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放逐

     我常常梦到故乡那幢房子。在土坏筑起的围墙里面，有三间排间不大的瓦房，就是我父亲指给我的属于我们的“房子”。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房子在村子里并不算寒酸。这主要归功于我爷爷有一个在外地当了国家干部的儿子，就是我的父亲。那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我的故乡不在我现在生活的城市，从此，我也就有了“家乡”这样一个隐隐约约的概念。当我的爷爷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再没有回去过，虽然我无数次在梦中回想起土坏墙外那棵高大的白杨树，还有树上在阳春三月的风沙中看上去摇摇欲坠的乌鸦巢。
     在这个炎热的署期，我读过的唯一一本书就是这本《柳林风声》。这本书是为我儿子买的，在他用两天的时间囫囵吞枣地读过扔下一句“好看”之后，在我的书架上躺了有一年时间。我一直以为像我这样的年龄不会再拿起一本“童话”故事正儿八百去读，但现在，我意识到我的选择是对的。我们总是处在某种情绪当中——被微小的事物所触动，引出了普鲁斯特式的所谓“无意识的回忆”。比如沮丧和乡愁。在一个十二月中旬的傍晚，鼹鼠和水鼠走在回家的路上。格林厄姆写到：“我们这些人早已失缺了感悟微妙事物的能力。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动物与周围环境的沟通，不管是活物还是静物。”当然，鼹鼠是用鼻子来感受的。“我们去找你的家，老朋友！”水鼠说，“我们需要你的鼻子。”
    关于家的记忆涌上鼹鼠心头：“家园！这就是所有那些东西的意义，那抚慰人心的呼唤，那缓缓飘过空气的轻触，那看不见又拉又打拽的小手，全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使劲！天哪，此刻，他的家一定离开不远了，我的老家，自从那天初次发现了那条河，我就匆忙放弃再没有寻找过它！现在，它正派出侦察员和信使来抓他，拉住他。自从在那个明媚的早晨逃离家园以后，他还没有想过家。他全身心的投入了新生生活，感受它的愉悦，惊喜，新鲜和引人入胜。现在，旧的的记忆汹涌而来，在黑暗中历历在目！他的家确实寒酸，又小，装修也不怎样，可这还是他的家，他为自己造成的家，白天工作以后他很乐意回去的家！这个家也显然乐于和他相处，在惦记他要他回来，它通过他的鼻子告诉他，哀怨他，责备地把这些告诉他；但不尖刻，也没有生气；只是带着此忧伤，提醒他家就在这儿，要他回来。”
     我们只需要一个鼻子，是的,水鼠说的没错。
我们在故乡的那幢老房子成为我们与家园联系在一起的唯一记忆。我曾建议把它卖掉，总是引起父亲长久的沉默。我自己没有离乡别土的人生经验，但因为那所房子，我才有了几十年关于故土与家园的记忆。我理解父亲的沉默，正如我理解自己为什么总是回想起在故乡的房子里灶台下面玉米秸杆燃烧的火光和生动的响声。
    《柳林风声》中，在描写鼹鼠找到自己的老家的那一章最后，格雷厄运姆这样写到：“他在闭眼之前，又巡视了一遍他的老房子，看到火光在熟悉而友好的家什上嬉戏或停留，一种甜蜜之情油然而生；这些东西长期以来已经在不经意中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现在它们正微笑着迎接他的回归，一点也不记恨他曾弃它们而去。现在，他的心境安详，这是足智多谋的水鼠悄悄安排引导的结果。他清楚的是，这一切对他意味着什么；生活中，这样的锚地有着多么特殊的意义。”
    我对格雷厄姆在描摹关于家的温馨愉悦之情的想象与才能感到无比惊讶。鼹鼠和水鼠在老獾家里受到了宾至如归般的礼遇。“獾的过冬贮藏品随处可见，占据了房间一半的面积——有成堆的苹果，萝卜，土豆，成篮的坚果，成缸的蜂蜜；但是所剩地而上放着两张白色的小。看起来又柔软又新切，床单虽然粗糙，却很干净，很好闻，有熏衣草的香味-------”这样的描绘在故事当中比比皆是。它每一次都唤起我童年般的回忆，让我魂牵梦绕，长久的沉入遐思，想象着有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格雷厄姆曾说他在写作《柳林风声》好多年前曾作过一个梦。他发现“自己进入了一间小小的屋子，感到非常亲近，非常熟悉-----他在里面感到孤独，觉得整个世界被挡在了外面，但又充满了一种因获得平静和满足而产生的忧伤-------”每一个人的童年都有自己的孤独时期，甚至这样孤独的想象是自我教育所不可缺少的，因着这样的想象，我们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信念。
     格雷厄姆的故事也引导我更深入地思考文学表现与民族文化背景的关系。童话故事中所表达的正义德性和人性光明是我们在本民族的儿童文学中极为少见的，也是无能表现的。这不仅是想像的差别，更多的是在民族文化以及历史现实中人性彰显的差别。它的出发点是善的，美的，而它的表达却是光明的，正义的。我想，差不每个读者都会喜欢獾先生，他可以被看作传统社会中德高从望，让人尊敬的长者，也是一个不拘小节，宽厚大度的绅士。“他一点也下在意这种事（把食物在口里塞得满满的说话）也不介意胳膊支在餐桌上争食这种事，也不在乎很多人一起发话。他自已没有进过社交场合，所以认为这种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态度我想会让所有人喜欢，“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会让我们在生活中无比轻松。
     癞蛤蟆是另一种人物，生活中的冒险家，吹牛者和爱出风头的人。这种人在你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也许就是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他既可怜又狂妄，既张扬又怯懦，总之，你在现实生活中总能发现这样的身影。癞蛤蟆在逃跑的路上对一个拖驳船的女人大骂道：“你这低级庸俗的驳船肥婆！”他喊道，“敢这样跟比你高贵的人说话！------我得让你知道，我就是一只癞蛤蟆，大名鼎鼎，受人尊敬的，杰出的癞蛤蟆！现在，我虽然有点麻烦，可绝不允许被一个驳船妇人嘲笑！”这个细节无比生动，生动的无法忘怀。
     癞蛤蟆的历险故事中有着令人发噱的情节，但在最后一个章节中，癞蛤蟆在老獾，水鼠，鼹鼠的帮助下，夺回了属于自己的蛤蟆之屋。这一举动有着史诗一般的庄严与高贵，作者把癞蛤蟆比做希腊史诗中伊大卡国王优利西斯，当然，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无可救药的的家伙。只是在最后，在癞蛤蟆的歌声中让我们看到了属于他的庄严与高贵。
    书中《黎明之门笛声》一章是风景与想象力的无与伦比的诗意描绘。我愿意把它读上几十遍。鼹鼠与水鼠在一个月明之夜顺着河流而下，帮助水獭找回了儿子。在这个充满诗意过程里，河流，树木，堤坝和岸上的一切美好的景物全部向他们展现，万物响起了只有动物才能听懂的音乐。“这声音是多么美丽，多么新奇！消失的太快了，但愿我根本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它唤起我心中一种痛苦的向往，除了希望再次听到它，一遍遍地听下去，永无止境，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的了。不！它又来了！”正如在生活中，大自然总会引起我们难以言明的，无法诉说的某些感情，他洗涤我们，净化我们，使我们平时不能被人所知的，崇高感情在那一刻倾泄而出。它甚至会唤起深藏在我们心中的，不易被人察觉得艺术才能，使我们成为天然的歌手和音乐家，就像伤感的鼹鼠和多情而又理性的水鼠。
     2007年3月1日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被英国卫报评选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100本书之一。

 

 

    遥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知识界正处在高度亢奋之中，各类模仿而来的先锋文学蜂拥而至，就连王蒙也要写“意识流”小说；右派作家群的“大墙文学”洛阳纸贵，用苦难贴金变成知名作家的标志。恰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读到了内部出版的三大本《古拉格群岛》。

    我第一次读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震撼我的不是集中营的故事（因为中国人所经历的残忍远远超过了索氏的叙述），而是这位具有深邃宗教关怀的极权主义的叛逆者所表现出来的诚实和自省——无论是顺从还是反叛，极权主义的受害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极权制度的同谋。

    这是一部朴素得没有任何技巧和修饰的巨著，全无先锋文学的任何痕迹；如果说这部巨著还有什么技巧的话，那就是“写实、写实、再写实”，让我联想到西藏高原的大山，在高远的蓝天下，透亮的阳光让山峰耸立变得格外突兀，山上的巨石也裸露得峥嵘，山顶的积雪终年不化，山下的溪水冷透骨髓。正是在这样高度透明的写实中，世界知道了“古拉格”这个刺目的名字。作为共产极权的代名词，“古拉格”包含着二十世纪最极端的制度罪恶，是阶级灭绝、政治恐怖和人性堕落的象征，其沉重的份量，甚至超过作为种族灭绝代名词的“奥茨维辛”。所以，当这部巨著于1973年在西方出版之后，颠覆了左倾知识分子的红色情结，让苏联神话在西方破产。

