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放逐

      2009年10月26日，一代史家唐德刚先生走了。

     对于1920年出生的他来说，无疑是生逢乱世，历史在他不只是安身立命的职业，而且包含了他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他不仅身历军阀争战、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系列大历史，而且与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胡适等许多历史的创造者有近距离的接触，他笔下的历史是活的，里面有他自己的生命亲证，那些曾与他血肉相关的时间早已沉淀在里面，其中混合着他的的呼吸和心跳。也因此，他的笔才会如此纵横自如，大开大阖，不拘一格。

《返璞归真》C.S路易斯著，汪泳梅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2009年3月第五次印刷。
《卿卿如晤》C.S路易斯著，喻书琴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
《七十年代》北岛，李陀主编。三联书店2009年7月第一版。
《船夫日记》印度，凯尔秦斯-伊姆莱著。作家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美国的本质》于歌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陈丹青音乐笔记》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
《纸房子》卡洛斯-多明盖兹著。陈建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
《美国讲稿》伊塔洛-卡尔维诺著。萧天佑译。凤凰传媒出版集团出版。2008年2月。
《阅读史》阿尔贝托-曼古埃尔著，吴昌杰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2月出版。
《夜晚的书斋》阿尔贝托-曼古埃尔著，杨传伟译。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8月出版。
《布洛茨基谈话录》约瑟夫-布罗茨基，所罗门-沃尔科夫著，马海甸，刘文飞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
《说吧，记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王家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
《候孝贤电影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
《惶然录》费尔南多-佩所阿著，韩少功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五次印刷。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著，陈实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和《惶然录》是同一本书的不同译本

 

去年以来，我需要经常往来于我工作的城市与父母亲生活的所在地。两地之间的距离大约二个半小时的车程，火车会时间略长一点，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会选择坐火车。坐火车的好处是可以不受干扰地读书。这样，我会常常在包里放一本书，以便随时动身的时候不至于把这件事遗忘。我发现，火车上读书有着异乎寻常的效率，因为我们平时实在难得有二三个小时的整块读书时间，而且火车上很少有什么事分散我们的精力，通常我们所遇到的是陌生的面孔，不需要寒喧，打招呼，我们上来就可以大模大样地打开一本书读起来，直到到站下车也不会有人打扰。

去年，我在包里放的是唐德刚先生的《胡适口述自传》，也就是几个来回， 我把这本书完完整整地读完了。然后是龙应台女士和儿子的《亲爱的安德列》，以及现在这本《亚洲腹地旅行记》。《亚洲腹地旅行记》是我在一次打折书市上买到的。原价48元，我花了一半的价钱。这本瑞典人斯文-赫定所著的著名的旅行记是一本跨越时空的书。“驼铃、海洋、庙宇、宝库，在生动视觉与经典文字中一一复活”封面有文字介绍说。上个周末，我带着这本书在火车上，也经历了一次小小的旅行——在这个旅行中，我随着斯文·赫定的驼队进入戈壁，发现楼兰，寻找罗布泊，翻越喜马拉雅，体验了他长达40余年的探险故事。

“真是很难想象我在幼年时志向就很明确了，我一直引以为傲。”1865年，斯文赫定诞生于瑞典首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家庭和早年经历与大多数欧洲人的家庭和经历没有什么过多的不同。19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他有了与众不同的独特感受。西方地理学界，也许可以说是整个知识界已向地图中的空白点宣战，征服极地的船队；单枪匹马的无名之辈，因为测绘了一条热带雨林中的河流或标明某个处女峰的海拔高度可以一夜间扬名天下。呼吸领略了这样的氛围，使斯文赫定对未知世界有一种执著的迷恋：“我对自己说：‘将来有一天也会这样回来’”。

“亚洲——这神奇的土地。还没有动身，我的脑海里已经听到了里海汹涌的波涛，沙漠上悠悠的驼铃声”。1886年，斯文-赫定利用一次工作的机会，完成了他在亚洲的首次旅行。19岁那年，他有机会到遥远的巴库做家庭教师，这正是他所希望的，就毫不犹豫的踏上了离乡之路。工作结束后，他以所有的薪金为路费，到波斯及中东进行了首次考察旅行。1890年4月，斯文赫定再次踏上远赴中东的征途。开始了在亚洲的第二次探险旅行。

1890年12月，他由俄国进入中国新疆省。斯文-赫定在书中记述了当时喀什有基督教传教士和基督徒的情形：“这些出色的妇女以及那教堂传出的悠扬钟声，把喀什噶尔那黄灰色的天空下的单调一扫而空。”我的基督徒身份使我对这样的记载更感兴趣。不过在那些图片中看不到有教堂，所以我怀疑那是指清真寺的钟声，因为有迹可寻的只有清真寺的图片。虽然斯文-赫定在书中说他遇到了荷兰的传教士，但也提到“他的卧室里挂着十字架，全当了礼拜堂”。

