们政治已久的相互指控和陈旧教条已终结。

     我们仍是个年轻的国家，但借用圣经的话，摆脱幼稚事物的时刻到来了，重申我们坚忍精神的时刻到来了，选择我们更好的历史，实践那种代代传承的珍贵权利，那种高贵的理念：就是上帝的应许，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追求全然的幸福。

     再次肯定我们国家的伟大，我们了解伟大绝非赐予而来，必须努力达成。我们的旅程从来就不是抄捷径或很容易就满足。这条路一直都不是给不勇敢的人走的，那些偏好逸乐胜过工作，或者只想追求名利就满足的人。恰恰相反，走这条路的始终是勇于冒险的人，做事的人，成事的人，其中有些人很出名，但更常见的是在各自岗位上的男男女女无名英雄，在这条漫长崎区的道路上支撑我们，迈向繁荣与自由。

     为了我们，他们携带很少的家当，远渡重洋，追寻新生活。

     为了我们，他们胼手胝足，在西部安顿下来；忍受风吹雨打，筚路蓝缕。

     为了我们，他们奋斗不懈，在康科特和盖茨堡，诺曼地和溪山等地葬身。

     前人不断的奋斗与牺牲，直到双手皮开肉绽，我们才能享有比较好的生活。他们将美国视为大于所有个人企图心总和的整体，超越出身、财富或小圈圈的差异。

     这是我们今天继续前进的旅程。我们仍旧是全球最繁荣强盛的国家。这场危机爆发时，我们的劳工生产力并未减弱。我们的心智一样创新，我们的产品和劳务和上周或上个月或去年相比，一样是必需品。我们的能力并未减损。但是我们墨守成规、维护狭小利益、推迟引人不悦的决定，这段时期肯定已经过去。从今天起，我们必须重新出发、再次展开再造美国的工程。

     我们无论朝何处望去，都有工作必须完成。经济情势需要大胆、迅速的行动，我们将有所行动，不光是创造新工作，更要奠定成长的新基础。我们将造桥铺路，为企业兴建电力网格与数位线路，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将让科学回归合适的用途，运用科技的奇蹟来提高医疗品质并降低费用。我们将利用太阳能、风力和土壤作为汽车的燃料和工厂的能源。我们将让中小学及大专院校转型，因应新时代的需要。这些我们可以作到。我们也将会作到。

     现在，有人质疑我们的企图心规模，暗示说我们的体系无法承受太多的大计画。这些人的记性不好。因为他们忘记了这个国家已经完成的成就，当创造力朝同一个目标发展，不受约束的男男女女可以完成何等成就，必要的是勇气。

     怀疑者无法理解的是他们的主张已经站不住脚，长期以来折磨我们的陈腐政治争议已经行不通。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政府太大或太小，而是有无功效，是否能帮助家庭找到薪水不错的工作，支付得起照顾费用，有尊严的退休。哪个方向能够提供肯定的答案，我们就往那里走。答案是否定的地方，计画就会停止。所有我们这些管理大众金钱的人都将负起责任，花钱要精明，改掉恶习，正大光明作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建政府与人民间最重要的信任。

     我们眼前的问题也不是说市场的力量是善或恶。市场创造财富和增加自由的力量无与伦比，但是这场危机提醒我们没有监督时，市场发展将失控，当市场只偏爱有钱人时，国家无法永续繁荣。我们经济成功的依据，不只是国内生产毛额的规模，还有繁荣可及的范围，以及我们将机会拓展给每个愿意打拼的人，不是因为施舍，而是因为这就是达到我们共同利益最稳健的途径。

     至于我们的共同防卫，我们认为必须在我们的自由和理想之间作一抉择是不确实的，我们拒绝接受。我们建国诸父在我们难以想像的危难之中。拟具了确保法治和人权的宪章，被一代代以鲜血扩大充实的宪章。这些理想依然照亮这个世界，我们不会为了便宜行事而扬弃它。同样地，今日在观看此情此景的其他民族和政府，从最宏伟的都城到家父出生的小村庄，我要说：任何一个国家、男、女、和孩童，只要你在追求一个和平且有尊严的未来，美国就是你的朋友，我们淮备再次带领大家。

     回想先前的世代力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靠的除了飞弹和战车之外，还有强固的联盟和持久的信念。他们知道单单力量本身不足以让我们自保，也不能让我们为所欲为。相反地，他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因为谨慎使用而增强，我们的安全源自我们理想的正当性，我们所树立楷模的力量，以及谦逊和克制所具有的调和特质。

    我们是这些遗产的保存者。在这些原则的再次指引下，我们可以面对那些新的威胁，这些威胁有赖国与国间更大的合作与谅解方能因应。我们将开始以负责任的方式把伊拉克还给它的人民，并在阿富汗建立赢来不易的和平。我们会努力不懈地与老朋友和昔日的对手合作，以减轻核子威胁，和地球的暖化。我们不会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道歉，也会毫不动摇地保护它，对那些想要藉由带来恐怖与杀害无辜以遂其目的者，我们现在告诉你，我们的精神强过你们，无法摧折，你们不可能比我们长久，我们必定打败你们。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拼装组合而成的遗产是我们的强处，而非弱点。我们是由基督徒和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印度教徒，以及非信徒组成的国家。我们由取自世界四面八方的各种语文和文化所形塑。而且由於我们曾尝过内战和种族隔离的苦果，并且在走出那黑暗时期之後变得更坚强和团结，这让我们不得不相信旧日的仇恨终究会过去，部族之间的界线很快就会泯灭。随着世界越来越小，我们共通的人性也会彰显，而美国必须扮演引进新和平时代的角色。

    对穆斯林世界，我们寻求一种新的前进方式，以共同的利益和尊重为基础。那些想播植冲突并把自己社会的问题怪罪於西方的领袖，须知你的国民藉以判断你的，是你能建立什麽，而非你能毁坏什麽。那些靠着贪腐欺骗和箝制异己保住权势的人，须知你门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而只要你愿意松手，我们就会帮忙。

    那些穷国的人民，我们保证会和你们合作，让们的农场丰收，让清流涌入，滋补饿坏的身体，喂养饥饿的心灵。而对那些和我们一样比较富裕的国家，我要说，我们不能再对国界以外的苦痛视而不见，也不能再消耗世上的资源而不计後果。因为世界已经变了，我们也要跟着改变。

    在我们思索眼前道路的此际，我们以谦虚感激的心想到，有些勇敢的美国同胞正在遥远的沙漠和山岭上巡逻。今天他们有话要对我们说，就和躺在阿灵顿（公墓）的英雄们世世代代轻声诉说的一样。我们尊荣他们，不只因为他们扞卫我们的自由，更因为他们代表着服务的精神；愿意在比自己更大的事物上找寻意义。而在此刻，能够界定一个世代的此刻，必须常驻你我心中的，正是这种精神。

    即使政府能做和必须做，这个国家最终仍得靠美国人民的信念与决心。在堤防决堤时，是人们的善心，让他们招待陌生人。是工作人员的无私，让他们宁可减工时，也不愿看到朋友失业，陪伴我们度过最黑暗时期。是消防员的勇气，让他们冲进满是浓烟的楼梯间。是父母心甘情愿培育孩子，最终决定我们的命运。

    我们的挑战也许是新的，我们迎接挑战的工具也许是新的，但我们赖以成功的价值观─辛勤工作和诚实、勇气和公平竞争、容忍和好奇心、忠实和爱国心─这些都是固有的。这些价值是真实的，是我们历史上进步的沈默力量。我们有必要找回这些真实价值。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勇於负责的新时代，每一个美国人都体认到我们对自己、对国家、对世界负有责任，我们不是不情愿地接受这些责任，而是欣然接受，坚信没有什麽比全力以赴完成艰难的工作，更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更能找到自我。

    这是公民的代价和承诺。

    这是我们信心的来源，体认上帝召唤我们创造不确定的命运。

    这是我们的自由和信条的真谛，为什麽不同种族和信仰的男女老幼能在这个大草坪上共同庆祝，为什麽一个人的父亲在不到六十年前也许还不能进当地的餐厅用餐，现在却能站在你们面前做最神圣的宣誓。

    让我们记住这一天，记住我们是谁、我们走了多远。在美国诞生这一年，在最寒冷的几个月，在结冰的河岸，一群爱国人士抱着垂死的同志。首都弃守，敌人进逼，雪沾了血。在那时，我们革命的成果受到质疑，我们的国父下令向人民宣读这段话：

    「让这段话流传后世，在深冬，只剩下希望和美德，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面临共同危险，站起来迎向它。」

    美国，面对我们共同的危险，在这个艰困的冬天，让我们记得这些永恒的话语。怀着希望和美德，让我们再度冲破结冰的逆流，度过接下来可能来临的暴风雪。让我们孩子的孩子继续流传下去，说我们受到考验时，我们拒绝让旅程结束，我们不回头，也不踌躇；眼睛注视着远方，上帝的恩典降临我们，我们带着自由这个伟大的礼物，安全送达未来的世世代代。
 