    这是一部带有浓烈宗教精神的反思力作，书中的每一行都是苦难，而且是让人难以想象的绝对苦难，但作者没有夸张、放大，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炫耀苦难和用苦难贴金，而是在对制度性苦难进行毫发毕现的描绘的同时，对苦难的根源作出了痛切而深刻的反省。这种反省，不仅是针对斯大林制度，也是针对受害者群体。邪恶在俄罗斯的畅通无阻，即使受害者群体不是残酷而卑鄙的，起码也是懦弱而愚昧的。看当时的苏联，人们不敢活在真实中，客观上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帮凶；看俄国的历史，俄罗斯变成共产苏联的过程，既是崇尚暴力革命和迷信恐怖手段的结果，也是企图建立地上天国的世俗狂妄的结果。当俄罗斯的大多数民众放弃托尔斯泰主义而选择列宁主义之时，俄罗斯变成苏联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也许，正是这种精神高度才让他踏上了流亡之路。在苏联的“解冻时期”，这位“劳改犯作家”受到过苏共党魁赫鲁晓夫赏识，但他并没有受宠若惊的喜悦和踏上受招安的红地毯，而是坚持与极权主义为敌。

   回头看中国改革时期的右派文学，不仅在揭露毛时代罪恶的力度上远逊于苏东作家（近几年出现的《夹边沟纪事》等劳改纪实作品，开始接近《古拉格群岛》的揭露），而且在反思的深度上更有天壤之别。在中国知识分子笔下，是喋喋不休的诉苦和把苦难的责任全部推给外在原因，是用苦难为自己贴金和自我美化，是“青春万岁”的理想主义赞歌和“两头真”的自我辩护，稍好一点儿的作品，至多是苦难中的第二种忠诚。

   在此意义上，一部《古拉格群岛》的思想重量，胜过中国揭露***时代罪恶的文字的总和。

   凡是由独裁制度转型为民主制度成功的国家，不但有持续的组织资源的积累，还要有持续不断的思想资源的积累，两者的相辅相成才会造就成型的民间反对运动。而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少有进展的原因之一，就是民间的思想资源远比其他转型各国贫乏，而且没有持续积累。苏东各国本身就深受西欧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理论和文学艺术的传播一直没有中断。更由于五十年代的解冻，苏东各国的民间知识精英创造出大量反极权的经典作品，哈维尔给捷克总统的公开信所具有的精神深度，胜过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发表的所有宣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深层的体制局限和知识人本身的精神残缺的综合作用，使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中国知识界弊端众生。清算毛时代的言论大都局限于推卸责任和用苦难贴金，鲜有深刻的负责的自我反思；倡导自由主义的言说大都陷于游移、浅薄和暧昧的窘境，激情有余而思想不足，打擦边球过多而直来直去太少。致力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新儒家，无法理顺传统价值与现代自由主义之间的衔接关系，“传统内圣”根本开不出“现代之新外王”，不经意中成了官方爱国主义的文化脚注和理论借口；致力于反传统的西化思潮对自由主义的理解非常笼统和浅薄，也没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表述方式。中国文化思想界当时的现状是：启蒙者成长的思想环境，是被斗争哲学和语言暴力扫荡一空的文化沙漠，启蒙者本身就首先需要接受启蒙，怎么可能在一个急需广泛而深入的思想启蒙的大变革时代，发动融深刻的批判性和有远见的建设性为一体的启蒙运动！当基本的健全制度的常识和善待人性的常识在精英阶层中间还远未得以建立之时，怎么可能把这种常识普及到大众水平。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民众中填补共产信仰崩溃所留下的灵魂空白的，既不是被修正的中共意识形态，也不是知识界的人道派、新儒家或西化派，而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风靡的“气功热”、“武侠热”和“琼瑶热”，这三者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载体，恰好与文化界的寻根思潮相互激荡。

     八九运动就是在这样贫乏的思想启蒙和残缺的知识品格之下开始的，自由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思想魅力，更缺乏把启蒙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胆量和能力。参与八九运动的大学生和市民，其轰轰烈烈的行动留下了丰厚的道义遗产，但是在精神遗产上，参加运动的知识精英们却没有留下什么值得骄傲的思想痕迹。亲历过这个伟大运动的知识精英，如果回头看看自己当时发表的言论，凡是诚实的反思者都会觉得脸红。知识精英为这个运动提供的思想资源与这个运动表现出的道义激情、动员规模、和平理性相比，简直太不相称。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甚至可以用渺小和伟大之比来形容。

    ***后，中共全力反对西化自由化的和平演变，高举爱国主义和弘扬传统文化，于是，准宗教的各类气功组织迅速扩张，王朔的小说和影视的风靡，以反讽喜剧的方式娱乐着政治高压的社会，帮助人们宣泄万马齐喑的压抑，在用嘲讽来颠覆中共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同时，也具有着消解一切价值和理想的倾向，助长了虚无主义和玩世不恭的痞子态度。不幸的是，在王朔热风靡的大众传播中，前一种倾向日渐消失而后一种倾向却深入人心。

    其实，具有颠覆和虚无的双重色彩的王朔热，它们的迅速大众化是正统意识形态崩溃后的正常现象。在正义感严重受挫和政治激情得不到释放的无奈之中，人们转向强身健体和延年益寿的准宗教，转向纵欲享乐和对金钱的贪婪，也就水到渠成。抛开官方的普遍政治腐败对社会精神的致命毒化不谈，仅从民间的角度讲，知识精英没有资格苛责王朔们和迷恋通俗文化的大众。让王朔们对中国社会的灵魂空白和道德糜烂负主要责任，是极不公平的。每个人都有局限，王朔们所起到的颠覆作用已经足够，填补颠覆之后的精神废墟的主要责任，本应该由知识精英来承担。

    从整体精神氛围上看，对于民众精神的伤害之惨烈，无过于***大屠杀之后的精英犬儒主义。知识精英的自私懦弱把平民推向枪口而自己逃向安全之地，热衷于为权贵私有化和权钱交易的腐败辩护的精英本身也已经权贵化，不可能关注受迫害群体的艰难抗争，更不可能为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而仗义执言。即便是关注社会公正的自由主义左翼和号称具有坚定的平民立场的新老毛派，也决不会在现实行为中为受迫害者仗义执言。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金钱和知识之间的同谋，知识精英群体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良知的象征和填补灵魂空白的启蒙者。所以，王朔们的名字对平民阶层的巨大魅力，不仅证明了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失败，也凸现了知识精英的启蒙思想和知识品格的贫困。与其没完没了地谴责社会精神的痞子化，不如拿出自省的勇气和负责的理性检讨知识精英自身的犬儒化。

    八十年代，看苏联异见者的作品；九十年代，看东欧异见者的文字；作为中国异见人士的我，不免脸红。从读沙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米奇尼克的时刻起，他们反抗极权体制的言行都堪称我的榜样，我对他们的钦佩之情和自卑之心从未消失过。他们的知识结构、政治视野、宗教情怀和自省精神所造就的灵魂深度，才是成就他们的伟大作品和伟大行动的内在动力。

    在他们的言行中，我读到的，不仅是极权的罪恶，更有受害者本身的反躬自省：我们每个人，不仅是极权主义的受害者，而且也是它的参与者和缔造者；今天我们反抗独裁体制的行动，不仅是良知和勇气的意图伦理，更是理性而负责的责任伦理。如何取得道义勇气、斗争策略和行动效果之间的平衡，以便让民间反对运动的效果最大化，应该是中国民间反对派最应该探讨的关键问题。以目前中国民间生态的状况看，健康的民间反对伦理的建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索尔仁尼琴的文字之沉重，让供养生命的鲜血变成黑色的抗争，似乎血色的灵魂就是专门为释放一种黑色的忧郁而准备的。这种忧郁向我展示的，与其说是共产极权下异见者的勇气，不如说是思想者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与其说是天才的华美文学，不如说是教徒的忏悔精神。