1899年，斯文赫定在新疆进行了第二次考察探险。1900年，由于一个偶然机遇，他发现了楼兰古城。他说：“楼兰城以及我在那废墟中幸运所得的发现足可以编成一整部书，但是现在我只能用少量的篇幅叙述这坐古城”。在谈到楼兰的衰败时，斯文-赫定说：“当城中战云密布时，官吏们并没有忘记公家的责任。他们仍在尽心尽责，在战火中写完他们的报告。这些中国人的品行和勇敢精神令人感动”。他引述中亚研究者康拉德的话说：楼兰文件是一种叙事诗，是用世界历史的重大，狂暴，黑暗的背景描写的世情画。

1907年，斯文赫定第四次来中国，这一次目标是西藏。

1926年的冬天，斯文-赫定再次踏上中国的大地。这次他带来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及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本次考察由中国瑞典双方共同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另一些吸收了五名中国学者和四名中国学生。1927年5月9日，斯文赫定和徐炳旭率领一支空前规模的现代化科学考察队离开北平，前往中国西北。

1933年10月21日，斯文赫定等受当时南京中央政府铁道部门委托，对勘测考察修建一条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动脉的可行性。 一九三三年夏天，斯文赫定提出了优先考虑新疆的问题，其具体措施，首先是修筑并维护好内地连接新疆的公路干线，进一步铺设通往亚洲腹地的铁路。这次整个考察活动经历了八年时间。其间的经历都忠实的记录在这本书当中。

“现在我一生的最好时光落在我后面了”。当回忆自己一生的经历时斯文-赫定这样说。但我们通过他写下的探险故事也经历了作者生命中最迷人的时光，一切未知的历史，神秘的险境，时光交错的当下与现实显现出一个历险者生命的光彩。当我徜徉在文字的构成的历史与现实之旅，我体察到了我个人生命中从未觉悟到的东西。而斯文-赫定用他的生命和文字扩展了我生命的世界，我间接的享有了他曾经历的所有。这就是一个探险家的文字与一个虚构作者的文字之间的不同。斯文-赫定是幸运者，他没有在九死一生的探险之路中倒下。而对于我们，他的幸运是我们更大的幸运，我们籍着他不朽的文字经历了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事物，无论是已经是消逝了的历史，还是当下存在的过去。

　　

    “我，还有其他许多人都是被打动我们的书引进了书店，原本只是打算呆一会，但我们却长久的留在那里”。本书的作者美国人刘易斯-布兹比在书中写到。这位先生因为痴迷于于书籍而从事书店行业达17年之久。在《书店的灯光》一书中，他为我们写下了自己关于书与书店的美妙感受。
     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书的封底印上了北京万圣书园墙上的一句话，出版者的创意如同读者之间会心的一瞥，增添了无比的温馨。在去年农历岁末一个阴霾的日子里，我在一家常去的书店里发现了它。封面上的书架如此眼熟，多么与我曾经有过的相似，当我看见书名，几乎不假思索地收入囊中。这是一本随时可以读上几页的书，是一本爱书人写的书。刘易斯写道“十一月，一个阴雨的星期二，临近黄昏。我喜欢在这种时间逛书店——下午短斜的阳光和此刻的安闲将一切拉近了：书架，书，还有在狭窄过道里埋头寻书的三两顾客。柜台里，一个店员对着橱窗发呆，在黄昏高峰来临稍事休息。我来找一本书……”。这是不是每一个爱书人曾经经历过的场景？在如此熟悉的描摹中，你的脉博会不会加速跳动？“我去了城里的数家书店，尽管那里有成百上千种图书，却没有找到可以抚平我的冲动的那本。我并非无书可读；我的床边有一摞没有读过的好书，更何况我的客厅里还有成架的书打算再读。恼火的是我发现我渴望的是“下”一本，但我又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不再试图去分析这种渴望；我屈服于折磨我大半生的痴书症已经很久了。我明白这种“病”况，感到不久就将有所斩获。”这难道不也是我们所患上的病？当刘易斯说书籍是通向自己的过去的鲜活记忆之门，那些强烈的阅读印象起源于某一本书。比如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时，你怎能不怦然心动，在自己的脑海里搜索起早年的记忆？因为爱书而终身与书店结缘，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随便哪家书店，我总是充满一种静静的兴奋。按理我不该如此：我在书店度过了大半生，当过书店店员，也做过出版社的销售代表；即便我退出这个行业后，仍然是个不可救药的书店常客，每周至少要去书店五次。难道我还不厌倦吗？可是，在如此恬谧的早晨，书店陈列的整整齐齐，书架清洁并充满希冀。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家商店——当一家书店开门迎客，世界的其他部分也随之而来。”当然，不是所有爱书的人都会从事与书相关的事业，但当读书成为一种终身的习惯时，书店就与我们的生命习习相关。
     从书到书店，这几乎是刘易斯生命经历的全部。做为一个与书店打交道17年的爱书者，经营者和图书发行人，他给我们写下了许多关于书及书店的故事与感受。
   “我一直认为，图书承载着我们的思想和想象，使它们充实人间；一个书店就是一座城市，我们日臻完善的精神自我居住在其中。”
   “伊利亚斯•卡内提（Elias Canetti）曾将咖啡馆描述为我们 “在人群中独处”的地方，我一直认为这句话也适合于书店。这种独处和会聚实在是可爱的搭配，就好像书店在消解图书的孤独。
   “书店的吸引来自诸多层面，所以我们必须静下心来。我们在其他顾客中穿行，细细地浏览书架，感觉敞开的门外一阵细雨掠过，一时间不太确定我们究竟要找什么。找到了！在桌上的书堆里，或是在书架满是灰尘的最下层，我们偶然发现了它。这不过是一本寻常的书。这种书可能印了5000册、5万册，甚至50万册，但这一本就像是专门为我们定制的。我么翻开第一页，于是宇宙也随之开启。”
　“当然，我不仅仅是为买一本新书而去书店。逛书店本身令人兴奋，我知道我想呆多久就可以呆多久。书店的潜规则与其他零售行业不同。虽然书店多为私人经营，却重视公众对时间和空间的要求。书店不限制你的逗留——它本身就是供人流连的地方，时间长短由人自便。书店的这种行业性的闲适部分来自它所销售的商品——书不是那种急功近利的产品，他们需要时间；写书很慢，出书很慢，读书也很慢。一本400页的小说也许要数年才能完成，出版的时间可能更长，即便买回家，读者也许隔上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才会坐下来读上几个小时。”
   “书店向来是交换时代思想的市场，在塑造公众话语方面起到促成的作用。书店经常是捍卫言论自由权力的阵地。”
   “书经久耐看，可以用而无损。书不需要燃料、食物或服务；它既不会自己弄脏也不会闹出动静。书可以反复读，然后传给朋友，或再卖掉。书不易碎，不怕冻，沾满沙子也照样能读。即使掉到浴缸里，晾干了，就万事大吉。如果书脊开裂了，书页掉了，只要在一阵风光顾前将它们整理好，用胶带粘上就行。书的平民性质中最重要的是：除了识字外，看书不需要其他特别的训练------”
    关于书和书店，有谁比刘易斯写得更好呢？在这个冷寂的世界里，“书籍是朋友,我们并不孤独”。