       当地时间15日晚上8时（北京时间16日9时），美国总统布什向全国发表电视告别演说，反思911恐怖袭击以及布什政府八年来为反恐所做的努力。布什的演说耗时10至15分钟，谈及他在总统生涯中获得的经验教训，以及他对未来的看法。

各位公民：八年来，我有幸担任你们的总统。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一段意义重大的时期——一个时间分界点。今晚，我怀着一颗感谢的心，请求一个最后的机会，就我们一起走过的旅程以及国家的未来，与诸位分享一些想法。五天后，世界将目睹美国民主的活力。按照我们立国时的传统，总统之位将传给你们——美国人民所选择的继任者。站在国会山的台阶上的，将是一个其故事可以说明我们国家持久承诺的人。这是我们全国的希望与骄傲的深刻。我和所有美国人一起，向总统当选人奥巴马、他的妻子米歇儿以及他们两个美丽的女儿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今晚，我满怀感激——感激副总统切尼以及行政成员们；感谢劳拉，她给这个家带来欢乐，给我的生活带来爱；感谢我们了不起的女儿芭芭拉和詹娜；感谢我的父母亲，他们的榜样为我提供了毕生的力量。最重要的是，我感谢美国人民给我的信任。我感谢你们的祈祷鼓舞了我的灵魂。我感谢你们在过去八年让我目睹了无数体现勇气、慷慨与仁慈的行动。

今晚，我的思绪回到我站在这个地方向你们致辞的第一个晚上——2001年9月11日。那天早上，恐怖分子夺走了近3000性命，这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遭遇的最严重的袭击。我记得于三天后站在世贸中心的废墟中的情形，周围是全天候工作的救援人员。

我记得我跟那些在五角大楼烟雾弥漫的走廊里工作的勇敢灵魂谈话，跟那些登上93号航班最终成为英雄的人们的妻子们谈话。我记得阿琳·霍华德（Arlene Howard），她把已经陨落的儿子的警察勋章给了我，提醒我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仍然戴着他的徽章。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美国人可以回归911之前的生活，但我就不能。每天早上，我都收到一份关于我国面临威胁的简报。我发誓要尽我所能保证我们的安全。

在过去七年，一个新的国土安全部成立了。军队、情报界以及FBI已经警告改造。我们的国家装备了新的工具去监控恐怖分子的活动，冻结他们的金融，打破他们的阴谋。而且在强大盟友的支持下，我们向恐怖分子以及那些支持他们的人们发起了战斗。

  　阿富汗已经从塔利班窝藏基地组织、在大街上对妇女行石刑的国家变成一个年轻的民主体，与恐怖主义斗争，鼓励女孩子去上学。伊拉克已经从一个残暴的独裁国家和美国的死敌变成一个位于中东之心的阿拉伯民主体，变成美国的朋友。

很多这些决定引起合法性的争论，但其结果却是无须争论的。七年多里，美国领土没有再遭遇又一次恐怖袭击。这要归功于那些日夜辛勤工作保卫我们的安全的人们——执法人员，情报分析家，国土安全和外交人员，以及美国武装部队的男女成员。

在危险时刻，公民自愿捍卫国家，这是我们国家之福。我珍惜与这些无私的爱国者以及他们的家人的会晤。美国欠你们一份感激。致今晚所有在聆听的全体男女军人：作为你们的三军总司令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我们的部队发起的战斗属于更为广泛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制度之间的斗争的一部分。在其中一种制度下，一小撮狂热分子要求全体服从一种压制性的意识形态，迫使妇女卑屈，杀害不信仰者。而另一种制度则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自由是万能的上帝赋予所有人的礼物，自由与正义照亮和平之路。

这是我们的立国信仰。从长期来看，推广这种信仰是保护我们公民的唯一可行办法。当人们生活在自由之中，他们就不会愿意选择追求恐怖主义运动的领袖。当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就不会愿意把生命交给暴力与极端主义。因此，美国在全世界推广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以及人的尊严。我们支持异见人士及年轻的民主体，提供爱滋病药物让濒临死亡的病人恢复生机，不让疟疾伤害母亲与婴儿。这个仅为自由而生的伟大共和国带领世界走向自由属于所有国家的新时期。

     八年来，我们还努力扩大国内的机会与希望。在全国，学生们正起来满足公立学校提高了的标准。一种新的医疗处方药福利正为长者及残疾人带来内心的平静。每一个纳税人要支付的收入税减少了。

透过以信仰为基础的项目，上瘾者与受苦者找到了新希望。脆弱的生命得到更好的保护。用于退伍军人的资金几乎翻了一番。美国的空气、水和陆地更加清洁。而且联邦法官席上有了像法官阿利托（Sam Alito）和首席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这样睿智的新成员。

当我们的繁荣面临挑战，我们起来面对。面对金融崩溃的前景，我们采取了果断措施保护我们的经济。努力工作的家庭面临非常困难的时刻，但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损失会严重得多。所有美国人团结在一起，凭着决心以及努力的工作，我们将让经济重上增长之路。我们将再一次向世界展示美国自由企业体系的弹性。

和此前负责这个办公室所有人一样，我曾经历挫折。如果还有机会，在一些事情上我会改变做法。然而，我在做事的时候总是心怀我们国家的最佳利益。我按照我的良心，并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你可能不会同意我所作出的一些艰难决定。但我希望你们明白我愿意作出这些艰难的决定。

未来十年，我们的国家将面临更多艰难的选择，一些指引性的原则可以指明我们的方向。

　尽管我们的国家比七年前安全，我们的民众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仍然是再度发生的恐怖袭击。我们的敌人很有耐心，决心再次袭击。美国没有寻求挑起冲突，也不应该遭受这些冲突。但我们已经肩负庄严的责任，我们必须面对。我们必须抵制自满。我们必须保持决心。我们绝不能放松警惕。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继续怀着信心与明确的目标与世界接触。面对海外的威胁，转向内部寻求安慰是很有诱惑力的。但是我们必须拒绝孤立主义及作为其同伴的保护主义。在21世纪，国内的安全与繁荣有赖于自由在海外的扩大。如果美国不带领自由事业，这项事业就得不到指引。

在我们解决这些挑战——以及其他一些我们无法在今晚预测的挑战时，美国必须维持我们的道德明确性。我经常跟你们说善与恶。这令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但善恶存在于世上，两者之间不会有任何妥协。无论在何时何地，把杀害无辜者作为推广意识形态的手段都是错误的做法。

让人们摆脱压迫和绝望是永远正确的。国家必须继续为正义和真理发言。我们必须始终愿意行动起来捍卫它们，推进和平的事业。

杰斐逊总统曾写道，“我喜欢未来的梦想更甚于过去的历史。”在我离开这个他于两个世纪前所在的地方时，我赞成他的这种乐观精神。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充满活力、不断成长和自我更新。甚至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都会放眼前面广阔的地平线。

我对美国的诺言有信心，因为我知道我们人民的特质。这是一个鼓励移民为自由的梦想而冒险的国家。这是一个公民可以在危险的时刻表现平静，在苦难面前展示怜悯的国家。我们看到，我们周围就有美国特质的榜样。劳拉和我已经邀请当中一些人今晚到白宫。

我们看到里卡斯钠博士（Dr. Tony Recasner）的美国特质，这位校长在卡特里娜飓风的废墟中开办一所新的特许学校。我们看到麦地那（Julio Medina）身上的美国特质，这位前囚犯带领一个以信仰为基础的项目，帮助囚犯重回社会。我们在上士麦达德（Staff Sergeant Aubrey McDade）身上的美国特质，他负责伊拉克的一次埋伏并拯救了三名同伴的海军陆战队队员。

　　我们在克里斯托夫（Bill Krissoff）这位来自加州的外科医生身上看到美国特质。他的儿子内森（Nathan）是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伊拉克献出了生命。当我和克里斯托夫及其家人会面时，他带来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新闻：他告诉我，他像加入海军医疗队以纪念他的儿子。这位好人60岁了——比年龄上限大了18岁。

但他的豁免申请得到了批准，而且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已经接受战地医学训练。克里斯夫少校今晚不能出席，因为他很快就要部署到伊拉克，在那里，他将帮忙拯救美国受伤的勇士，维护他已逝儿子的遗产。

从这些公民身上，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最美好的一面——弹性与希望，关怀与强大。这些优点让我对美国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我们曾面临危险与考验，前面还会有更多危险与考验。但凭着人民的勇气，以及我们对理想的信心，这个伟大的国家永不疲惫……永不动摇……永不失败。

　担任你们的总统是我一生的荣幸。我们有过好日子也有过艰难日子。但每一天，我都因我们国家的伟大而受到鼓舞，都因我们民众的善良感到振奋。能够代表我们所爱的这个国家，这是我的福份。我将永远为一个比其他任何头衔更有意义的身份而感到荣幸：美利坚合众国公民。