    一双完全裸露的眼睛，犹如残酷的真理，为自己的坦率而牺牲。凝视这双眼睛中的风景，我相信“石头缝中也能长出迎着西伯利亚寒风而立的橡树”。 
 

      中午的时光是在炽热的天气中慢慢流逝的。我在窗帘的后边目睹了光阴一寸寸的流走——阳光在带格子的窗帘布上慢慢向西，直到留在东边最后一格，然后把大部分的阴影投射到黄色的窗帘上。这时候光线还是异常强烈，隔着窗帘布给我的书桌涂上了柔和的颜色。桌上有散乱的书，当我拉开窗帘，一抹阳光照在书页上，我的眼光掠过到那几个字：“在黑暗中所有的颜色都意见一致”。这是弗朗西斯-培根在一篇文章中的俏皮话，被引用到这本《感觉的自然史》中。它的旁边是一本《圣经》，你若翻开扉页，一定是“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而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我念到那一段的时候，我的敬畏使我常常情不自禁想站立起来。也使我想起当年阿波罗号登上月球，三位宇航员展开《圣经》，大声诵读是何等样的情形。我所居住的楼房的西面是一条街道，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小贩吆喊着经过。在“西瓜，又大又甜！”和“修油烟机，煤气灶哦！”的喊声中我才能从暧昧的思绪中被拉起来，告诉我不至于忘记一个夏天的午后。我知道我不需要起来就可以想象街市上的情形：下楼，出门拐一个弯，在这一条相对热闹的街道上，就座落着两所学校。一所市立高中，一所师范学院。路旁是永远不变的风景——摆着桃子和爪果板车，两三个书摊，一个报刊亭。有几个年轻姑娘的发廊，戴着随身听扭动着节奏的小伙子不断在窗玻璃上张望。间或有卖观赏鱼的经过，三轮车上大大小小鱼缸里水和鱼晃荡着，映照出阳光下五颜六色的炫丽。小城市无所事事的下午值得羡慕，那些人和事物象一出怀旧的故事，又像一首无主题音乐，用看不见的文字和音符编织起无可叙述的过去和未来。
      感谢时间的慷慨。午后的时光是个便于缅想的容具——如果有音乐做背景。红色封面的碟套，马友友和他的大提琴以及拉弓的手，沉静在音乐表现中的面容。更令人动容的还有一个打击你心脏的名字——《灵魂与探戈》。
      在这张专辑中，马友友拉奏了多首改编自皮亚佐拉的探戈音乐，并与“阿萨德兄弟”吉他二重奏组、手风琴家马科尼等著名南美洲探戈音乐合奏团合作。若不是马友友，我对探戈与皮亚佐拉一无所知。这位被称为“世纪探戈教父”，的人，据说最早师承于古典音乐作曲大师娜迪亚-布热朗。当他有一天弹奏起探戈曲时，他的老师对他说：去热爱你的探戈吧！从此，皮亚佐拉开始了他的探戈之路。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八重奏乐团，他杰出的创作赋予了探戈音乐崭新的生命力，使其从最初的“有低俗之嫌”的舞蹈音乐登上了大雅之堂，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迷人的南美城市因为有了皮亚佐亚和他的探戈 ，成为了一个有灵魂的城市。聂鲁达说皮亚佐亚的音乐是人类一个难解的迷。“他的音乐气质就是探戈音乐所特有的气质——混合着汗水与烤烟的气味，百合花的芬芳与小便的骚味。它勾起我们游移于法律约束之外的所有欲望......皮亚佐拉的音乐是一个复杂体，包含着：羞耻 、直觉、爱恋、诗意、冲动、震撼、怀疑、仇恨…… " .而这迷底是正由布宜诺斯艾利斯每一个风情万种男人女人所组成。正如马友友所说：“探戈这个词勾勒出了魔幻般的迷人印象：灯火朦胧的舞场，空气中弥漫的烟雾，男人怀抱中的漂亮女郎，放逐于节奏中的爱和梦想、痛苦和真实。”
      关于布宜艾利斯，我最早读到的是博尔赫斯笔下的那座城市。在那首《布宜诺斯艾利斯神秘的建立》诗中，博尔赫斯写到“第一声风琴越过地平线而来//送出多病的乐曲，它的哈巴涅拉和呓语。//大院里此刻一致推选伊里戈杨，//某架钢琴弹奏着萨波里多的探戈……”在一篇名为《探戈的历史》的随笔里，博尔赫斯谈到了探戈的起源以及来历相关的话题——凶杀，打斗等等，就如在他的小说中谈到匕首，罗盘，马黛茶，马丁-菲耶罗等等频频出现的词语。关于探戈音乐，博尔赫斯写下了他如迷语般一贯尖锐的评论：“从音乐角度考虑，探戈也许并不重要；它惟一的重要就是我们给予的。这个想法很合理，甚至适用于所有事物。比如说，我们个人的生死，或者不把我们当回事的女人……”。1942年，博尔赫斯把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城市“像噩梦一般”写在《死亡与罗盘》这篇小说里。他提到了北方旅馆和“像狮子皮色大河”拉普拉塔河，也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的北郊赛拉诺街和危地马拉街，“我们居住在一幢两层的小楼里”，他在回忆到。这也是他故事的背景。在这些街道上，一批亡命之徒为了金钱和女人杀人或不杀人。在这些所有的凶杀故事里，音乐与舞蹈——探戈总是不可缺少。做为舞蹈与音乐结合的艺术形式，传统上的探戈伴随着肢体暴力的歌词，或强烈或令人伤感。一首典型的探戈《奇妙的世界》唱到：
      我毕生对每个人友善。我把一切都给了别人，现在子然一身，疾病缠身，住在贫民窟这肮脏，阴郁的小屋，咳着血。除了我爱的母亲，如今没有一个人来看我。啊，我现在才意识到曾经对她多么冷酷。我在弥留之际才意识到我多么爱她。只有她对我才真正关心啊。
      “在我的整个一生中，事物被写进历史书里我才能理解”博尔赫斯说这话的时候平静而又若有所思。这个一生迷恋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罗盘，匕首以及为他光荣的祖先而骄傲的人。在他的那些神奇的文字里，南美人的冷酷，诡秘，感性，放荡和自由不羁的精神被写进历史，而在这样的历史中，我们不仅听到了马尔克斯，聂鲁达的声音，还有自由奔放的探戈响起！

                                      

     一位朋友经常感叹，他们单位的一把手独裁、自私，凡事都从一己私利出发，只要对他个人有利的，能捞到好处的，必优先抢占，每天上班就躲在自己的办公室，什么正事也不做，把份内之事也都安排给其他人去做，稍有不顺从，必遭他的嫉恨，立竿见影要进行打击报复，作风之专横，态度之野蛮，而且那么肆无忌惮，都令这位正直的朋友有点忍受不了，认为在这样的领导下，自己是没有好日子过的，并常常将原因归结于这位领导的血型、性格。其实，天下乌鸦一般黑，每个单位，大大小小，都是大同小异，都是中国版专制的缩影，与个人的性格关系不是很大，根子还是在于我们的体制，完全是从上到下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控制型的结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上级任命的单位头头是容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反抗的，他代表的是一级权力，哪怕芝麻再小，也是自成一体，他只对上负责，对下就可以颐指气使了，他掌握的权力范围内，他有资源分配权，他之所以尽最大可能地优先占有资源，这是他手中的权力所决定的。在这种权力机制下，即使他本性善良，也会被权力异化，逐渐变成一个冷血、自私、贪婪的人。

     有时候，我会劝这位朋友几句，说一切都会过去的，这种体制也总有改变的一天。他的回答让我一时无语，人的一生就那么些年，这样的权力体制一拖给你拖个几十年、一百年，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指望？是啊，从这种落伍的权力体制过度到现代政治，起码现在还看到一点痕迹，没有权力的人活在这个社会是看不到什么出路的。

     谢韬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就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晚年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在他85岁时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充满了悲凉和沉痛之感：

     "我们曾是真正忠心的毛派、左派、歌德派，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的赶不走派。后来觉悟了，仍然是护党派、改革救党派，想方设法要救这个党，改善党，想党变好，但悲哀在于逐渐发现，这个党是很难救了，积重难返了，救不了了。怎么办！？一个是转变，改弦更张，大气量，大手笔，大政策，开历史新局面，这可能性极小，一个是自我瓦解，自我毁灭，被人民抛弃。这是历史的悲剧，人民（包括我们这一代）付出了那么多的历史代价，却换来一个历史悲剧，这更是悲剧中的悲剧。"

     谢老先生的悲哀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哀，在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在年轻时代满腔热血参与革命的老人中，那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等到他们晚年觉醒时，一切都已晚了，大错已经铸成，悲剧已经发生。悲凉之雾，正笼罩着华夏大地，即便西门庆式的享乐也遮掩不住这种时代的气氛。

     改革到目前已成为一个虚词，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改革的意义是虚无缥缈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对于强势集团而言，改革意味着更大的利益，如何最大限度地占有财富、占有社会资源，如何继续世代保持荣华富贵，这是强势集团全部的出发点，对他们有利的，就要不惜代价去做，对他们不利的，也同样不惜代价阻止。于是，我们眼看着这个社会一天天地腐烂，整体上的、制度性的腐败侵蚀着社会的每个毛细血管，每个具备正常思维能力和良知尚存的人却都无能为力。民众，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想现在那样感到无力，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挫伤了整个民族，使人艰于呼吸。许多时候，我们都陷入这样一种无力、无奈的状态中，思前想后，感到黑暗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强大得甚至还可以延续一百年。由于生命的短暂，我们很可能没有机会过上一天真正舒心的日子了。

     改革和反腐一样都成为舞台上的道具，需要时伸手取来，不需要时放在一边。官场上，谁也不想启动一场风险莫测的改革，拿自己的乌纱帽开玩笑，权位比什么都重要已成为多数官员的共识。民间社会，马铃薯式的芸芸众生早已习惯了认命，即使打着各种漂亮旗号的人，有几个不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奔忙。改革，改革，多少罪恶借汝之名而行。正是在改革、发展的堂皇名义下，一个个房地产大鳄、IT神话、行业垄断的王国登场了，他们掌握了这个国家最大多数的经济资源，他们占据了借改革之名带来的全部好处，他们的利益是与权力不受制约的前现代政治捆绑在一起的，他们没有理由支持真的改革，保持现状乃是他们的首选。他们分享着美丽的大饼，生活在比天堂还要天堂的人间，他们当然不愿意进入没有人可以稳操胜券的市场竞争中，他们当然不愿意花更多成本去创立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机制，因为他们在世俗社会的成功本来就建立在不公正、不公平的基础之上，公平、公正是他们的克星。