 

     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又到了每周一次的学习时间。我一直在想，能不能让我们有限的学习时间成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就是说让我们的学习能够帮助自已打开眼界，接受更多更好的文化信息，来认识了解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我想，如果有这样的途径的话，那么读书是最好的捷径了。所以今天我们不妨利用这个时间开一次读书讲座，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本书。
     大家知道，无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出版一本书都会在书的封面上印上作者的名字，然后在序言或前言中写下出版该书的主旨。从这一点来说，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很奇特。它从开始到结尾就是六十六卷的内容文本。它在世界上已翻译成二千二百三十三种语言。据它的国外出版机构说，仅在一九八九年一年之间，这本书在全世界就发行了七亿册。在亚洲，它的发行量也同样巨大。1996年2月18日的韩国中央日报说，圣经在韩国销售量为第一，已经销售了六千多万册（全国人口是4千多万）。这些是1996年的报纸上刊登的，如果是现在的话，我想会比这个销售数字多得多。前几年，国内有关机构说，这本书在国内的发行量为每年大约二百多万册。但是你在所有的新华书店都买不到。那就是说，在这个国家，它不准公开销售，它二百万册的发行量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2009年1月21日，看过电视转播的人都记得，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会山庄的阳台上，手按一本书向他的国家庄严宣誓就职。事实上，历届美国总统都是这么做的，而奥巴马按手在其上的这本书，正是林肯于1861年就职时所使用的那本。
     说到这里，在坐的可能有的已经知道了，这本书就是《圣经》。
     今天给大家介绍《圣经》是从文化的角度来阐释的，我仅仅是把它当作一本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书介绍给大家。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信仰者，就是基督徒的话，他会说文化根本没有资格解释《圣经》，相比信仰来说，文化是一种更低层次的东西。事实上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离开信仰谈《圣经》，起码是不完全的。在介绍这本书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一个青年人由于他的家乡内蒙遭受了旱灾，草场枯萎，庄稼欠收。在饥荒的逼迫下，他只好背井离乡“走口内”，来到晋西北谋生。在坐的大家可能只知道山西人在过去的年代里“走西口”，却不知道“口外”人走“口内”。“走西口”也好，“走口外”也好，其实就是寻找生活的出路，就是流民迁徙。中国是一个灾变频繁的国家，一有天灾人祸，人们只能逃到相对容量谋生的地方去。于是，这个年青人就来到了现在我们忻州市所辖的宁武。站在当时只有几间商铺的小城街道上，他四顾茫然，不知道该去哪里。这时，在街道的旁边，他发现了一个挂着十字架的院落，于是，他硬着头皮扣响了大门……从那时起，一个由瑞典传教士开设的小教堂收留了他。他在教堂里当洗衣工，打杂，但能挣到足够养活自己的报酬。他逐渐安顿下来，娶妻生子。在这个过程中，他生命中发生的另一个重大改变就是他学会了识字。我们知道，一个从未受过教育的成年人，要学会识字读书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曾经化大力气动员社会力量办扫盲班，来扫除社会文盲，但成效甚微。但这个从娘胎里出来就没有上过一天学的“流民”，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盲流”却在一个高鼻梁，黄头发的北欧人的指导下学会了识别汉字。而他的识字课本就是《圣经》。讲到这里，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年青的“盲流”就是我的外祖父，我们这里称佬爷，南方人叫外公。在我小的时候，我常常看到我的佬爷在阅读《圣经》，而他手中的那本《圣经》在字里行间密密麻麻批注了不少的英文，间或，我的佬爷嘴里也会嘣出一句外语。他说，书上的外国字，就是那位瑞典牧师留下的。一个外国人教会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识别汉字，这件事让我在很长时间里无法理解，从而引出许多话题，比如，那些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他们做了什么？关于前一个问题，我的佬爷回答的非常简单也非常干脆：是上帝要他们来的！而后一个问题又比较复杂。上学的时候，我们的教课书告诉我们，外国传教士来中国是打着宗教的旗号搞侵略。随着阅历的增加，我们知道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同时,带来不少好东西。比如现代教育，医疗卫生，慈善事业以及男女平等的观念。为什么说中国的现代教育是外国传教士带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外国传教士带入新的教育模式之前，我们没有公共教育，只有传统的“私塾”。基督教改教运动以后的新教，与教育有密切的联系，无论它们传到那里，都影响到学校的建成，对教育的普及造成很大冲击。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这些教育模式都是传教士带来的。我们科室的小韩是山西农大毕业的，我曾对她讲，你母校前身就是一所教会学校叫山西铭贤学校。庚子年间，美国欧柏林大学的传教士在太谷县被杀。太谷人孔祥熙留学德国，抛下哲学、神学学位，回到偏僻家乡传道、办学。