　最后，我的美国同胞们：晚安。愿上帝保佑白宫和我们的下一任总统。愿上帝保佑你们和我们了不起的国家。谢谢你们。

     鲁国平先生写了一篇《韩寒的08年度公民责任奖，非发不可吗？》（多个网站可见），批评公盟给韩寒发奖是因为公盟做事太少、知名度太低，凑个奖项来借韩寒出名。

     对于这种基于误解的批评，公盟自然不屑于自辩，我非公盟人，但公盟这些年来大致做了些什么我还是略知一二，所以越俎代庖说几句，倘若说得不到位，想必公盟同仁们会原谅我的。

     公盟是2003年成立的，前身是阳光宪政网，其宗旨是以公开的公民行动推动中国的和平宪政事业，其创始人是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就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建议书的许志永先生、滕彪先生和俞江先生。成立这一NGO性质的组织之后，公盟开始了切实推进中国和平宪政改革的具体行动，举其大者，有推动基层直选、代理孙大午案、代理南方都市报案、代理陈光诚案、提出关于信访的建言报告、帮助被搬迁户维权、户籍制度改革立法研究、帮助三鹿奶粉受害者索赔、推动律协直选、调查黑监狱等等（部分详情可见《公盟成长足迹》http://www.gongmeng.cn/com_3.php）。

     正是在上述但不限于上述工作中，公盟的一些工作人员，如许志永、滕彪、郭玉闪等人，在具体行动中担当了比绝大部分如我这种书斋空谈者更多的公民责任和社会道义，而且他们勇于甚至默默地承受着来自政府各种暂时的误解乃至伤害，有些情况下，连基本的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许志永先生曾多次遭到政府工作人员野蛮的肢体攻击，而滕彪先生则因其多年来的公民担当曾经“被失踪”数天，郭玉闪先生也屡遭“出有车，入有从”的特别待遇。

     公盟作为一个组织，在温和与执着地推进和平宪政的过程中，遭受过种种不为人知的不公平待遇，但公盟依然不改初衷，尤令人钦佩。

     也许是出于我自己的私心谬见，也许是因为我孤陋寡闻，在目前中国各类NGO组织中，我以为相对而言，在以维权为主要手段推进公民社会方面，公盟可能做得最扎实最具体最有法意识担当，且理念中正、行动公开。不过，由于目前中国的言论自由度还很有限，公盟的大量活动无法得到全面充分的宣传，所以公盟确实知名度不高，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有这组织的存在，我想这不是因为他们做少了，而恰是因为他们做得很多，从而获得的一个合乎目前国情的低名待遇。

     给韩寒颁奖，据我所知，这是公盟内部相关工作人员在对十九位候选人多轮投票的产物，并不是哪个人心血来潮的结果。鲁先生认为韩寒做公民做得不够，要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实在不容易，因为到底什么是够，够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很难争论。不说别的，至少韩寒在汶川大地震救灾中的表现，就不是包括我在内的这种空谈家做得到的；他说真话的勇气，为社会争取言论自由方面所做的贡献，也是许多人还做不到的。至于还有一些令我和公盟敬佩的良心犯们，为这个社会承担了更多，他们没有获奖，这理由还用我说吗？你可以说在颁奖这事上，公盟是懦夫（正如为公盟辩护的我本人也是懦夫），但公盟的具体成员如许志永先生、滕彪先生、郭玉闪先生都是我钦佩的骨耿担当之士，只是作为一个团队，就不能以匹夫之勇而毁其事业，留得青山，以便有做下顿饭的柴禾。

     鲁国平先生承认韩寒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锐作家，但不承认韩寒能算是个真正的公民，他认为韩寒担当得太少了。完美的、理想类型的公民，说实在的，我没见过，就是监狱里的良心犯们也不可能是，我倒觉得做人做事不妨对自己严格一点，对没有伤害公共道德的具体个人宽容一点，这样也许更有益于社会。不必苛责具体的他人是否为这个社会做少了，多欣赏为社会做事的人。

     至于鲁先生说韩寒揶揄公盟，这更是鲁先生的误读，韩寒在获奖感言里的话，是韩寒一贯的风格，他的批评针对的根本不是公盟，不然他不必花很长时间了解公盟之后并决定接受这个奖，他希望将来这奖不知道该颁给谁好，恰是对公盟理念的认同，即使韩寒不屑于这个奖，拒绝这奖项，也很正常——颁奖领奖像谈恋愛，愛是自由的，是否接受愛也是自由的。

     在这个时代，做个愁眉苦脸、苦大仇深的公民已经不容易，像韩寒那样能够以欢快地心情去做个公民则更加不容易，公盟要倡导的理念之一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去做公民。鲁先生之所以对韩寒获奖如此误会，我希望他不是因为韩寒的快乐，以为快乐就不能担当了，实际上以欢快的心态去担当更难却更有成效——这说明他有平常心，而这是做好任何事情的起点。公盟的信念、目标就是希望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能够做个快乐阳光的公民，极而言之，哪怕暂时还缺乏做公民的条件，也要在快乐中逐步脱掉臣民的行头，穿上公民的衣冠，恰恰在这点上，韩寒是目前绝大部分浮出水面的公民们都比不上的。

     我想倘若不是出于误会，鲁先生真不必对公盟目前的知名度抱以嘲笑的态度，看鲁先生的其他文章，觉得他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时评人，不过这次的误会倒是坏事变好事——因为他的误会，我正好可以尽点说空话者的绵力——就是鲁先生说的借韩寒替公盟炒作。当然，我真诚地相信鲁先生绝无借韩寒炒作自己之意，他对公盟的批评完全是出于对公义的担当——任何一个具有组织性质的机构，都毫无疑问地应该承受来自社会的批评和质疑，哪怕是出于误解甚至恶意，苛刻的监督会使得各种社会组织做事更有章法。

     鲁先生对公盟的误会，我以为至少提醒了公盟的同仁们，公盟在不遗余力做事的同时，还应当不遗余力地炒作自己，把阳光宪政、和平宪政的理念、快乐公民的精神，炒作得遍入神州每一寸土地，公盟目前暂时没有吹鼓手，我就多管闲事一次，以后公盟就自己去炒吧。

     2009年1月2日於追遠堂

      以“文明冲突论”而闻名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也译杭廷顿），在圣诞节前一天去世。两天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军事冲突爆发。这场至今持续的危机，似乎在佐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因以色列人多信奉犹太教，哈马斯所在的巴勒斯坦，是信伊斯兰的穆斯林世界。

      巴以冲突是个老话题，在过去半个世纪，这种区域冲突从未间断。但是如果用它来证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并不具说服力。因为同是穆斯林国家，土耳其早在1952年就加入了西方军事集团“北约”，并在朝鲜战争中和美军协同作战，抗击金日成的共产军队。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是印尼，有两亿穆斯林，但近年也走向民主，也没和西方发生军事冲突。在十亿人口的印度，有一亿三千万穆斯林，不仅没有与西方冲突，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只从这几个例子也起码可以看出，巴以冲突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宗教和文化，而是民主和专制这两种价值的冲突。

      在伊拉克被美军解放进行民主选举之前，以色列一直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从1948年建国至今，以色列已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31届政府，今天的艾胡德?奧爾默特是第12位总理（奧爾默特和中国还有点关系，他祖父是中国的犹太侨民，父亲在哈尔滨长大，说流利中文，22岁时移居以色列。奧爾默特曾去哈尔滨给祖父扫墓，据说可以听懂中文）。

      由于有民选制度，以色列的政府就必须听从民意，无论是左翼、右翼执政，还是中间派上台，都是选票决定。在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各种政策都可以被自由地辩论，所以多数选民形成的政策倾向（投票）自然最接近现实，迫使政府的对外政策朝向理性、务实；否则下次选举就得下台。

      正由于以色列是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所以成为中东最自由、最富有的国家。虽然土地之少（不到二万平方公里）在全球只占第151位，但生产总值却排世界第44位；人均收入二万六美元（2006年），排世界第28名。

      反观巴勒斯坦，不仅没有民主，经济更非常落后。在中国最疯狂的文革时代，当权者还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而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们，从来不用促生产，因为有伊朗（以前还有萨达姆的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提供资金和援助，他们只管抓革命，对抗以色列。中国人印象很深的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一直独掌大权35年，一直到死；掌权长度超过毛泽东、斯大林、波尔布特等（古巴的卡斯特罗掌权最长，到2009年，就掌权50年！）而且阿拉法特曾进行过20多年像今天宾拉登那种恐怖主义活动，虽后来放弃，但像他手下的“烈士旅”（这名字就令人恐怖），还有哈马斯，都是著名的恐怖组织。哈马斯的头子曾公开说，“犹太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爱惜生命”。于是他们就抓住这个“致命弱点”，用杀害以色列平民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