     而今，利益的分配格局已基本完成，改革的动力已经丧失。对于强势集团尤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主动实行制度改革的可能性确乎不存在了，至少在表面上看不出来。因此，我们再也看不到力图有一番作为的光绪帝，光绪帝瀛台修钟的命运，胡、赵80年代的前车之鉴让沉浮在权力舞台上的人们胆战心寒，还有谁敢于冒失去权力的风险，去主张真正的改革？还有谁敢于拿自己的官场生命当儿戏，去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成也败也的考量、个人得失的计算超过了一切理想的冲动，已掌握一定权力资源的人不是按理想行事，而是按现实可能性行事的。这是个理想成为嘲弄的时代，社会的变迁完全是利益的杠杆在起作用，鲁迅说，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炉子也要流血，铁屋子如果没有人呼喊要把屋顶掀掉，是连窗户也开不出的。

     历史已进入这样一个阶段，那就是等待，也只剩下了等待，什么时候天才会亮？没有人知道，不会有人知道，也许很长，也许很短。

 

      昨天大半夜起来看球。原来和大多数球迷的想法一样，这是一场“师傅”和“徒弟”之间的比赛，胜负应在意料之中。不料，随着比赛的进行，在小组赛中激情四射的荷兰队竟然被俄罗斯人打的萎靡不振，斗志全无，最终以3：1输掉了比赛。
      看到荷兰球迷郁闷的表情，真想为这一群荷兰人大骂另一个荷兰人——俄罗斯队的主教练希丁克。你这不是一标准的“汉奸”——不，“荷奸”， 嘛？凭着对荷兰队的熟悉和了解，硬是帮助别人把自己的祖国打败，你不就是当年的中国“汉奸”小山智丽？
      看来荷兰人不会“除奸”了，这事只能留给中国人去做。再过一个多月，奥运会就要开幕了，到时候，如果女排决赛在中国与美国之间进行话，我们可以为你荷兰人做个样子，那朗平胆敢率领美国女排赢了中国，看我们是如何给她定个“汉奸”罪，让她永远流落海外，有家不得回。
      想到这里，我怀着期待心情重新睡下。

 

　　汶川地震一月以来，在一系列道德指责事件中，悲剧的色彩似乎被喜剧所替代。“口水与口红齐飞，献媚并颂赞一色”成为“灾难中国”的新文化景观。

　　死者长以矣。没有什么可以给死者以安慰，至少目前没有。在网络“市场”的叫卖声中，前有余秋雨，后有王兆山共同了构筑了中国文人阶层堕落的极至。除了在死难者的坟墓上搭台唱戏，讪君卖身的同时，还不遗于力地侮辱了那些死难的家属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的对“范跑跑们”的火力封锁，是同一目标的另外战场。以道德杀人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孙子兵法”，所到之处，的确是“鸡犬不留”。范美忠之所以成了“范跑跑”事件，是道德的诚实与自我夸耀之间的落差所造成的；正好迎合了国人"自以为义"的传统,在口水滔天的“论断”声中，更见人性的软弱与罪恶。

　　大地震所引发的“意义”讨论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极度膨胀产物，在“讨论”背后的潜台词更加耐人寻味。“公元1976年，龙醒了，摇摇头，唐山大地震了，但中国此后30年繁荣昌盛！公元2008年，龙要腾飞了，先喷一口气，南方下大雪了……又一脚磴在汶川腾空飞起，汶川大地震了。龙的腾飞一定会有大动静的，中国从此走上千年繁荣！”这一网络上的声音可以被视为“讨论”的基本注脚。在这些大义名份的意义之下，中国人的生命价值又一次可以忽列不计。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里，它的子民的血本身没有意义，只能提供意义。

　　在英模报告和奥运火把的欢呼与掌声中，死难者已经彻底被埋藏了。悲剧与喜剧的转换之间，为了使幸存者的记忆不至失落，也为了那些死难同胞呼喊被世界听见，为文祭之。

   

      当汶川大地震使成千上万的孩子死去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学校的教室如此容易的倒塌，而使那些孩子成为在地震中最大的死亡群体？当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如何讲述在这次灾难中关于“孩子之死”这一章节？在九万多名死难者和失踪者的名单里，我们如何书写这些孩子的名字？这一切都没有人愿意给我们答案，至少到目前没有。
      我真想知道，
      你临终的目光望着什么。
      是望着一块石头，它饱吸了许多
      临终的眼光，那些昏盲地
      落在盲目者身上的眼光？

     或者是望着泥土，
     足以塞满一只靴子的泥土，
     造成那么多别离
     和那么多死亡
     而已经变得污黑的土地？

     或者是望着你最后的道路，
     它转达你曾走过的
     一切道路的告别？
     ------
                ——奈莉-萨克斯
       地震的灾难，使死亡无可避免。但为什么是总孩子？
没有人告诉我们。只有那些孩子们的母亲，已经流干了眼泪的母亲，怀抱着孩子遗照的母亲静坐在街头。她们需要答案。而世界在做什么？当官员们的脚步踏到满目疮夷的土地上，在记者们的镜头前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他们没有给那些母亲们答案。当电视里已经在迫不及待地营造对党和政府的感恩气氛，炮制英雄排行榜的时候，他们没有给那些母亲们答案。当国际社会抱着期待的目光称赞政府最初的效率的时候，也没有给那些母亲们答案。
       至今没有人承担责任。
       于是，一个叫余秋雨的人文学者写文章劝告那些试图寻找真像的母亲们说：
你们所遭遇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十三亿人在同一时间全部肃立，默哀三分钟，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仪式。悼念对象，就有你们的孩子。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
     校舍建造的质量，当然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你们请愿所说的话，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决心。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次大灾难主要还是天灾。当然也有未倒的房屋、幸存的学校，但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不能仅仅从一个角度来论定。已经有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
    有了这个主因，再要论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烦得多了，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科学检测和辩论，而且要经得起国际同等级的灾测比照。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在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但在目前，不能急躁，因为还有更危急的事。
    堰塞湖的问题是悬在几十万人头上的凶剑，卫生防疫问题也急不可待，灾区上上下下所有的力量还在气喘吁吁地忙于救灾，人口大幅度流动，一切都处于临时状态，因此，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我想，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
    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一个大学教授要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们“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否则，就会被“不怀好意的人”所利用。政府想说的话，被这位教授恰到好处的说出来了。成人世界的耻辱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所有的聪明都在参与掩盖罪恶、粉饰肮脏的太平盛世。这个社会在地震之前已经死了。
     所有“伟光正”的表演正离不开余秋雨这一类学者的参与。孩子们的死难来源于他们读书的豆腐渣教室，来源于成人世界的贪渎和为政者的嗜血，来源于无处不在的官商勾结和可耻交易。余秋雨，你真得不知道吗？
      近六十年，这个政府正是在中国人的“动人气氛中保持下去”的，哪怕在饿死三千万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也是如此。至于孩子们，一直成为所有死难事件的主角。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克拉玛依一座礼堂发生大火，主持人让领导先走，造成二百八十八名学生被活活烧死；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东北沙兰镇爆发洪水，由于领导的渎职，活活淹死学生八十八人；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成都三岁小女孩李思怡被母亲关在家中，母亲是吸毒女，外出觅食，被警察羁留，小女孩在家中被活活饿死。而河南农民为摆脱贫困被迫卖血，造成艾滋病泛滥，殃及孩童；山西矿难频频发生，矿工死伤惨重，矿主封锁消息，抛尸远方，老家的孩子望眼欲穿，却等不到父亲的回家……
      孩子死了，我们需要的是知耻，而不是"皇恩浩荡"的感动。

 

  余世存：成人之美
     ——为第八届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一

      对当代大陆中国的成年公民来说，他们几乎都处在丑陋、罪错、虚伪的状态中而少有自觉，他们生活在暧昧、羞辱、污染和匮乏的状态中而少有应对。他们几乎很 少能想到来自己...

余世存：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8年公告
      一． 　　

     对我们当代中国人而言，2008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年初雪灾、西藏事件、护送火炬、山东车祸、汶川地震，等天灾人祸给了中国人严峻的考验。这些国难的惨烈和罪恶程度置诸当代史，大概只有1989年的***可与之相比。

     当代中国人常以躬逢...

        当死亡的气味还没有消失，死难的故事刚刚起头的时候，那些“加油”“胜利”的鸹噪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已经此起彼复。而在这些虚伪激情的另一端，失丧了孩子的父母们在悲伤中站起来，发出了“是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的追问。天平总是倾斜的。在”胜利“还远远没有到来之前，道德表演在继续互殴的同时，枪口一至地对准了一个大洋彼岸的女人。那女人的可恶使她当得这样的“报应”：她连哭泣悔过的机会也没有。关于那些我们的死去的孩子们的故事，关于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的故事，在媒体的矫情与矜持中像所有的死亡的记忆一样，失去它应有的份量。
       另一个美国人在另外一个场合曾经这样说：“让我们来讲故事，那是我们的首要责任。评注将不得不迟到，否则它们会取代或遮蔽它们意在提示的事物-----将人们带到深渊之侧和更远的故事——和其它将它抬升到天堂和更高处的故事。绝望的故事，渴望的故事。”是的，我们若要在废墟上重建自已的文明，我们就必须讲述。那不仅是为了告示慰死者而献上的怀念，更重要的是为了那些活着的人献上对生命的敬畏。
       有人正在这样做。在持续的悲伤中不应只有悲伤，还有真正的同情与希望。在“英雄事迹”和“胜利加油”的宣扬和呐喊声中，真正的故事总是在震撼着人心。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写下了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虽然那只是成千上万中的一个，但它足以让你记住。 

     在二十日的博文《让我们讲述》里，我提到了“可乐男孩”。我是在网上看到他已“去了”的消息，现在可以欣慰的告诉大家，那孩子还活着。

　　　　　　　　　　　　　　　　　　　　告語馬英九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孫中山
     明天，公元二００八年五月二十日，马英九先生在台北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十二任总统。这是一个在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地点发生的特殊的事件，不仅对于台湾...