他拿到欧柏林大学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山西基金，回老家创办了这间教会学校，开创农业教育，以纪念那位外国先贤。学校的校训是“学以事人”。 “学以事人”的背景故事就出于《圣经》。所以你那个母校不管它现在叫什么，都与《圣经》和基督教脱不了关系。还有我们现在的山西大学，就是在“庚子教案”以后由英国浸信会传教士李奇摩太与中国人合办的，最初称为“山西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之一。当然，外国一些著名的大学与《圣经》的联系就更多了。特别在美国，建国之初的那些前辈先贤们为了让所有的人读圣经，以明白圣经的教义和信仰起见，学校和大学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各地冒出来。哈佛、耶鲁、达特茅斯、哥伦比亚、普林斯顿以及其它优秀的大学无不有基督教的背景和起源。如果你能明白《圣经》与教育密不可分的关系，就不难明白一个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在一个外国传教士的指导之下能够学会识别汉字。像我的外祖爷这样的处于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能够学会识字读书是一个了不起的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圣经》使他接受了所启示的信仰，支撑他在今后半个世纪的苦难生涯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中坦然无惧的生活下去。我这里告诉大家的不是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充斥媒体报刊的所谓成功的故事，财富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敬虔的故事。在这里，我很赞同美国一位人文学者布鲁姆在其所著《美国封闭的心灵》一书中所说的一段话：我不认为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包括我那些受美国教育，获得博士头衔的堂兄弟们，会比我的祖父母拥有更佳的学识。当这些人谈及天堂地狱、男女关系、亲子关系、人类的景况时，我只听到一堆陈腔滥调、肤浅的观点，和讥讽......遵守圣经的生活比较接近真理......圣经不只能提供心灵一切所需，甚且也没有一本书有如此的企图和份量，即便一个人恭谨她读其它的书，心灵也是枉然。
     说《圣经》启迪了社会每一个阶层的人，并不是夸大事实。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些世界名人对《圣经》的评价给大家听：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Lord Francis Bacon, 1561～1626）说：“从世界历史来看，任何宗教，任何法治，都不能和基督圣道，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因为只有圣经，才能使国家社会蒙受最大的福祉。”
     法国自由思想家卢梭（就是写《忏悔录》那位，有年轻朋友大概读过）（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说：“圣经的庄严，令人崇敬，福音之纯洁，使余心折，读了圣经，则一切哲学的著作，便成为卑无高论，不堪比拟。圣经深入显出，因浅明的笔法，传至高的真理，其文章之精纯隽永，其训诲之令人诚服，其格言之发人深思，其论辩之富有机智，其导向之微妙得体，决非凡人之手笔所能臻此。”
     德国文学家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说：“我一切深刻的思想，乃是从我对圣经的信仰而来，我的道德生活和文学著作，都是从圣经得到指示，圣经乃是我一生最可靠雄厚的资本，真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我深信福音，乃是绝对的，千真万确的记载，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人格，崇高伟大的光辉，都从福音里放射出来，这种光辉是神圣的，只有从真神上帝才能表现出来。”
     英国大科学家牛顿（Sir Isaac Newton 1642～1727）说：“我们应把上帝的话－－圣经，视为至高无上的哲学，据我研究的结果，圣经记载之信而有征，实远非世俗的历史所能比拟。”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 1847～1931）说：“我认为圣经的宝训，乃是人类行为最崇高伟大的规范，亦为指示人生的道路，不可须臾或离的指南。”
     美国总统里根说：“我坚信在圣经纸页里的永恒价值，对于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的国家，都有极大的意义，圣经可以深入我们的内心，支配我们的心志，振奋我们的灵性。”
     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说：“你们也许读过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你们的光要照亮别人，使大家能知道应走的道路，你们要把你们所受的传授别人，这样你们的光就能普照人间。”
  类似的话不胜枚举。以上只是一小部分的评论。当然，《圣经》也有反对者，不妨也介绍给大家。18世纪法国有一个人文思想家叫伏尔泰，这个人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在当代中国一直风行，常被引用。大家想不想听？在坐的也许知道的也不少。他的这句话就是：“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这句话好不好？当然好！它代表了人类言论权利观念的产生和文明观念的进步。不过，这个人对《圣经》也说过不好的话。他说（大意是）随着人们科学的进步，曾经解释不了的的问题都会得到答案。用不了五十年《圣经》就会消失，人们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但是你知道在他死后发生了什么事？他生前在瑞士的住所被瑞士圣经公会买下，成为印刷《圣经》的工场。几百年过去了，直到今天那里每天都在印刷《圣经》，而他自己的著作在世界上已经没几个人读了。上帝实实在在跟他开了个玩笑！