      专制本身，就是阻扰一切人类进步的恶魔，而有意杀害平民的恐怖主义手段，更是对人类最基本的文明的挑战。今天，巴以冲突的根本症结就在这里！

      但每当有巴以冲突时，那些阿拉伯专制国家，还有某些西方左派媒体，更有ZG喉舌等，就异口同声谴责以色列，说它以强凌弱，造成大量难民，不让巴勒斯坦建国。但这些指控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一，关于建国和难民。早在1947年联合国就通过决议，同意巴勒斯坦分治建国，但它自己没有建立；反而在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就同埃及、约旦、叙利亚等五个阿拉伯国家，一起进攻以色列，要把这个刚成立的国家灭掉。结果阿拉伯联军被以色列打败，由此造成了几十万巴勒斯坦难民。如果追究这个责任，也是阿拉伯国家侵略在先，是他们自己的政策错误造成的。

      第二，关于以强凌弱。以色列和周边阿拉伯国家发生的几次战争，要么是因那些阿拉伯国家联手进攻以色列，要么是以色列先发制人，阻止他们明显的入侵企图。阿拉伯国家发动的这些战争，全部的目的，就是今天伊朗总统所宣称的，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他们就是不让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中东存在，要把它赶进大海。以色列是联合国1947年通过决议同意成立的国家（美苏等33国赞成，13国反对，10国弃权），并在建国第二年就加入了联合国，为什么一个至今已有60年历史的联合国成员国，就不可以在这个地球上存在？

      美国一直不承认古巴共产政府，但美国绝不会不让古巴这个国家存在。近年美国打了两场战争，铲除了萨达姆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但美国却没有不允许这两个国家存在，反而投进大量人力财力保护这两个国家并促其发展。今天，哈马斯、阿拉法特的传人们，还有伊斯兰世界的毛拉们，就是不让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地球上存在，就凭这一条，这场冲突的是非就一目了然。

      而且以色列只有728万人（2008年），而阿拉伯国家有一亿多。不能因为每次战争阿拉伯国家都被打败，就说它是弱者。更不应用强者、弱者来划分对错。举例说，大家都在电视上看过警察追击罪犯的现场直播，警察的车是一流的，武器也高级，而被追击的罪犯，往往开着破车、拿着二手货的枪。难道你就因为警察是强者，就同情、甚至支持那个的被追击的所谓“弱者”吗？有人会说，你这样比喻，不是等于把那些阿拉伯国家说成是罪犯了吗？没错。那些对内实行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对外还要剥夺以色列人的地球生存权，并使用人类有史以来最卑劣、最残忍的自杀炸弹方式，有意杀害平民，炸超市，炸公共汽車，甚至炸婚礼，炸教堂，炸校园，炸老人療養院，主导这些恶行的国家不是罪犯又是什么？！

      以色列最常被指责的，是霸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在阿拉伯国家进攻以色列的战争中，以色列确实乘胜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约旦河附近等一些土地。但在埃及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并保证和平相处之后，以色列就把西奈半岛还给了埃及，后来约旦承认了以色列，双方土地问题也同样得到解决。对于巴勒斯坦人也是这样，早在几年前，以色列军队就撤出了加沙地带，把巴勒斯坦交给阿拉法特的巴解来管理。但哈马斯们却把加沙等地，变成了恐怖袭击以色列的基地。以色列在西岸地区花巨资修筑了681公里的围墙，防止哈马斯越境袭击，但哈马斯却在围墙底下挖地道，还是进入以色列滥杀无辜。只要人多的地方，他们就用自杀炸弹去炸。他們不僅不珍惜別人的生命，也不看重自己的命。这次巴以冲突，起因就是哈马斯向以色列居民区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忍无可忍，必须反击。这和2006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轰炸是一样的，当时也是因为恐怖组织真主党越境杀害以色列人。

      所以，连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也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中东要想有永久和平，阿拉伯国家必须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但只要巴勒斯坦没有民主，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继续目前这种利用宗教煽动民族主义狂热、继续哈马斯的恐怖主义，那么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就不会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所以说，根本的问题，还是民主和专制的冲突问题。而不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文化会有冲突，但文明没有冲突。那种有意杀害平民的恐怖主义不是文明，那种女人不如一头骆驼值钱的价值观不是文明，那种毛拉们一手遮天的政教合一统治不是文明。

      近年常在半岛电视等跟毛拉们辩论的来自阿拉伯的杰出女性苏尔丹（Wafa Sultan）提出一个远高於亨廷顿的观念，她说，“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我们目睹的这场在全球范围的冲突，不是宗教的冲突，或文明的冲突。它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东西、两个时代的冲突；它是那种属於中世纪的心理和21世纪的思维之间的冲突；它是先进和落後的冲突；文明和原始的冲突；理性和野蛮的冲突；它是自由和压迫的冲突；是民主和专制的冲突……”

        2008年12月31日于美国
 

     韩寒这个名字在青年人中间自然是"如雷灌耳"。我这种半老不老的也是“久闻大名”，只是在此前从没有读过他写的东西罢了。今年因为常去牛博，见识了青年韩寒，真是不见不知道，一见吓一跳。我的意思是说，韩寒的文章写得好。怎么个好法，萧翰在颁奖词中都说了。我只是想说，像韩寒这样的人在中国才是正常的人，韩寒这样的青年在中国才是正常的青年。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个人取得了一些成就，而是认为正如颁奖词中说得：“是年轻人里如何成为公民，如何做个公民的典范人物”。他只是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了正常的话。当然，要像他说得那样好，还需要一些才华。在这里我说了他许多好话，其实我最想说得是：韩寒是个好青年！　

     正义网北京12月27日讯（记者吕卫红）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年会暨公民责任奖颁奖中，著名学者萧翰为获得2008年度公民责任奖的韩寒颁奖。韩寒通过手机短信发来获奖感言。

　　萧翰颁奖词：快乐的公民韩寒

　　当代中文网络，见解独到、立场中正、语言朴素而富有生活气息，且想象力丰富、亲和大众，讽刺手法恰如其分者，当属韩寒。

　　韩寒的思想是成体系的——即时时事事都能让人感受到的公民精神。韩寒以谐趣的文字表达严肃的道理，不做作，不居高临下，不怨天尤人，自然、幽默而有分寸，如行云流水。在他的文字里，看不到诛心戮肺之论，他批评过很多人和事，但他显然没有恶意。他的文字，是当代中国最干净者之一，也是在传播常识、捍卫常识方面最卓越者之一。

　　韩寒以看似轻盈的姿态抨点时政，每惊其洞见；他以欢快幽默的青春肩起社会公义，每见其挚情。韩寒以优美矫健的赛车手容姿，表现着自由而择善固执的独立精神。韩寒人格健全、富有愛心，在许多重大社会事件中，表现得乐观、阳光、坚韧、宽容，文字之外，他在行动上的担当以及因此而展示出的愛的能力，尤让人感佩。

　　韩寒已经是一个现象，是年轻人里如何成为公民，如何做个公民的典范人物，他是真正“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人，且文也是他行的一部分。

　　快乐的外表下深蓄着一颗悲悯的心灵，理智地言说，幽默地表达，有坚持，有担当，有对人的善意，有对事的批评；个人生活情趣多姿，社会行动助人利他，韩寒带来了新气象。

　　以欢快的心情去做个公民，是韩寒为这个时代做出的重要贡献。

　　韩寒感言：我做的非常少，很多人做的更少

　　韩寒对获得这个奖项表示感到意外，他用了一天多时间对授予他奖项的组织——公盟法律中心进行了解之后，通过手机短信发来获奖感言如下：

　　“感谢公盟颁于我这个公民责任奖，我觉得我做的非常少，怎么就可以得这个奖呢？说明很多人做的更少。我是问心有愧的，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我，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做的更好，更希望若干年这个奖项能不知道该颁给谁好。到时今天先谢谢大家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随着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的发表，从而结束中美关系的斡旋“挟起皮包走人”的司徒雷登先生，终于在他辞世46年之后魂归故里。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滞留美国的遗骨，由傅泾波之子傅履仁先生恭捧，在美国国务院的两名派员陪同下，飞抵中国大陆，安葬于浙江省杭州市安贤陵园。该园是浙江省的着名陵园，在那里安眠有不少古今名人贤者。司徒先生虽然未能如愿回归燕园与夫人合葬，但安眠在父母身边也可了却这位杭州荣誉市民魂归故里的心愿，在天之灵可以无憾矣！

     陵园位于杭州市郊半山水洪庙。司徒的墓碑上鎸刻着他的头像，下署“1876-1962”和中英文姓名及“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字样。

     迟到的此次司徒雷登葬礼，是由中国浙江省外办根据“上面的意思”安排的，由杭州“名人纪念馆”出面举行简单而庄重的仪式。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委派蔡公期、郭务本、蒋彦振三名代表出席安葬仪式。杭州的校友姚林杰，以名人纪念馆的特邀嘉宾资格参加了安葬活动。