     在面对那些死难的孩子时，我知道，我需要力量来摆脱而不是绝望。在九天之前，我和那些孩子们一样，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春暧花开的季节”。因为这是春天，它意味着新生命的成长，也意味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光。而孩子们有理由“独享”这生命中最好的季节，因为春天本来就是他们的。但是，突如其来的毁灭结束了这一切，这个春天的阳光不再明媚，它的早晨变为黄昏，它的正午变为黑夜——12日14点28分。就是这个时刻，有些孩子们永远留在了黑暗中。
    就在今天，那个“可乐男孩”走了。当他被人们从废墟中救出来的时候，一句“叔叔，我要可乐”让许多看电视的人们记住了他。但是，他没有活下来，他还是走了。那个声音如此清晰的响在我的耳边，告诉我最深重的悲伤依然是来自孩子们的死亡。
    在讲述这些的时候我知道如何不使自己变得矫情。做为一个像“可乐男孩”年龄一样大的孩子的父亲，我清楚知道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将一生负起悲伤的重扼。并非每一个故事都应该，或者能以语言传递和交流，那些孩子们的父母的心痛在这个时刻我们无法感同身受。还有那些死亡背后的故事。一位《新京报》的记者为我们写下了一个孩子的梦想：
       难舍。李奇久久抚摸着儿子李梦的脸，哽咽失声。三年前为了节省一些花费，李梦放弃了绵阳市的中学，而选择了北川中学。
    5月16日，北川中学教学楼的搜救工作开始扫尾。下午3时,36岁的农民李奇经过四天煎熬后,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儿子，15岁的该校初三男生李梦，只是儿子已面目全非。在挖出李梦的地方，同时挖出了十余名同学。
    李梦的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运动鞋。事实上，这双鞋在5月12日早晨才刚刚穿在主人脚上，圆了男孩三年来的一个梦。李奇决心掏腰包，花了同样长的时间，因为它意味着自己半个多月的工资。
    李奇家住北川县最偏远的山区天口村，夫妻两人都是农民。为了给孩子挣学费，李奇每年会到县城打几个月短工。由于路远且难走，李梦一个月都难回一次家。每个月，李奇给住校的儿子60元生活费，懂事的儿子从来没有多要过，对运动鞋的向往所带来的巨大超支是一次例外。
    运动鞋其实是李梦母亲选的。5月11日，母亲带着一堆吃的从山里来到县城，买了鞋来到北川中学。可等到傍晚，和同学出去玩的儿子也没有回来。母亲给儿子写了一封信，除了与天下母亲一样对衣食冷暖的提醒外，最突出的主题与新鞋有关，这是在5月20日中考来临前给儿子的一个惊喜，希望他能考出好绩。 
   李梦也许并不需要这个激励，他的成绩稳居班上前三名。三年前他考上了绵阳市最好的中学，只是为了低一些花费，最终选择了北川中学。李梦上次回家，告诉父母自己非常期待5月的到来，因为他对中考充满了信心，希望时间过得更快些。
    李梦很喜欢上网，不过极少有这个机会，因为没钱。父亲明白，在儿子的心里，有比拥有一双运动鞋更大的梦想，就是希望早日参加工作，自己赚钱，想上网就能上网。
    如今，名叫梦的男孩子，和一个农民家庭的梦想，都已破碎。
    老实说，我不想让四川大地震成为一个"事件"。那样它会像在中国的所有事件一样成为人们遗忘的对象。比如“三年大饥荒”，“唐山大地震”。前者是政府有意委曲与庶蔽的对象，它的残酷在于，专制政权在自己闯下如此罪大恶极的“人祸”之后，竟能成功地归咎于“天灾”；而后者，那些故事远远未能被讲述，以至常常有人向我打听那次大地震死难人数是否超过了这次。我们的生活应和着不同的节奏，我们与那些死难者生前一样，与那些我们相爱的人相遇，相爱，相别，绝望和死去——这一切都在数分钟之内，迅速的完结，可怕的迅速。
     这些故事必须被讲述，否则那会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梦魇。为“可乐男孩”们，为第一次穿上喜爱的运动鞋的李梦们，写下一段故事的残片，传达一星火焰，担负起他们曾经活着的见证。
   “哦，大地，请不要覆盖我的鲜血，让我的呼喊永无停息之所”(圣经-约伯记)那是约伯的呼喊。是一个苦难中的信仰事件。也让我们讲述，不管是不是信仰者，把孩子们的故事，死者的故事传递下去。我们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们不过是幸存者。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善于奔跑跳跃的野生羊群，被猎人们逼上了崖顶，前面是峭壁，回头是猎人的猎枪。从崖顶到对面的山峰，是任何一个最强壮的公羊也无法跳过去的。猎手们安逸地欣赏着这些即将到手的战利品，羊群经过短暂的骚动复归平静。惊人的一幕发生了，羊群里的羊自己组合，两两搭配，一只大公羊配一只小羊，或一只强壮的公羊与一只母羊结合，一对对先后向对面无法企及的山峰跳跃过去，当大公羊跃到最远的极限，正下坠落时，与它一起跳跃的小羊或母羊，以它脊背为踏板，猛力蹬踏，再度跃起，跳到山崖对面的山峰。而那只作为跳板的，自我牺牲，摔到崖下尸骨无存。一些小羊和母羊逃脱而生存，一个生命群落得以延续。 一个物种要延续他的生命，都知道保护他孩子的生命。类似的例子，在动物界数不胜数，当家牛群遇到狼群的围攻时，牛群会摆一个圆形的战阵，最外是年轻的公牛，用牛角与狼战斗，里一层是母牛，最里面是他们的孩子。蚁群过河时，用自己的身体勾连成一个中空的球体，中空里是它们刻意保护的幼蚁。种群、族群，都是通过这种牺牲、保护而延绵不绝。 有部美国人拍的二战影片，说的是一队纳粹敢死队化装成美国盟军，深入到盟军腹地执行特殊任务。他们在驻地与当地人和睦共处，有个驻地的小男孩不慎掉进了水槽，眼看就要被转动的水车给绞死。一个年轻的纳粹队员跳下水槽救起了那个小男孩，自己却死了，而且被水车绞烂了外面盟军的军服，露出里面的纳粹服装，暴露了身份，整个行动也前功尽弃。保护和拯救弱小生命，是人类的共性。即使是纳粹军人，也保持了基本的人性没有完全泯灭。作为敌对方的美国，也没有漠视和抹杀个别纳粹军人的人的本性。

      在这次川北地震中，我们看到了闪光的人性。有老师用脊梁保护四个学生的生命，也有一对父母以身体为屏障保护自己三岁的孩子，还有更多的救援人员和解放军战士日夜不停地搜救废墟下有可能活着的孩子。那些埋在废墟下的孩子牵动着我们的心，那些搜救人员感动着我们，使我泪溢眼眶。我擦拭溢出的泪水，情愿以后再也不用为救援人员和解放军战士感动；情愿以后不再为学生们、孩子们的生命而揪心。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口号已经喊了几十年。我不知道这是一句陈述句、还是知耻后勇的表决心、或者是无法企及的理想。但我决不敢怀疑是执政者自我讽刺的单口相声。然而，阜阳市一个区政府建了一个媲美白宫的政府大楼，却把一所学校拆毁搬迁至危房上课，并乞求日本的国际组织捐助建校办教育。其实不穷，却自己豪奢置仍是孩子的学生于危险，既穷了教育更苦了孩子。一句喊了几十年的口号成了尖刻的讽刺，不将讽刺当羞辱，却用来遮羞，我认为这样的执政者是一个族群的瘟疫。 多年前，在克拉玛依，一句“让领导先走，”使300多个鲜活的孩子瞬间葬身火海，执政的领导们安然无恙，事后还是安然无恙。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同类、幼小生命的群体是没有希望的。他们不如某些纳粹、不如牛羊、甚至不如虫蚁。他们给这个族群带来的，将会是灾难性的后果。 川北地震，倒塌的学校有：四川都江堰市聚源中学、都江堰市向峨乡中学、重庆市梁平县文化镇一小学、重庆市梁平县礼让镇中心小学、文化镇小学教学楼、德阳市实古镇中心小学、莹华镇中心小学和中学、八角镇中心小学、洛水镇中心小学。 而政府大楼依然耸立。我没有让政府人员陪死的恶意，只是不解，为什么在同一个城市，都经过设计、建筑、监理的程序；都使用同一片蓝天下的水泥、钢筋和砖块，学校的教学楼偏偏就塌成了废墟，而政府大楼却高傲地耸立。 不可否认，政府大楼的设计者、建设者和监理人员都不是政府人员，大楼决不是执政者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教学楼同样也不是政府人员更不是老师和学生设计、建设和监理的。政府大楼和教学楼全由专业人员完成，这些专业人员完成了会塌的教学楼和坚挺的政府大楼。这——，才是最可怕的。一个民族、一个种群，从根本上漠视延续这个民族和种群后代的生命，这个民族和种群离他消亡不会太远。 依然耸立的政府大楼，无疑是他们最后的坟墓。可怕而又无奈，很可能将会是我们亲手建立起来的、埋葬我们民族的坟墓。