     大家听了好半天也没有听到《圣经》究竟是怎样写成的，现在我告诉大家。我在这里一直在讲《圣经》是一本书，其实，它由６６本不同的書卷所組成的合集，習慣上我們稱之爲《聖經》。全本《聖經》分爲兩個部分：即《舊約全書》與《新約全書》，前者簡稱《舊約》後者簡稱《新約》。《舊約》共有３９卷書，《新約》則由２７卷書組成。很好記憶：三九二十七。若將這些書卷進一步分類，那《舊約》則有：摩西五經、歷史書、詩歌與先知書；而新約則有：福音書、使徒書信、啓示錄等。整本《聖經》共由近四十位作者在不同的時代與地點寫成。旧约占4分之3，新约占4分之1。旧约是公元前1500年开始，公元前400年之间记录完成的，新约是耶稣诞生后100年之间记录完成的。那麽《聖經》的作者們都是些什麽人呢？他们活在不同的年代，居住在世界不同的角落，生在不同的国家，例如巴勒斯坦、巴比伦、希腊、罗马、小亚细亚，可能还包括阿拉伯。他们用不同的文字书写--希伯来文、希腊文和亚兰文(Aramaic)--而且成书的时间横跨了十六个世纪之久。他們中間有富有智慧學問的摩西、有身經百戰的約書亞、有從牧羊童到以色列國王的大衛王、有把以色列國推向世界頂盛的大衛王的兒子所羅門、有流亡在外在巴比倫爲相三朝的但以理；有牧民阿摩斯；有稅官馬太、醫生路加；打漁出身的彼得；法利賽人保羅，還有許多身世經驗各不相的作者，將近四十位。
     虽然成书时间跨度将近一千六百年，但它前后的一致性是令人惊奇的。记住，没有哪一家出版社委托过谁写这本书；没有哪一位编辑在为此书做策划；没有哪一群编辑委员预先看出圣经各式各样的发展，也没有谁为这些不同的作者编列大纲，再者，圣经里充满了各种文体，举凡韵文和诗歌、历史和法律、传记和游记、家谱和神学，当然也包括哲学。另外，从某种角度来看．自创世记到启示录，圣经中所有的元素紧密串联，汇集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一至性。
     从以上所讲的情形来看，《圣经》确实是一本“书中之书”，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它不是文学，但其中文笔的独特和优美是举世公认的，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的题材直接来源于圣经，更多的则从圣经中获得取之不尽的文学滋养。它不是哲学，但却是被哲学家引用最多，也讨论最多的一本书。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斯多德的著作，都无法与之匹敌。由圣经涌出的哲学潮流，历经两千年，至今依然经久不衰。它不是历史，但圣经中关于犹太古史的记载，无论从详尽还是可靠来说，都远远超过其他民族的古史书。我想，在坐的绝大多数没有读过《圣经》，但《圣经》中的一些故事和人物一定耳熟能详。比如亚当和夏娃，约伯的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等。在坐的多是年轻朋友，你们喜欢谈爱情是不是？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书比《圣经》谈的更好！《圣经》中有一卷书叫《雅歌》，仅从字面意义上看，它是世界上最美的爱情篇章。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读一段好不好？《雅歌》8章6至7节：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  爱情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关于谈论爱情本质的文字能与《雅歌》中的这几节相媲美。春节期间的一天，当我读到这两节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迫切与人分享的感动。于是我就把这两节通过手机发给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是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是我通过网络认识的，他在我们这个城市有工作，也短暂地在师院当过代课老师。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他成了北漂一族。他回信说，为了这句话，他现在就要开始读《圣经》了。
    现在，我要结束我们这次讲座了。我想告诉大家，凡出生在这世上的人都有必要深思和需要解决一些重要问题，而这个世界也有一些比我们更伟大的存在，需要我们以敬畏之心来对待。我本人相信《圣经》已经提供了可能的答案。我认为，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和圣经比较。没有书像圣经一样改变了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文化，和那么多的国家。没有任何一本书启发了那么多高尚的事业。无论在坐的各位是不是信仰者，我不希望你在没有读过这本书之前就同意我的看法；更不希望你未经思索就拒绝我的观点。在这里，我唯一的忠告就是：打开，并且阅读！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刚公布，法国人勒.克莱齐奥得奖，记得我有他的《诉讼笔录》,很遗憾没好好读过。这本书大概在十几年前买的，翻箱倒柜一下午，但找回来了。这本书还是有很深的印象，我记得同时买到的几本书除他之处，还有阿波利奈尔的《烧酒与爱情》，卡里埃尔的《马鄂的雀鹰》等。（《诉讼笔录》勒-克莱齐奥著，许钧译。安徽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