     司徒雷登作为当年的美国驻华大使，奉命于1949年8月2日飞离南京后，就与中国隔断了联系。他回到华盛顿即被告诫：勿乱说话！避免与公众接触。他晚年孑然一身，闭门不出，形同软禁。抵美三个月后，因患中风偏瘫被送进海军医院。当年73岁的他，时刻想念他的亲人——其父司徒尔特牧师是1913年在杭州逝世的；母亲玛丽路易丝?霍顿于1925年病故，与其父合葬于杭州。1926年，司徒雷登夫人陆爱琳（Aline Rodd）在北京逝世，葬于燕园东门外墓地。他的亲人遗骨都安葬在中国。他的一生事业也都在中国。因此，他时刻铭记着，不忘情中国。

     他在美国住院的四个月里，只有他在中国时的学生和助手傅泾波每天去探望、守护，直到他出院。傅泾波在华盛顿用私人积蓄购买了一所两层楼房，把司徒接到家中，当父亲一样赡养起来。后来，傅的妻室和两个女儿也到了华盛顿，与傅一起照顾司“徒老人的起居，直到老人辞世。有人认为，这既体现了华夏文明传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感情，也是当年“燕大一家”精神的生动实践。

     1960年司徒卧床不起时，留下两个心愿：“物归原主”和“魂返燕园”。他早在1954年预感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就写下遗嘱，把自己的全部文件赠给傅泾波，并要求傅替他完成两个心愿：（1）将1946年周恩来在重庆时送给他的那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2）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未名湖畔他妻子墓穴身旁。

     1962年9月18日司徒雷登在华盛顿与世长辞，享年86岁。那时，明代彩绘花瓶已经送回南京“物归原主”作为文物收藏；但其遗骨仍滞留美国由傅家保管。他在华盛顿的葬礼是在中国民族乐曲《阳关三叠》声中结束的，当时有几百名燕大校友从世界各地赶来，为这位在华长期从事教育的燕京大学首任校长送别。

     由于种种原因，司徒雷登的遗骨迟迟未能送回中国。几经波折，后来傅泾波也逝世了。司徒的遗愿就只能由他的子女担当下来。经过漫长的期待，斗转星移。司徒在杭州的故居经过当地政府的修缮，辟为“名人纪念馆”对外开放，意味着这位杭州“荣誉市民”的一生终于受到有识之士的肯定。此后，司徒雷登的遗物陆续于2002年10月、2003年9月、2005年9月、2006年11月，分别由傅泾波的二女（华裔着名画家）傅铎若女士、三女（全美华人协会华盛顿分会会长）傅海澜女士、幼子（美国退役将军，“百人会”会长）傅履仁先生整理出来，经由燕京大学校友会搭桥，分批赠予杭州名人纪念馆收存。2007年12月3日在杭州市耶稣堂弄的司徒故居举行了隆重捐赠仪式。浙江省和杭州市的有关党政领导包括也莅临了。12月4日《杭州日报》以特号字体《欢迎荣誉市民司徒雷登魂归故里》为题报道了捐赠活动，并刊登照片，包括遗物中的1946年杭州市颁发给司徒雷登的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此前，傅履仁将军率领“百人团”访问北京时，2007年11月28日受到吴邦国委员长的高规格会见，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都作了报道。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安葬仪式，终于为傅家46年的辛劳和不懈努力，以及众多燕京学子的殷切期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曾经写道：美国是一个由观念产生的国家。“这个观念一开始便存在，早在托马斯-杰斐逊将它写成文字之前便存在了——这观念发出响亮的号召。当杰斐逊写下这段话时，他自己也无法想象在未来的岁月中他的号召在全世界影响范围之广：‘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自明：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能出让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今天，奥巴马当选总统就是美国观念的现实。美国观念是从221年前开国那时就建立起来的，从《独立宣言》到《宪法》，内容基本上定了下来，后来一直没有变动。当200年前的美国人在建立那些核心价值观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清楚，这只是一个理想。要实现这个理想是漫长的。然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由于美国人始终坚守那个核心价值观，不管多少艰难曲折，他们都在朝正确的方向行进。
      当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当世界为之惊讶万分的时候，美国人知道，是他们的观念决定了这种结果。
      在奥巴马出生的1961年，美国还是个种族隔离的社会，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并在1964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废除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让黑人获得了与白人平等的法定权利。这一年，金博士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一世界性的最高荣誉。但是，现实中的种族歧视仍然大量存在。1968年4月4日金博士被一名种族分子枪杀，1992年爆发的"洛杉矶骚乱"，都是种族问题仍然严重的明证。今年是马丁·路德·金遇刺40周年，美国非洲裔国务卿赖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美国目前还有不少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但是，美国没有停下自已迈向理想的脚步。
     人们说，奥巴马的成功当选，向全世界又一次证明了美国是一个有梦想就能成真的国家。美国观念就是一个梦想，但只有美国人有能力将自己的梦想化为现实。这种观念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拥抱了那种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也在追寻这种核心价值观的道路上艰难的跋涉，包括中国。不管这些目标如何艰难，人类永恒价值的观念是相通的。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观，并不能用那些所谓的国家“特色”所限定的。美国人民仅仅二百余年的伟大社会政治实践，就为未来真正的人人平等；多种族、多民族的真正和谐和共荣共存，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
    “美国，是一个由观念所产生的国家；不是这地方，而是这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白修德说。这也奥巴马在获胜感言中的一句话所表达的思想：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证明，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者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
   
   

       大约十年前,我在偶然的机会中接触了“圣咏”这种古老的单声部音乐。在那些悠久的过于伤神的呤唱之间，无从把握自已，总是迷失在时间的河流中，找不到源头与归宿。一次严重的车祸使我不得不在大半年时间辗转于北京几个医院里，在形单影只的时候，我会小心触摸我们称之为“格里高利圣咏”的合唱曲，每一次只听几只歌，让每一只歌成为抚慰我绝望情绪手。而格里高利圣咏似乎不需要间歇，周而复始，如岁月一样浩渺无垠。一次周末，在石景山区的一个小旅馆里，我等待着新的一周开始，以便住进一所整形医院。晚上，当我在电话里向医生倾吐自已的焦虑时，医生说：那你听听音乐。我在夜里又一次打开格里高利圣咏，在第一句响起时，我无法抑制内心的伤痛，轻轻发出一声呜咽。我干脆起来拥被而坐，当我在永无止息的呤唱中清醒时，我突然明白了歌曲中祈祷的意味。
      公元一世纪左右，基督教传入罗马帝国。信仰上帝的人们开始歌唱和祈祷。在教堂里，歌声很快以极其虔诚的心情从每一个信徒心中唱出来，在神圣的穹窿形的教堂里回荡。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们接受了“黑暗的中世纪”的说法。而房龙说：“整个中世纪，人们一直怀着各式各样强烈而深沉的感情，这是宗教的感情，也是宗教的力量。”他甚至认为：“中世纪在这方面没出大毛病。人们那些各式各样强烈而深沉的感情没有被浪费，所以他们全身心投入歌唱，所以中世纪的人唱得痛快淋漓。”这话听起来像是对近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反动。在中世纪，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把宗教音乐带入一个新时代。他把大量时间花在对基督圣咏的改编上，这种看起来枯燥的工作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简单，它实际上要求每一首歌咏能更符合宗教礼拜仪式及教会历法。格里高利把整理好的唱本以一条金链系着奉于圣彼得大教堂的祭坛，成为整个后世永恒不变的圣咏金典。实际上并不是每一首都是格里高利记录整理的，一些故事和传说使圣咏都归于他的名下。比如鸽子在他耳边口授，他把这些圣咏唱出来。据说在此之前，安布罗斯圣咏已经出现，它与古罗马圣歌，阿拉伯人的圣咏一样，成为格里高利圣咏的源头。它的诞生“仿佛是由上帝本人发动的一场彻头彻尾的革命，以使末来几个世纪的人们都充分淋浴在这种唯一完美的圣咏普照之下，以给末来更加广阔更加完美的音乐提供最基础的养份。”房龙写道。
      在万籁俱寂的黑夜，头顶满天潮湿的繁星，来自人类黎明时代的歌曲能对我们说什么呢？那些源自穹窿之上的人声并非歌唱，它的述说每一句都撕扯你，让你疼和痛。在烛火摇曳的背景里，那些使徒的脸庞瘦削而严峻，在音乐的队列里，向你我依次走来。远不止是教堂穹顶，格里高利圣咏还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天空。在旷野沙漠，河流山川之间，人类蹒跚而行------
     我收藏有一张DG公司发行的西班牙格利高里素歌唱片。演唱者是西洛斯的圣多明各本都会修士。他们是一群拥有高超演唱技巧而又在演唱中无视技巧的人。无伴奏男声浸透了耐人寻味的苍凉，教堂中每一句歌唱的悠长与回荡都接踵而至，一句追赶着另外一句，犹如檐头滴下的雨水，打击在另一潭水上，使空旷的回响掠过每一颗空洞的心。