     这本来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只是一个切实的行动而已。但是，当我昨天参加单位举行的捐款仪式的时候，我又有着太多的“不舒服”。其实这也是我每一次参加单位组织的捐款活动后的感觉。虽然这是一次集体行动，，我也相信大家对四川地震灾区献爱心的真诚，但我知道，这样的行为却是真正的个体行为，与单位关系不大。因为道理很简单：钱都是从每个人的口袋里拿出来的。
     还有一个问题，这也是我每一次参加集体捐款活动以后最想说的话。没有一次，那怕是一次，有哪一个机构（组织单位或银行，慈善机构）向我以及其它捐助者用一种最简明的办法来说明这些钱的具体去向，比如它要经过哪些人的手，最后落到哪些受助人的手上。这些需要说明的流程其实很简单，而我们就是要求它透明。
     事实上，我们在关于捐助的事情上多年以前已经有过丑闻。比如“希望工程”，这些腐败曾被新闻媒体披露过。这正是我心里不舒服的原因，当然，我希望这一次全国人民的捐款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但希望归希望，更加透明和被有效监督的运作，才能使哪怕是捐款这样的“善事”不会再有腐败发生。我相信自己的担心并不多余，只要看看自己身边，凡与集体沾边的事没有不出现问题的。有学者在扶贫调查报告里披露过更惊人的数据：每一百元扶贫款只有两元真正交给了贫困户。其实有些民间自发的捐助组织更值得信任，我曾经参加过一些网上的捐助活动，每一笔捐款都有清楚的去向直到受助人的地址和电话。在国外类似的捐助活动主要由民间机构来运作，特别是一些宗教机构。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的慈善组织的损耗率普遍比国内低。
    晚上看我所在城市的地方电视台，有政府公告说“不准任何个人和机构组织募捐活动”。就是说，我们老百姓不能自己组织募捐，只有交在它那里。说心里话，它要包办的事情让我很难相信。

    (所有图片来自网络)

    悲伤的眼泪与永远的伤痛将会伴随着生者的一生。但上帝会安慰那些忧伤欲绝的人。“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罗马书  12:15）。为在苦难中的人们祈祷，上帝将拭去亲人们的眼泪，让受伤的得医治，让黑暗中的见光明，让哭泣的蒙怜恤，让无家可归的听见邀请，让所有的人相爱。我们心里悲伤，因我们亲爱的人离开了我们，我们在内心沉重而痛苦，但我们知道上帝也与我们一同哀伤，因这位至高者最能体恤我们软弱的感情。

        (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一个人的生活未必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但我们有接受与否的自由。不要强调心灵的强大，自由仍然取决于意愿：选择和放弃。很多人为他们的生活所囿，终其一生生活在同一种环境里，甚至看上去有些逆来顺受，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比如弗兰茨-卡夫卡，比如费尔南多-佩索阿。

     年轻的弗兰茨-卡夫卡接受了在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工人意外事故保险所的工作。那座办公楼有五层高，单调的矗立在布拉格的一条街道上。卡夫卡的办公室在最高的一层——这似乎违背了他的意愿。在写给女友斐丽斯的信中他说：“我常常想，对于我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也许是一个人呆在宽大而又幽闭的地下室最靠尽头的一间小屋，只身伴着孤灯和纸笔”。他的工作与他的写作距离是如此之远，以至人们经常为他懒以谋生的工作婉惜，以为这是生活对一个伟大作家的粗暴侵犯，是他不得不对现实世界的屈服。对于一个认为“跟人交往会失去了自我”的人来说有什么工作比这更适合卡夫卡呢？事务所琐碎的工作未必不是一个长久沉思在黑夜里巨大想象中的人最好休息方式。人们常常误读了他的“自由”，以至为他写传记的作家马克斯-布洛德也认为他的工作“是个伟大的错误”。不过布洛德也承认，“卡夫卡在事务所工作的经验中，从与忍受不公正工作的冗长手续打交道的过程中，以及停滞的案赎生涯中，获得了对世界和生活的丰富知识，也获得了他那怀疑的悲观主义”。人生活的方式要符合自己的意愿，我们总是乐于自以为是，替别人想象出一种自以为是的生活途径。当享誉世界的博尔赫斯孤独走在布依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或者坐在咖啡馆发呆的时候，那位图书馆的同仁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他在百科全书中发现的那同一个人。

     同样还有葡萄牙人费尔南多-佩索阿。这位一九三五年以四十七岁去世的写作者是另一个“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以一个助理会计师的身份生活在里斯本的一条叫做道拉多雷斯的街道上。不过现在费尔南多是被公认的世界级的人物，被称为“最能深化人们心灵”的写作者。这人一生没有离开过里斯本，他的全部生活在一条狭隘的街道上展开，他的有趣之处除了现在公认的文学成就之外在于，他认识到自己生活的单调，认为通过自己那些不着边际的想象所产生的艺术与得到一份午间快餐同样单调。他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心存感激，理由是无论是乏味的同事还是无聊的里斯本都对他的艺术创造起到了关健的影响。他的写作看上去好象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因为没什么地方去，没什么事情干，没什么朋友可以拜访，也没有有趣的书可读，所以每天吃过晚饭后，他总是到他那租来的房间，用写作来打发漫漫长夜”。但这一表白并不能证实自己生活有着无可奈何的限制，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自由，一种选择。他所谓的单调意味着无可比拟的自由。在《我游历了第八大洲》里，佩索阿写道：“有些人航游了每一个大洋，但很少航游自己的单调。我的航程比所有人都要遥远。我见过高山多于地球上所有存在的高山。我走过的城市多于建立起来的城市。我渡过的大河在一个不可能的世界里奔流不息，在我沉思的凝视下确凿无疑地奔流。如果旅行的话，我只能找到一个模糊不清的复制品，它复制我无需旅行就已经看见的了的东西。”看了这些，我想说，这人是个自由的人，不仅是自由的观点，还有生活本身。

     做为一种严格的身份区分，艺术家与小职员有着过分漫长的距离；这也常被人们看作精神与现实的对立和分裂。好在卡夫卡和佩索阿并没有把自己当作艺术家。前者生前曾立下遗嘱要求他的朋友将自己的作品焚毁，但这一承诺没有被遵守，这也就是说不管是在生前还是死后他的意愿都将被委曲，而后者对自己的生活自满意得，仿佛在说这世界就是依靠自己想象创造出来的，但并不准备让这世界承认。

来源：任不寐博客http://blog.ifeng.com/1247038.html


两年前，应温州等地的弟兄姐妹的要求，我曾为读者推荐过一些书。很高兴那份书单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现在我在这里进一步充实了该书目的神学部分，献给本博客的各位读者。这组图书绝大部分来自我个人的藏书，最早是为撰写《灾变论》和编辑《大学精神档案》所做的预备。其余部分则来自图书馆，特别是神学部分，是最近两年多来我在神学院中所接触到的最新资源。

在我个人看来，基督徒在文化...

       世上有些名字，不能轻易提及，甚至不能想起。它与你无亲无故，离得很远，你在这个星球上茫茫人海中没有、将来也不再有机会与它相遇，它只是一个普通的音节，无数普通名字中的一个，你对以它的名义曾经存活的那个生命，从来没有接触过，在你近六十年生涯获取的无数信息中，它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片断。可就是这样一个名字，足以让你发生变化，让你强烈地置疑你的一生，让你的呼吸不再平稳。这个名字叫“林昭”。

      我现在坐在内陆山城一幢高楼的办公室，窗外一片春色，阳光柔和，远处的歌乐山像一幅宋元春山图，看不见的嘉陵江静静流淌，——春汛的时节还没有到来。我伏案写字的座椅靠背后面印着“正写作，勿相扰”六个字，四周是按我的意志分类堆积的书籍，它们是我贵为“民间思想家”身份的物证，让几多来访者脚步放轻。墙上是名人字画。我靠它们存活，并且不无自得地据此“大隐”于闹市。

      但自国涌一个月前要我写一篇纪念林昭的文字后，我与这一切有了距离。不时出现一些托尔斯泰式的“孩子气”的问题：你靠什么活着，为了什么活着，你赖以生活的理由真实吗？一旦撒手，你敢说你能够无所憾疚地离开，你敢奢望还有一个世界在等着你吗？那个世界上你的全部可称高尚的理想，都可以实现？