勒克莱齐奥注解勒克莱齐奥 （袁筱一译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
 
     1988年，让-玛丽·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曾经为热罗姆·加尔辛主编的《法国现代作家词典》撰写自己的词条。内容如下：

     我写下的第一行小说是用大写字母完成的：QUAND PARTEZ-VOUS，MONSIEUR AWLB——您何时启程，阿乌尔布先生？

     那是1946年或者1947年年初，我6岁，正在出发去非洲的旅途中。“尼日风暴”是一艘荷兰-非洲航线上的货船，航线将欧洲和一连串西非的港口小岛连接起来，那些小岛的名字非常神奇，达喀尔、塔科拉迪、科纳克里、洛美、科托努。货船是一个飘荡的世界。在上层的甲板上，乘客有戴着鸭舌帽的殖民官员、部队的军官、穿着轻盈的衣裙的夫人。在甲板的延伸部位，没有遮挡的地方，半路登船的非洲人来来去去，女人，孩子，他们拿着包裹和食物。风很热，夜晚的天空美妙无比。白天没有尽头，黑人光着身子，汗淋淋的，闪闪发光，他们用汽锤敲打着甲板的支撑结构，船舱的构件和舷墙，他们在除锈。每天，从早到晚，都是这种永远停不下来却毫无用处的敲打声（因为铁锈很快又会重新产生），那仿佛是一种节奏，脉搏的声音。声音在沉甸甸的大海深处回荡着，还有太阳明晃晃的光，一动不动的云彩，远处的海岸线，人们想象中的笨重的河港，加纳卡炫目的卡萨芒斯河滩，波浪轻摇，机器轰鸣。

     对于我来说，写作行为一直与我的第一次旅行紧密相连。分离，也许，远行，沿着看不见的大陆一路漂摇，与荒凉的国家擦肩而过，想象中的危险。我为河流所着迷，似真非真的现实。就在1946年到1947年，同一年，我很快写了自己第二部小说，《黑色的奥拉蒂》，这是非洲大陆历险记，我在那时还完全不了解非洲大陆，仿佛写下它，就可以将我从危险的境地中拯救出来，就可以帮助我适应未来（我想到了还从未见过的父亲，这慢吞吞的货船会把我带到他的身边）。在我以后的创作中，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与这两部非洲小说的重要性相提并论。

     后来，我在书中所找寻的正是这个，将我带走，将我变为“另一个人”的这个过程，这个缓慢、无法抗拒的过程抓住了我。在狄更斯、吉卜林和康拉德的小说里。在我日后发现的英语语言里，重复音节的词，英语的节奏，英语的歌。

     文学中自有神秘存在，尼古拉斯·尼克贝、大卫·科波菲尔的伦敦，匹克威克因为债务而进的监狱。这是我没能完全弄明白的事情，就像一闪而过的海岸，沿着岸边滑过的城市，就像在我沿着奥布杜一侧往森林进发的时候，被大洪水淹没的阿尔古港。

     书，如梦。一些我们永远也不会写的书，因为生命过于短暂，因为有高高在上的太阳，街头孩子的叫声，欲望的颤抖，破碎的反抗的高烧。鲁滨逊，乌托邦，雪豹。一些藏在自己心里的书，如同幽灵一般，挥之不去的书。我会写 《地球的故事》、《阿萨尔》、《半月王国》吗？我会写那天瞥见的这对人儿吗？那天，在玫瑰山的雨中，两个那么美的年轻人，他的肩上扛着一个麻袋，里面是一些日常用品，她穿着破破烂烂的纱丽，将新生儿紧紧地抱在怀里，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街头走着，想找一角屋檐，一点工作，一颗星星。

     一天早上，我醒过来，我梦见自己终于写出了我的书，我要说的是，一直在我心里、我自己却不知道的那本书。我仿佛能够生活在其中的一本书。穿透我的，如此美妙的音乐。有一会儿的时间，我沉浸在幸福之中，仿佛船终于到岸。

    我还要写多少字呢？直到有一天，我又能找到那天，那种明亮而简单的灯光，是在那艘将我领向未知的货船的船舱里，我用光秃秃的铅笔在一张纸上用大写字母写下：QUAND PARTEZ-VOUS，MONSIEUR AWLB?
J.M.G.LeClézio

    《作家自己完成的当代法语作家词典》，热罗姆·加尔辛主编，一千零一夜出版社，第417页。
 
 

 

 