     “在虔诚的音乐中，主和仁慈随处可见。”巴赫在自已的《圣经》中批注到。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说明格里高利圣咏在我心中的感觉。

 

     《南方都市报》有题为“汉译名著让中国经历新的‘思想启蒙’” 文章，其中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本名为《情爱论》的“超级畅销书”在国内的出版过程。文章也让我想起自己在北京当兵和买书的那些日子。
      一九八四年春，我所在的部队从河北坝上来到北京。人数不是很多，大概三，四个连队。主要任务是为北京军区机关“服务”。说到服务，其实跟现在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差不多，有的连队在建筑工地，有的直接参与军区后勤部门对一些军队高干的服务工作。刚到北京，我们连被分组住扎在北京城里不同的地方。我记得我们十来个人当时住在宣武西大街一个地铁出口旁边的院子里。后来知道那院子旁边的另外两个院子就是当时北京军区两位最大首长的住宅。我们这些从塞外坝上来的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从来没见过北京什么模样，记得到了北京是傍晚，放下背包饭也没吃，就兴奋地步行从复兴门到东西长安街转了一圈。
    乡下的兵就跟城里的兵不一样。一色统一的军装，但脸蛋就不同了。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塞上的兵，脸蛋被风沙吹得像土豆一们糙，两颊通红。遇到和城里的兵一起有集体活动，队列一站，径渭分明。这让我们多少有些不平；城里的兵也有些看不起我们。记得在西山脚下那个大院里，那些“小白脸”纠察单找我们这些乡下兵的“麻烦”，有一次我因为风纪扣没扣上，被两个牛逼哄哄的“小白脸”当街一顿训斥，气得我边记扣子边瞅路上有没有砖头。
    虽然在城里，但干的活并不轻松。那年秋天，我们这个组由我带队，去新街口附近为一个大首长家里准备过冬储煤。那个大首长名儿就不用提了，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我家乡带领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那位。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卡车卸在大街上的煤弄到院子里。这工作常常让我们整夜不能睡觉，因为必须在天亮以前把街道收拾干净。几乎一个秋季我们就在北京城里干这些活，那些“首长”也多的可怕，差不多遍布北京城。就是准备过冬储煤这些屁事，军区后勤管理部门那些人也要按级别排队，虽然过冬前会全部准备好，但顺序是由大到小，那些在政治上失势的就更靠后了。一次我们去一位“将军”家里，这位据说建国初期不到三十岁就是驻东欧某国的武官，后来官做的不小但与林彪事件有些牵连。所以我们这些小兵受那帮管理人员的影响，也“狗眼看人低”，到了人家那里，这里瞅瞅，那里摸摸，不像在别的地方，话也不敢乱说，东西也不敢乱动，只顾低头干活。这一次在新街口，我们大约晚上12点才将活干完，然后一个个蓬头垢面，跟煤窑工人没什么区别。挤公交车时，车上的男女连喊带叫给我们让出一大块地儿。
    我在北京那些日子里，唯一的安慰就是能用自己有限的津贴买到几本书。《南方都市报》文章提到的《情爱论》就在那时买到的。包括在中山公园的一次书市中，我买了房龙的《宽容》，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以及萨特，尼采的书。那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买书排长队。

     南方都市报:汉译名著让中国经历新的“思想启蒙”(节选)

     破禁：《情爱论》卖了120万册，文科大学生人手一册
　　三联书店是另一个涉足翻译西方学术书的出版社。1980年他们出版了介绍西方学术和艺术流派的书：《法兰克福学派评述》和《印象派的再认识》。“当时印象派在西方都已经结束100多年了，我们才开始认识它”，止庵说，当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所有这些学说、流派都是全新的，充满了强烈的吸引力。
　　赵永穆感叹说：“那时候出版社最好过。只要找一本书，编辑觉得可以出，一印三万五万册，甚至上十万册都有，而且出来不愁卖。因为那时候需要的知识太多了，很多人见书就买，求知欲望非常强。”
　　“80年代初是中国人扫盲与填空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启蒙时代’，既有知识上的启蒙，也有思想上的启蒙。”止庵说，这时的中国人面临的是从不知道到知道，是最基本意义上的“启蒙”。就像一个人长时间没饭吃，突然有饭吃了一样，那时全社会对读书的狂热前所未有。
　　“西学东渐”的过程也是一个个禁区逐步破除的过程。1984年，超级畅销书《情爱论》诞生了。这位叫做基·瓦西利夫的保加利亚作者名不见经传，却在刚开国门的中国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阅读热潮。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在“情爱”二字上。
　　今天被人称为“沈公”的沈昌文当时是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筹备小组的成员（三联书店1951年与人民出版社合并，1986年正式恢复独立建制）。在上海做小伙计的时候他曾经自学俄语，六十年代还被借调去编译“灰皮书”和“黄皮书”。沈昌文甚至记不起自己在哪里发现了这本俄文版的《论爱情》，颇感兴趣。随后他找到自己的同学，中央编译局的陈行慧帮忙翻译。陈行慧邀请两位同事一起翻译，赵永穆是其中一个。“大家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本书很值得注意。”
　　从50年代开始，“爱情”就是一个禁忌的词汇。用止庵的话说，“八个样板戏里的角色全是单身，有阿庆嫂没有阿庆。爱情不能写，不能说。”50年代高校还明文规定在校大学生不准谈恋爱，谈恋爱一旦被发现就要开除。
　　但《情爱论》的意义不止于此，作者瓦西利夫不仅正面肯定爱情，而且肯定了“肉欲”的合理性。他在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性生活是一个正常人的生理需要”，“企图压制性的欲求、无视它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柏拉图式的爱情通常是反对男女平等的。它的鼓吹者不仅诅咒两性关系，而且诅咒妇女。”
　　这些观点在“谈性色变”的时代不啻为石破天惊。有意思的是作者完全是从马恩、列宁的理论出发来肯定肉欲：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有肉体就一定有肉欲，它是一切感情的基础。沈昌文笑说：“你很难反对他，因为反对他就是反对马恩”。
　　翻译《情爱论》时正是1983年，中国还在搞“清理精神污染”。赵永穆说他们也担心过是否有风险，“后来觉得问题不大，这书完全是从学术观点，从心理学、生理学的角度去分析爱情到底是什么。即使扣帽子也扣不了太大，最多说我们有点资产阶级思想。”
　　沈昌文对情爱话题的兴趣由来已久。1960年他曾翻译过一本书，叫《列宁对全世界妇女的遗教》，作者是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女革命家蔡特金。这本书中提到曾在联共党内讨论的“杯水主义”。
　　“杯水主义”由女性革命活动家柯伦泰提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她位至外交部长。柯伦泰提出一个观点，布尔什维克连沙皇都可以推翻，没有突破不了的困难，男女情爱也是极普通的事情，“上一次床就等于喝一杯水”般无所谓，所以叫“杯水主义”。
　　“我发现，在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中，女性的两性理论往往都极为激进。因为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大量女性革命者往往由于婚姻压迫才投身革命。”沈昌文说，三联书店历史上也出版过很多女性解放的书。从40年代起，民主革命的斗士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包括“杯水主义”。“所以我对革命内部的性爱观点产生兴趣，尤其想去了解改革开放以后，女性的心态是怎样的。三联的传统加之革命的传统，使这本书应运而生。”
　　1984年10月，沈昌文主持下，经过删节的《情爱论》出版。“出版的时候我怕犯错误，所以把很多具体的描写都删掉了，无非是动手动脚，床上功夫。”《情爱论》一推出就产生了炸弹式的效应。赵永穆回忆，有人到上海出差回来讲，复旦大学文科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在上海新华书店，《情爱论》上午到，下午就没了。很多学生到书店不是只给自己买一本，而是帮着同学十本二十本地买。
　　《情爱论》最后创造了120万册的销售纪录，把沈昌文“吓坏了”，同时也使三联的经济情况大为改善。“很多人在回忆中都提到这本书是他们关于爱情的启蒙书籍，因为曾经肉欲就等于犯罪，但这是必需的，必须放到桌面上来谈，所以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在这之前，爱情不能牵扯到性，好像凡是革命的斗士都是禁欲主义者，没有性的要求。这是压抑人性而且荒唐的。”
　　90年代，在赵永穆的建议下，三联出版了《情爱论》的完整版。1987年，沈昌文又出版了潘光旦译注的霭理士《性心理学》，这时环境已经大为宽松。“这本书之后基本就没什么禁忌，海蒂的《性学报告》之类都很快出版了。以至于后来我们发现在性爱论点的探讨上已经无法再超越了。”