      我与林昭认识，是通过胡杰那部《寻找林昭的灵魂》。这世上，有这么一种人，如同跨洲越洋迁徙的候鸟，茫茫夜空中的流星，遵循某种旨意，只为体现那神秘而永恒的命运，只为一瞬间的光辉而殒身消逝，他们是每一个外婆讲给小孙孙听的天使，他们是乘马车越过古老山河回家的远行人，他们是只为一种风景——十字架——所陶醉所神往的殉道香客。

      林昭离开这个丑恶世界快整整四十年了。胡杰的采访唤醒了林昭亲人同学情人的记忆，胡杰走到了我们时代电视纪录片可能达到的极地，但他无法越出那道门槛，我们谁也地无法再现林昭最后时分的细节。毋需蒙面的刽子手的形象，他们施以牺牲者的最后暴虐，那个时代，行刑者以行将毁灭的生命的痛苦程度直接显示暴政的权威，我们贫乏的想像力和可耻的好奇心，无法打探35岁的林昭最后的姿态，我们聪明高雅酷爱细节分析的全部历史学界，无缘窃取中国二十世纪与秋瑾遥相点头目示的圣女的一声叹息，我们没有资格倾听她与上帝相见的那一声问安与抚慰。

      据说，这个国家以“主渠道”为首的成千上万部电视片，足可以赚取数千亿利润，从业人员达数百万，亿兆或清朗或浑浊的眸子、或纯朴或卑污的心灵，从中直观、生动、可感并且幸福地知道了无仙也可攀，无道也可拜的三山五岳，从不断子绝孙的秦火清狱……。胡杰一人，没有立项、投资、颁奖、鲜花，没有这个时代全部劳什子，只有心酸，悲怆，痛楚，叹息，只有跋涉，叩问，等待，风险，我不知道最初是什么力量把胡杰拉了回来，推上路，让他南下北上，这条沉默的汉子为此更加沉默之后，他究竟为自己，为世人做了什么？

      去年某日章诒和突然来电，称将与胡杰西游，接着把电话交给胡杰。那头的声音似乎远自天边，电流一下减弱，他的声音苍凉静穆。什么也没有说，曾经沧海难为水，从圣地归来的汉子，你何时到来，都是最特殊的朋友，来得最远的客人，我们当然没有盛筵款待，我们只为你，为你追寻的灵魂，点燃红烛。

      信息泛滥的时代，我这里不时出现些来路不明的光碟，让人看了恍然大悟的，唏嘘不已的，惊心动魄的。唯有林昭，在最凶残最黑暗最血腥的时代，孤独地站着，因为手铐脚镣，幽幽地站着。你给我们留下的，岂止鲁迅的《药》，这个不惮以最坏的心思揣度中国人的绍兴人，他笔下的刽子手仍是自知有罪的小鬼式侏儒，几十年下来，这侏儒已经翻身为天下的主人。索尔仁尼琴早于我们三十年就指出，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夫科尔尼科夫知道自己是坏人，手上的血不是红墨水，而二十世纪用先进思想观、人生观武装起来的人们，他们踏过牺牲者尸身的时候，内心是平静的，甚至很自豪，他们的眼睛仍然是明亮的，他们坐在温暖的家里，胃口好得很。

      不，鲁迅描绘的旧式反抗者和刽子手，已经被大大地、不可逆转地超逾了。惟有林昭，你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最后的时刻。你用刽子手们也听得懂的词语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你用那个时代整个民族都觉得稀罕的声音说：生命有涯，自由无价，你用***们永远不可企及的高度和宽广，向一切时代一切国度说：奴役的人们不得自由，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你没有姿态，支撑你睁开双眼，站定脚跟的血液已化为那一行行文字，古今中外一切殉道者，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俄罗斯北海荒凉城堡中的苦行僧，古拉格群岛终年不见阳光的苦役犯，他们是你的兄弟，父辈，爷爷，他们是上帝的杰作之一，浑厚低沉，混响于天地间的男低音。法兰西幸亏有贞德，巴黎为此蒙受了永久的唯一的神圣之光。俄罗斯妇女，前有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姐妹，后有索菲娅，俄国因此可以骄傲一千年。而我们有林昭。

      一切都隐退开去，铁槛，枷锁，入骨的严寒，厉声审问，女性的痛苦，还有“押赴刑场”，这个现代中国最无耻最野蛮最下流的术语，带刺的绳索，针药，他们蹭你，揪你的头发……，都隐退了，都不曾发生，连那颗只值5分钱的子弹，也没有从枪膛射出，不，它被很人性地射向空气，是你的头和心脏撞上了……，都隐退不见了，一切都过去了，请忘掉吧，本来就没有什么。只是一条线，路线，只是往左偏得远了点，只是人类固有的极端性格，出发点没有什么大错，用心还是好的，俱往矣。

      不，俱未往。那个时代曾经有某种慷慨的许诺，如同《圣经》给人类的希望一样，即使遭到最可耻的背叛，只要有一个人在坚守，在向专制复辟抗辩，它的全部道义权威就有生还的可能，而那蜕变成庞然巨物般的利维坦，无论衍生出任何天文数字般的手脚喉舌触角，无论窃据膨胀了多么令世界惊愕的GDP总量，都不能遮蔽一个弱女子的身影，无论多么堂皇的理论体系，多少巧舌如簧的御用文奴，都不能磨洗一叠带血的文字。

      女性，生命的缔造一方，爱情的源泉所钟。女性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天然尺度，而且是人类不至沦为兽类的无形屏障。当一个国度把女性作为工具时，它便犯下大不义之罪，当一个政权不以虐杀女性为耻为罪时，它便是名符其 的邪恶政权。当一个时代，只有女性以其真纯、诚实、朴素和圣洁挺身而出时，这个时代便被称为“地狱”。二十世纪中国，天地翻覆，六合黯澹，都是中国男人们造的孽，犯的罪。除了江青、聂元梓、宋彬彬 “一小摄”女人外，中国所有女性的双手都是干净的。秋瑾、张志新、林昭们以其惨烈的消殒，给我们留下的，是一部不仅使专制帝国黯然失色、而且为未来埋下真理、希望和爱的种子的启示录。

      林昭的时代虽然黑暗无边，但国人内心还有某种渴求，希望的光很微弱，却很真实地闪耀在苦难的中国。林昭1968年4月29日罹难后，不到半年，几千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那是一个开始觉醒的时代，然后是被称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们要痛心地承认，林昭所向往的，为之流血的时代，绝不是我们这些苟活者所在的时代。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一个长期不分善恶是非的社会，一个恶贯满盈的暴君，与一个腐败不堪的制度，既能干出杀害林昭以及数以千万人死于非命的滔天恶绩，又能创造世界历史上不曾出现的经济奇迹。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这两者之间存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它们并不冲突。

      我们面临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真正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为林昭平反昭雪，接受林昭为民族先贤祠里的圣女，这意味着我们认同高贵、博爱、正义，理想，意味着我们服膺自由、民主、人权、宽容，意味着我们无法接受权力的专横及其附庸——金钱的贪婪。

      但是，我们认同的仍然是制度化的人性之恶，我们服膺的从来没有超过每个个人的私欲，我们还在接受使林昭喋血不止的那种变形记，那个浓黑的宿命。

      昨天是戊子年清明节，无数国人在法定假节日中祭奠祖宗亲人，中国人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问一下鬼神之事，窥一眼黄泉之境，感受一下生前死后的虚无与意义。既有“人各亲其亲”的人性之常，我们就多少还可以再存希望，终有一日，当更多的人，尤其年轻一代，用眼泪、感叹和心灵的震动，像公祭我们的神祗远祖和历代先贤一样，祭祀林昭，我们就会有某种未来的慰藉。即使到了那一天，我们仍然意犹不平，总得把从***开始那一个个恶人擒到林昭灵位前，让他们屈膝下跪，忏悔认罪。毋需他们流血，即使是他们那污浊而抽象的血，“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不是林昭的哲学，也不是我们热衷的活计。

      年近六十，对一己的人生和世界的意义益发怀疑。生活仍在继续，因为一点小名气，南来北往的事一下多了起来。但心里一个声音一直存在，无法回避。想起托尔斯泰在五十岁上下，突然出现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他在《忏悔录》中面对灵魂和上帝发出的“孩子气”的问题。我也有很多缺憾，其中之一与托翁类似，在一个黑暗时代竟免于牢狱之灾。梨洲先生有“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的名句，此生已无缘体验。林昭本来与监牢很远，离镣铐的冰凉锈蚀很远，她的血本不该用来写字，她的头和心也不是生来穿透子弹的……。我至今无法面对这名江南女子的噩运，谁在我面前提到她的名字，我甚至觉得我们都是杀害林昭的同盟，我们都是十几亿看客之一。某种意义上，人生的基石只系于一种状态，那常常是另一个生命的形象，她的故事、文字，面临磨难时的态度，甚至那些很不起眼的细节。对于我，在困惑危难袭来时，首先出现的总是母亲的慈晖。我相信，东方的女性有一种使命，无论在地下还是天上，都是我们这些可怜可悲的男人们的守护神。林昭走的时候35岁，而我已苟活到花甲之年，从年龄上，她永远是我的一个妹妹，年轻，美丽，人生才开始，站在那里，孤独地，幽幽地，远远地……

      2008年4月5日
 
 