     今天是周日。中午上街闲逛，看到一家书店2-3折处理图书，登时大喜过望，跃上二楼在码在地板上整整一层楼的书堆中猫腰翻拣起来。不过很快就有些失望。文学社科类不少，但多是“大路货”，自己看上的几乎没有。仔细要翻拣又累得够呛，决定匆匆扫一眼，有时间再说，最后只捡到这三册《记忆》。
     书是簇新的，装帧也漂亮。更主要的是只翻了一眼，就喜欢上了。本人孤陋寡闻，以前没有听说过林贤志编过这样一本书。我想，这应该是2002年出版的好书。原来共四册，我只找到三册，有些遗撼。
     看那里的文章，作者有域外的，也有国内的，风格一新，流动着一种历史的沧桑。虽然好几年过去了，但里面的文章真正读过的并不多。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些历史资料算不上新鲜，但创作者均是如实地记录历史的人，他们有一些忧郁，精神却毫不拘谨，有时甚至有一点放浪形骸，在人间悲情之中，流动着自由的旋律。比如俄国与东欧知识分子的命运，北平当年的烽火，乡间百姓的苦楚，等等。这一类文章本来就是我的所好，近几年，读过的也不少，但好的历史回忆读过多少也不嫌多，它穿越着时光的隧道，值得我们仔细回味。
     谈史之作，本来吉光片羽，一闪即逝。思想之作，更为可贵。看一看这些作者，到现在也不会失望。国内有邵燕祥、赵园、梅娘、徐晓，筱敏，林贤志，谢泳，资中筠等。国外有米沃什，以赛亚-伯林，娜-曼德尔施塔姆等。事实上，有些东西我们未曾回味，已经稍纵既逝，他们并不苍老，而我们对历史的颜色需要过滤。
     言说的勇气我们现在好像见多了，而历史的厚重与思想呢？那就读读记忆吧！

 