     当我读到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时，我无法理解一个基督徒的的信仰，也不能够把这样的信仰与他在狱中善良，宽容的表现；对他人无私的帮助与安慰以及从容赴死，慷慨就义联系起来；更不能够将这样的信仰放回到他那个世界的恰当位置去理解。但我有限的知识和文化告诉我这个人是值得敬重的——一个纳粹专制政权之下的德国知识分子，反抗希特勒的思想家，追求人类和平与自由的斗士，一个黑暗时代在旷野吹号角的精神先知。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敬重他，是因为在这个人身上体现了人类个体中最优秀的那一类人的知识视野和精神情操。他博学深思、以身殉道，带给我强烈的精神震撼和刺激，也从他的那些书信中窥见了信仰的力量，体验到基督信仰之维。而读朋霍费尔的《做门徒的代价》是在我的信仰之路刚刚起步，是在我心灵中的困惑与挣扎最激烈的时候。环顾自己周围的基督徒，我找不到自己内心中所钦佩的对象，找不到一个可以用自己全部生命来委身，追求和信仰的精神范式。做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做基督徒？是不是像有的人一样，亦如朋霍费尔在这本书里指出的“基督徒的生活只是意味着生活在世界上，和世人一样，没有任何差别。------我唯一的责任就是在星期天早上离开世界一两个小时，到教堂去，以确信我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带着这些困惑，我深入到朋霍费尔的书里。而正是这本书回答了我一切的疑问，上帝也籍着《做门徒的代价》将我的心灵安稳妥当，引领我走在他所喜悦的路上。
     朋霍费尔说：“廉价的恩典乃是我们教会的死敌，我们是为重价的恩典而战。”“廉价的恩典”与“昂贵的恩典”是朋霍费尔在《做门门徒的代价》一书中提出基本概念。“廉价的恩典把恩典视为一套教条、一套原理、一种制度，它意味着宣称罪的赦免是个一般性的真理，上帝的爱被视为基督徒对神的一种概念。人们以为在知识上接受了这一套概念，就足以获得罪的赦免。”基督徒对恩典的这一理性上的观念，或认为掌握了正确恩典教义的教会，就是恩典本身的一部分，其实，这样“恩典”就是廉价的恩典。“廉价的恩典是宣讲饶恕而不需要悔改，受洗礼而不遵守教会的纪律，领圣餐而不必认罪，获得赦免而不需本人亲身忏悔。廉价的恩典是不需付出作门徒代价的恩典，是不背上十字架的恩典，是没有道成肉身的和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的恩典。”“廉价的恩典”就是罪人不称义而罪可以称义。”
     这样的恩典其实是我们自己赐予自已的恩典。而“昂贵的恩典”“是必须一复一日寻找的福音，是必须寻求的礼物，是人们必须叩敲的门。它是昂贵的，因为它呼召我们来跟从；它是恩典，因为它呼召我们跟从耶稣基督。它是昂贵的，因为它给人唯一的真实生命。它是昂贵的，因为它是定罪，它是恩典，因为它使罪人称义。最重要的是，它之所以是昂贵的，是因为使上帝付出了儿子的生命的代价：‘你们是高价买来的’------最重要的它是恩典，因为上帝并不认它的儿子太珍贵，拒绝为我们的生命付出代价，而是把儿子交给我们。昂贵的恩典就是上帝的道成肉身。”
     这样的恩典若不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谁能给呢？
     鲁益师说：“一个内心骄傲的人无法认识上帝，因为他的骄傲，所以看不起人，看不起一切。因为他总是高高在上朝下看，所以看不见上面的上帝”。这正是我当时所处的光景。渴望而又拒绝。我的骄傲使我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缺乏跟从耶稣基督的勇气。而朋霍费尔说“恩典的意义乃是跟从基督。”
     朋霍费尔说：当《圣经》说追随耶稣时，它是在宣布种门徒身份，这种门徒身份使人类从一切人为的教义中解放出来，从一切沉重的负担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从各种折磨良心的的焦虑与痛苦中解放出来，他们就会摆脱自己的律法的沉重枷锁，从而顺从于耶稣基督慈祥的轭下。 他说：“当我们被召跟从基督的时候，我们乃是被召要完全归附他这个人” 因此，“唯有相信的人是顺从的；而且也唯有顺从的人才相信------只有信仰包含顺从时，才是真正的信仰，这绝不能没有顺从。换言之，也只有在顺从的行动中，然后，信仰才成为信仰。”
     “我们只有完全理解他的诫命和彻底成为门徒的呼召，才能达到完全的自由，才能享受到同耶稣的团契。”“追随耶稣的唯一方法是在世界中生活。”朋霍费尔说。在苦难面前关起门来的敬虔生活不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只能在世界中跟随基督。基督徒属世的职业，若不是对世界发出最后最彻底的抗议，则不是圣洁的。
     门徒之所以为门徒，就是因为他们分担了主的苦难，遭弃绝和钉十字架。这是朋霍费尔在《做门徒的代价》一书中的主要观点。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位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十字架意味着完全分担基督的痛苦，直到最后刻。”“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他自己的十字架等待着，这是上帝预先指定及委派给他的。每个人必须人受他所当得的苦与弃绝”“背起十字架，我们就会在和基督十字架的交往中重新获得生命。”
     霍费尔是一位活出来的神学家。他的生，见证了与钉十字架的上帝一道受苦。他的死则充满了对复活的基督的信心。一九三九年，在美国讲学的朋霍费尔决定回国参加抵抗运动，他坚信，作为基督徒，敬拜耶稣的最好方式，便是像耶稣那样生活，他要用行动来反抗乃至结束希特勒的暴政。他在离美时给朋友写信说：“假如这时我不分担我的同胞的苦难，我将无权参入战后德国基督徒生活的重建。"1943年4月5日，他因反抗纳粹而被捕入狱。1945年4月9日凌晨，他被处死。他在死前对狱友说：“时候到了，不过对我来说，却是生命的开始。”
     做为一个基督徒，接受“昂贵的恩典”，分担耶稣基督的苦难，过绝对顺从的生活，并为此获得新生命是值得的。“那些那些已被耶稣基督恩典战胜，因而直接追随的人是幸福的。他们能够以谦卑的心为基督充足的恩典唱赞歌。那些知道那种恩典，能够生活在世上而不为世界所同化的人是幸福的，由于他们追随耶稣基督，所以他们确信他们是天国的公民，可以在世上过真正的生活。”这就是朋霍费尔教给我的信仰生活的真谛。

 