     当CNN说中国制造的商品都是“垃圾”，并说“过去五十年就是那同一帮无赖和暴徒”的时候，我们的愤怒像火山一样暴发，这种愤怒怎么看上去都有“恼羞成怒”的成份——如果不是中国留学生王千源因为出面敦促对立双方进行对话交流而遭受到海内外爱国华人前所未有野蛮围剿，我是不愿意用“恼羞成努”这个成语来形容爱国群众的“爱国愤怒”的。当我们认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偏见是根深蒂固，其妖魔化的做法让我们无法容忍的时候，我们也在用实际行动证实着他们的看法。
     一贯以“正确舆论导向”自居的中央电视台其网站4月17号在首页以《最丑陋的留学生》为题刊登了王千源的照片和视频，其后，这些照片在中国各大网站上广为流传，有的照片经过处理后在额头上打上“叛国贼”字眼，有的把她“恶搞”成“我是猪”，还有的更加不堪而且下流------。王千源的名字、身份证号、联络电话等个人资料统统被公布在网上。有人更诅咒这位20岁的如花女子被汽油焚烧，甚至威胁她回国后将被碎尸万段。
     这还不是全部。王千源父母在青岛的公寓地址、姓名、工作等资讯也被上网，有人还在网上贴出王千源父母家门口被泼粪的照片。她父母的家已经被毁坏，家门口安装了摄像头，双亲只能在外面暂避。没有看到有任何部门对这种侵害个人权利的行为出面阻止。
     王千源毕业于青岛二中，是该校的高才生，曾经是学校对外炫耀的资本。她变成爱国者的“公敌”，后，愤青们也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她的母校，大骂学校教出这样一个“汉奸”。该校马上出来表态，坚决与她划清界线，不承认有王千源这样的学生，已经将她的毕业证书作废，还召开全校“整风”大会，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该校教务处的李老师对记者表示：“全校的师生都很恨她。”
     因为表达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意见，一个女孩子就成了舆论以及行为暴力的牺牲品。这是一个只有在中国的“春天里的童话”，并且还在以各种不同的版本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继续上映。在铺天盖地的“大国崛起”的呼喊声中，在二十一世纪地球村文明潮流中，我们不得不重温十八世纪法国人伏尔泰的启蒙。正是王千源，提醒了我们曾经羞耻的过去，挑战了我们对真理的恐惧——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
     春天已被绞死而生活仍在前进，但恰恰一些生机已被窒息。王千源幸而没有生活在现在的这块土地上，但在这个叫“中国”的文化废墟上，早于王千源之前，它埋藏着不只一个叫林昭的女子的灵魂与肉体。
     而我们，做为一个群体难以命名。不是“一帮无赖和暴徒”，但愿不是。那我们是什么？
   

     《创造者——富于想象力的巨人们的历史》美国丹尼尔-j-布尔斯廷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以创造这一主题，记述了人类三千年的的文化艺术成就。堪称史诗性的艺术论著。本人孤陋寡闻，此前不知道有这样一部书。
     《耶稣传》德国大卫-弗里德曼-施特劳斯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二次印刷。买来一看，只是第二卷，那就是说还有第一卷。还的去找找。
     《听风楼读书记》冯亦代著。三联书店出版。1996年3月第二次印刷。记得《读书》杂志曾经有一个叫“西书拾锦”的栏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2003年《读书》杂志就没有中断过订阅，而冯亦代一直在那里写书评。这本书就是冯先生的书评合集。
     《罗隆基：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谢泳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谢泳先生写的罗的评传及罗的言论辑选。
     《时代的喧嚣》俄罗斯曼德尔斯塔姆著，黄灿然等译。林贤志《曼陀罗译丛》之一。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曾经在《世界文学》杂志阅读过。
     《奥威尔经典文集：动物农庄，一九八四，奥威尔随笔》奥威尔著黄磊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这本书自己的书架上一直没有。
     《笑的历史》法国让-诺安著。果水毅，许崇山译。三联书店1992年4月出版。文化生活译丛之一种。
     《来去自由》连岳著。四川人民出版2003年4月第一版。
     《杂书过眼录》谢泳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
     《摇滚圣经》李宏杰编著。新世界出版社2000年月日11月第一版。
     《音乐圣经——英美日最佳唱片榜》林逸聪主编。华夏出版社1996年北京第7次印刷。
     《将错就错》甘阳著。三联书店2002年2月第一版。是甘阳为报章杂志写的专栏文章。
     《黄色潜水艇》沈宏非著。文汇出版社2006年月1月第一版。
     《神学政治论》斯宾诺莎莎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浪迹中国》马建著。新世纪出版社2002年月10月第一版。作者与高行健一样是华裔法藉人，零星读过其作品。
    《怪异故事集》美国爱伦坡著。曹明伦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脍炙人口的故事。却没有读过。
    《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爱尔兰，乔伊斯著，徐晓雯译。想当年，一篇《阿拉比》让我对乔伊斯佩服无比，《都柏林人》那些优美的故事值得珍藏。
    《大师的残忍——我最喜爱的恐怖小说》马原选编。作者全是大师级的人物，除却博尔赫斯，海明威，马尔克斯等，美国作家奥康纳是另一位让我印象深刻的人。其风格诡异使人过目不忘。
    《人间鲁迅》林贤志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月1月第一版。煌煌大作，不知现在是否有信心读完。

 

     尊敬的老周兄：
     您好！

   “任不寐，你不要数典忘祖！”的来信，包括最后的感叹号，我都收到了。今天刚刚忙完，就坐下来遵嘱在我的博客回复你。我认为您的批评包括两个主要观点，或者说拙文《爱国贼出生十年记》有两大罪状：第一、恶毒攻击爱国热情，崇洋媚外; 第二、鼓吹基督教信仰，数典忘祖。在回答您的问题以前，允许我打击一下您的热情，宣布“任不寐，你不要数典忘祖”的，您不是第一个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人，而且我一直很为这种指控自得其乐。

     首先，我是一个因数典而忘祖的人——越是数典，就越是忘祖。我知道在汉语政治语境里，“数典忘祖”相当于政治艳照门那么大的罪状，相当于违宪，以致一代一代的孩子都要强占这道德最高点，用这同一块石头大义凛然地消灭身边的人。然而，很多人恐怕连这话最早的政治隐喻都不太清楚。该成语出处：《左传·昭公十五年》：“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 当代汉语词典又将“崇洋媚外”诠释为它的“近义词”。然而，这个故事的实际背景是这样的：

     某日，晋国的籍淡去成周参加安葬穆后的葬礼。葬礼刚刚完成，周天子即脱掉丧服大宴宾客。席上周天子责问籍淡为何晋国没有礼器进献。籍淡回答说：“早年诸侯受封时晋国没有接受王室的宝器”。于是周天子开始“数典”说：“晋国的始祖唐叔是周成王的胞弟，岂能分不到宝器！……你的先祖竟然还是掌管典籍的官员。你既然是司典的后代，为什么要忘掉这些？”籍淡归晋，说与大夫叔向，叔向回复说：“周天子把忧愁当快乐，恐怕不得善终。吊丧之时，他和宾客饮酒作乐，还索要宝器。他本不知礼法，背出的典章再多又有何用？”其后，周王朝渐趋灭亡。

     骂别人“数典忘祖”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把自己想象为“不近美色”的周天子，然而这典故真正要否定的恰恰是周天子——一个一直在罪恶中却缺乏基本罪恶感的政治愤青。不过我今天要讨论的重点不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数典而忘祖。

     我迄今为止的人生分三个文化阶段：第一阶段，数典数出一个鲁迅。因虚荣心，却也为追问真相，多年如饥似渴攻读24史，还包括四书五经六艺以及十八般武艺，我得出了鲁迅早就得出的结论：那些“典”里就两个字：“吃人”。然后我的思想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开始如饥似渴地攻读西方历史的经典著述，从哲学史学到经济学，凡“汉译名著”的，几无一放过，然后数这些“典”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不该自以为神。最后我开始数另外一个典籍——圣经，我就慢慢明白了，只有神是神。这是我“数典而忘祖”的心灵历程。

     当我知道只有神是神的时候，我开始理性地看待自己的祖先，我开始真正用人的眼光把他们也看成人。一方面，我不再是鲁迅，一定要把“吃人”那么紧张的评论强加于“祖”，因为他们毕竟也是人，我们自己毕竟也是人，因此“有限者不应该论断有限者”。既然我们的祖先不是神，那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不应该象神一样去审判他们。但另一方面，我就真的知道“祖”是没有任何道理被崇拜的。在中国宗教以及日本神道教中，都有祖先崇拜的迷信观念。然而在真理的光照下，即使根据常识我们也能知道，祖先不过和我们一样是有限的罪人，把他们当成道德偶像和文化偶像都是自欺欺人。即使我们欺骗自己说不了解这些先人，那我们还不了解自己吗？你知道我们早晚也要成为别人的“祖”，然而就我们这些有着各样缺陷的普通人，有什么资格和必要让我们的后代来崇拜呢？事实上中国的孝文化以及祖先崇拜与“忠”这样的政治计划相联系，你读《孝经》就能很清楚地看见这一点——祖先崇拜是要把血亲秩序复制到政治秩序中，以便使政治结构即使缺乏神圣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