     《俄罗斯思想——19世纪到了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基本问题》是别尔加耶夫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一部视野宽阔宏大的思想史，文化史。“俄罗斯思想”这一命题，形成于19世纪中叶，最先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后来被俄国宗教哲学家符•索洛维约夫引用。再后来，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他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中充分论证了这一思想。在国内论及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民族性格，宗教问题，俄罗斯的未来走向等学术研究时，多引述自别尔加耶夫的这本书的观点。这本书的引人之处在它表达的思想观点和精道论述，而不是有些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一部哲学史著作。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最大喜悦就是关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论述，作为“俄罗斯思想”真正载体的知识分子，别尔加耶夫对俄罗斯众多哲学家，文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进行了剖析，也对一些重要的，俄罗斯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给予了详细评述。这本书告诉我们，无论俄罗斯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信仰哲学，宗教派别和政治信念，他们唯一不变的就是对真理的追求，对俄罗斯近乎痴情的热爱。俄罗斯知识分子个人的成长历史里，几乎每个人都有“弥赛亚”情节，在自我道德的要求上，有着超越世俗的“圣徙”般的追求。从个人情感和人格操守来说，他们差不多全是人格超拨，情感纯洁之辈。这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
     别尔加耶夫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吉舍夫。“他规定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当他在《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程》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时，俄罗斯知识分子便诞生了”。 他的使命在于对实现正义、公道和自由的努力。他所看重的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民众的利益。并倡导向西方，特别是法国学习启蒙精神。他说：“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地上的某种强权强迫你屈服于不正义，强迫你违背自己的良心，你要成为不屈不挠的人”。别尔加耶夫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是完全特殊的，只存在于俄罗斯精神和社会之中的构成物。他针对俄罗斯知识分子所说的一句话如果拿来放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会成为强烈的反讽——“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被处死”。
     恰达耶夫在俄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对基督教的推崇、对俄国农奴制的批判、对俄国道路的思考以及他所表现出的否定式爱国主义情感等,都是试图通过严峻、清醒的民族自我批判来确立深刻、博大的民族意识.这也成为俄国独立的、创新的思想萌芽。别尔加耶夫认为恰达耶夫体现19世纪俄罗斯主旋律的基本事实——对国家的反叛。恰达耶夫说“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情，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情，那就是爱真理。”“我并不想学会带着闭上的眼睛、崇拜的大脑、封上的嘴巴来热爱祖国”。“我们不是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我们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没有西方的传统，也没有东方的传统。当我们站在时代之外时，我们不可能被人类的世界性教育所触动”。别尔加耶夫指出，这种强烈的自我否定，才能获得俄罗斯的自我意识。与恰达耶夫相同是另一位历史哲学家霍米亚科夫。他说：在俄罗斯没有什么善良的，没有什么值得尊敬或者值得效仿的东西。无时无处都存在着文盲，不公正，抢劫，判乱，对个的压抑，贫穷，动摇，缺乏教育和腐败，在人民生活中找不到一个光明的时刻，也找不到一可以令人安慰的时期”。
     别林斯基被别尔加耶夫认为是俄罗斯19世纪思想史最核心的人物之一。他说：“别林斯基作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一生都力图实现一种极端的世界观。对富于有热情和感性气质的他来说，认识与受苦是同一件事情。他的特殊之处是靠思想生活，他探索真理，‘固执，激动而又节奏甚快’他一生都在燃烧，却过早地燃尽了生命”。别林斯基在文章中写道：主体，个体，个人的命运比全世界的命运和中国皇帝的健康更重要“。他对黑格尔说：“我向你的哲学家尖顶帽子致敬，但是，如果我应当沿着发展的方向爬上阶梯的话——从那儿我会要求你对于由生活，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全牺牲，对各种偶然事件，迷信，菲利普二世的宗教裁判所，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情况所造成的牺牲向我作出交待。否则，我就从这高梯上一头倒栽下来。如果我对我的每一位骨肉同胞不是问心无愧的话，那我就不要那无谓的幸福”。
     宗教问题折磨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关于生活的全部意义，关于从恶与苦难中拯救人，人民和全人类的问题在艺术创作中是占优势的问题。俄罗斯作家们没能停留在文学领域，他们超越了文学界限。别尔加耶夫指出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带有教育的性质，作家们希望成为生活的导师，致力于生活的改善。他说，果戈里是最神密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也是最伟大和最完善的俄罗斯艺术家之一。“尽管果戈里的书有着可恶的毛病，但他毕竟还有这样的思想：‘俄罗斯号召人们建立兄弟情谊，俄罗斯人的追求就是地上千年王国自己的寻求’。
     苦难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中心。别尔加耶夫写道：“为苦难和对苦难人的怜悯折磨的精神失常，苦难和同情成为他的作品的基本主题”。19世纪俄罗斯宗教问题和宗教探索的主要人物是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而不是哲学家。“他完成了关于人的伟大发现，以他为开端开始了人的内心史的新纪元。”、而托尔斯泰与陀斯妥也夫斯基有相同之处：“一生被自己的特权地位所折磨，他想放弃一切，想平民化，成为庄稼汉。”别尔加耶夫评论道：“把约伯痛苦和快要自弑的托尔斯泰的痛苦相比较是很有意思的。约伯的喊叫是那种在生活中失去一切，成为人们中最不幸的受苦人的呐喊。而托尔斯泰的呐喊是那种处在幸福环境中，拥有一切，但却不能忍受自已的特权地位的受苦人的呐喊。人们追求荣誉，钱财，显赫的地位和家庭幸福，并把这一切看成是生活的幸福。托尔斯泰拥有这一切却竭力放弃这一切，他希望平民化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
     19世纪，俄罗斯产生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思想领袖。别尔加耶夫评论到：就个人品质而言，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最优秀的俄国人之一，而且近乎神圣的人……当宪兵们押送他去西伯利亚服苦役时，宪兵说：押送犯人对我们来说是很坏的事，但我们押送的是圣徙。
     当论到俄罗斯19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时，别尔加耶夫说：应当记住，他的特点是非同一般的善良，他把自己的衣服分给穷人，有一天竟不得不披着被子出来。
     俄罗斯知识分子就其精神实质而言，都是朝圣者。朝圣者就是因着他们的信仰情怀在广阔无垠的俄罗斯大地上走，始终不定居，也不对任何东西承担责任，朝圣者寻找真理，追求天国，向着远方。别尔加耶夫认为，果戈里，陀斯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和一切革命知识分子都是朝圣者。不仅有肉体的朝圣，而且还有精神的朝圣。
     俄罗斯精神谱系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体现了我们称之为精神传统的东西。从18世纪的拉吉舍夫，诺维柯夫到十九世纪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赫尔岑，恰达耶夫，12月党人，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等，无一不显示了其强大的精神力量，成为对整个民族有强大感召力的特殊阶层。而这个精神传统和知识分子群体正是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所缺乏的。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刚公布，法国人勒.克莱齐奥得奖，记得我有他的《诉讼笔录》,很遗憾没好好读过。这本书大概在十几年前买的，翻箱倒柜一下午，但找回来了。这本书还是有很深的印象，我记得同时买到的几本书除他之处，还有阿波利奈尔的《烧酒与爱情》，卡里埃尔的《马鄂的雀鹰》等。（《诉讼笔录》勒-克莱齐奥著，许钧译。安徽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

勒克莱齐奥注解勒克莱齐奥 （袁筱一译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
 
     1988年，让-玛丽·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曾经为热罗姆·加尔辛主编的《法国现代作家词典》撰写自己的词条。内容如下：

     我写下的第一行小说是用大写字母完成的：QUAND PARTEZ-VOUS，MONSIEUR AWLB——您何时启程，阿乌尔布先生？

     那是1946年或者1947年年初，我6岁，正在出发去非洲的旅途中。“尼日风暴”是一艘荷兰-非洲航线上的货船，航线将欧洲和一连串西非的港口小岛连接起来，那些小岛的名字非常神奇，达喀尔、塔科拉迪、科纳克里、洛美、科托努。货船是一个飘荡的世界。在上层的甲板上，乘客有戴着鸭舌帽的殖民官员、部队的军官、穿着轻盈的衣裙的夫人。在甲板的延伸部位，没有遮挡的地方，半路登船的非洲人来来去去，女人，孩子，他们拿着包裹和食物。风很热，夜晚的天空美妙无比。白天没有尽头，黑人光着身子，汗淋淋的，闪闪发光，他们用汽锤敲打着甲板的支撑结构，船舱的构件和舷墙，他们在除锈。每天，从早到晚，都是这种永远停不下来却毫无用处的敲打声（因为铁锈很快又会重新产生），那仿佛是一种节奏，脉搏的声音。声音在沉甸甸的大海深处回荡着，还有太阳明晃晃的光，一动不动的云彩，远处的海岸线，人们想象中的笨重的河港，加纳卡炫目的卡萨芒斯河滩，波浪轻摇，机器轰鸣。

     对于我来说，写作行为一直与我的第一次旅行紧密相连。分离，也许，远行，沿着看不见的大陆一路漂摇，与荒凉的国家擦肩而过，想象中的危险。我为河流所着迷，似真非真的现实。就在1946年到1947年，同一年，我很快写了自己第二部小说，《黑色的奥拉蒂》，这是非洲大陆历险记，我在那时还完全不了解非洲大陆，仿佛写下它，就可以将我从危险的境地中拯救出来，就可以帮助我适应未来（我想到了还从未见过的父亲，这慢吞吞的货船会把我带到他的身边）。在我以后的创作中，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与这两部非洲小说的重要性相提并论。

     后来，我在书中所找寻的正是这个，将我带走，将我变为“另一个人”的这个过程，这个缓慢、无法抗拒的过程抓住了我。在狄更斯、吉卜林和康拉德的小说里。在我日后发现的英语语言里，重复音节的词，英语的节奏，英语的歌。

     文学中自有神秘存在，尼古拉斯·尼克贝、大卫·科波菲尔的伦敦，匹克威克因为债务而进的监狱。这是我没能完全弄明白的事情，就像一闪而过的海岸，沿着岸边滑过的城市，就像在我沿着奥布杜一侧往森林进发的时候，被大洪水淹没的阿尔古港。

     书，如梦。一些我们永远也不会写的书，因为生命过于短暂，因为有高高在上的太阳，街头孩子的叫声，欲望的颤抖，破碎的反抗的高烧。鲁滨逊，乌托邦，雪豹。一些藏在自己心里的书，如同幽灵一般，挥之不去的书。我会写 《地球的故事》、《阿萨尔》、《半月王国》吗？我会写那天瞥见的这对人儿吗？那天，在玫瑰山的雨中，两个那么美的年轻人，他的肩上扛着一个麻袋，里面是一些日常用品，她穿着破破烂烂的纱丽，将新生儿紧紧地抱在怀里，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街头走着，想找一角屋檐，一点工作，一颗星星。

     一天早上，我醒过来，我梦见自己终于写出了我的书，我要说的是，一直在我心里、我自己却不知道的那本书。我仿佛能够生活在其中的一本书。穿透我的，如此美妙的音乐。有一会儿的时间，我沉浸在幸福之中，仿佛船终于到岸。

    我还要写多少字呢？直到有一天，我又能找到那天，那种明亮而简单的灯光，是在那艘将我领向未知的货船的船舱里，我用光秃秃的铅笔在一张纸上用大写字母写下：QUAND PARTEZ-VOUS，MONSIEUR AWLB?
J.M.G.LeClézio

    《作家自己完成的当代法语作家词典》，热罗姆·加尔辛主编，一千零一夜出版社，第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