     我常常梦到故乡那幢房子。在土坏筑起的围墙里面，有三间排间不大的瓦房，就是我父亲指给我的属于我们的“房子”。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房子在村子里并不算寒酸。这主要归功于我爷爷有一个在外地当了国家干部的儿子，就是我的父亲。那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我的故乡不在我现在生活的城市，从此，我也就有了“家乡”这样一个隐隐约约的概念。当我的爷爷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再没有回去过，虽然我无数次在梦中回想起土坏墙外那棵高大的白杨树，还有树上在阳春三月的风沙中看上去摇摇欲坠的乌鸦巢。
     在这个炎热的署期，我读过的唯一一本书就是这本《柳林风声》。这本书是为我儿子买的，在他用两天的时间囫囵吞枣地读过扔下一句“好看”之后，在我的书架上躺了有一年时间。我一直以为像我这样的年龄不会再拿起一本“童话”故事正儿八百去读，但现在，我意识到我的选择是对的。我们总是处在某种情绪当中——被微小的事物所触动，引出了普鲁斯特式的所谓“无意识的回忆”。比如沮丧和乡愁。在一个十二月中旬的傍晚，鼹鼠和水鼠走在回家的路上。格林厄姆写到：“我们这些人早已失缺了感悟微妙事物的能力。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动物与周围环境的沟通，不管是活物还是静物。”当然，鼹鼠是用鼻子来感受的。“我们去找你的家，老朋友！”水鼠说，“我们需要你的鼻子。”
    关于家的记忆涌上鼹鼠心头：“家园！这就是所有那些东西的意义，那抚慰人心的呼唤，那缓缓飘过空气的轻触，那看不见又拉又打拽的小手，全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使劲！天哪，此刻，他的家一定离开不远了，我的老家，自从那天初次发现了那条河，我就匆忙放弃再没有寻找过它！现在，它正派出侦察员和信使来抓他，拉住他。自从在那个明媚的早晨逃离家园以后，他还没有想过家。他全身心的投入了新生生活，感受它的愉悦，惊喜，新鲜和引人入胜。现在，旧的的记忆汹涌而来，在黑暗中历历在目！他的家确实寒酸，又小，装修也不怎样，可这还是他的家，他为自己造成的家，白天工作以后他很乐意回去的家！这个家也显然乐于和他相处，在惦记他要他回来，它通过他的鼻子告诉他，哀怨他，责备地把这些告诉他；但不尖刻，也没有生气；只是带着此忧伤，提醒他家就在这儿，要他回来。”
     我们只需要一个鼻子，是的,水鼠说的没错。
我们在故乡的那幢老房子成为我们与家园联系在一起的唯一记忆。我曾建议把它卖掉，总是引起父亲长久的沉默。我自己没有离乡别土的人生经验，但因为那所房子，我才有了几十年关于故土与家园的记忆。我理解父亲的沉默，正如我理解自己为什么总是回想起在故乡的房子里灶台下面玉米秸杆燃烧的火光和生动的响声。
    《柳林风声》中，在描写鼹鼠找到自己的老家的那一章最后，格雷厄运姆这样写到：“他在闭眼之前，又巡视了一遍他的老房子，看到火光在熟悉而友好的家什上嬉戏或停留，一种甜蜜之情油然而生；这些东西长期以来已经在不经意中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现在它们正微笑着迎接他的回归，一点也不记恨他曾弃它们而去。现在，他的心境安详，这是足智多谋的水鼠悄悄安排引导的结果。他清楚的是，这一切对他意味着什么；生活中，这样的锚地有着多么特殊的意义。”
    我对格雷厄姆在描摹关于家的温馨愉悦之情的想象与才能感到无比惊讶。鼹鼠和水鼠在老獾家里受到了宾至如归般的礼遇。“獾的过冬贮藏品随处可见，占据了房间一半的面积——有成堆的苹果，萝卜，土豆，成篮的坚果，成缸的蜂蜜；但是所剩地而上放着两张白色的小。看起来又柔软又新切，床单虽然粗糙，却很干净，很好闻，有熏衣草的香味-------”这样的描绘在故事当中比比皆是。它每一次都唤起我童年般的回忆，让我魂牵梦绕，长久的沉入遐思，想象着有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格雷厄姆曾说他在写作《柳林风声》好多年前曾作过一个梦。他发现“自己进入了一间小小的屋子，感到非常亲近，非常熟悉-----他在里面感到孤独，觉得整个世界被挡在了外面，但又充满了一种因获得平静和满足而产生的忧伤-------”每一个人的童年都有自己的孤独时期，甚至这样孤独的想象是自我教育所不可缺少的，因着这样的想象，我们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信念。
     格雷厄姆的故事也引导我更深入地思考文学表现与民族文化背景的关系。童话故事中所表达的正义德性和人性光明是我们在本民族的儿童文学中极为少见的，也是无能表现的。这不仅是想像的差别，更多的是在民族文化以及历史现实中人性彰显的差别。它的出发点是善的，美的，而它的表达却是光明的，正义的。我想，差不每个读者都会喜欢獾先生，他可以被看作传统社会中德高从望，让人尊敬的长者，也是一个不拘小节，宽厚大度的绅士。“他一点也下在意这种事（把食物在口里塞得满满的说话）也不介意胳膊支在餐桌上争食这种事，也不在乎很多人一起发话。他自已没有进过社交场合，所以认为这种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态度我想会让所有人喜欢，“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会让我们在生活中无比轻松。
     癞蛤蟆是另一种人物，生活中的冒险家，吹牛者和爱出风头的人。这种人在你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也许就是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他既可怜又狂妄，既张扬又怯懦，总之，你在现实生活中总能发现这样的身影。癞蛤蟆在逃跑的路上对一个拖驳船的女人大骂道：“你这低级庸俗的驳船肥婆！”他喊道，“敢这样跟比你高贵的人说话！------我得让你知道，我就是一只癞蛤蟆，大名鼎鼎，受人尊敬的，杰出的癞蛤蟆！现在，我虽然有点麻烦，可绝不允许被一个驳船妇人嘲笑！”这个细节无比生动，生动的无法忘怀。
     癞蛤蟆的历险故事中有着令人发噱的情节，但在最后一个章节中，癞蛤蟆在老獾，水鼠，鼹鼠的帮助下，夺回了属于自己的蛤蟆之屋。这一举动有着史诗一般的庄严与高贵，作者把癞蛤蟆比做希腊史诗中伊大卡国王优利西斯，当然，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无可救药的的家伙。只是在最后，在癞蛤蟆的歌声中让我们看到了属于他的庄严与高贵。
    书中《黎明之门笛声》一章是风景与想象力的无与伦比的诗意描绘。我愿意把它读上几十遍。鼹鼠与水鼠在一个月明之夜顺着河流而下，帮助水獭找回了儿子。在这个充满诗意过程里，河流，树木，堤坝和岸上的一切美好的景物全部向他们展现，万物响起了只有动物才能听懂的音乐。“这声音是多么美丽，多么新奇！消失的太快了，但愿我根本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它唤起我心中一种痛苦的向往，除了希望再次听到它，一遍遍地听下去，永无止境，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的了。不！它又来了！”正如在生活中，大自然总会引起我们难以言明的，无法诉说的某些感情，他洗涤我们，净化我们，使我们平时不能被人所知的，崇高感情在那一刻倾泄而出。它甚至会唤起深藏在我们心中的，不易被人察觉得艺术才能，使我们成为天然的歌手和音乐家，就像伤感的鼹鼠和多情而又理性的水鼠。
     2007年3月1日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被英国卫报评选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100本书之一。

 

 

     一个人的生活未必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但我们有接受与否的自由。不要强调心灵的强大，自由仍然取决于意愿：选择和放弃。很多人为他们的生活所囿，终其一生生活在同一种环境里，甚至看上去有些逆来顺受，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比如弗兰茨-卡夫卡，比如费尔南多-佩索阿。

     年轻的弗兰茨-卡夫卡接受了在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工人意外事故保险所的工作。那座办公楼有五层高，单调的矗立在布拉格的一条街道上。卡夫卡的办公室在最高的一层——这似乎违背了他的意愿。在写给女友斐丽斯的信中他说：“我常常想，对于我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也许是一个人呆在宽大而又幽闭的地下室最靠尽头的一间小屋，只身伴着孤灯和纸笔”。他的工作与他的写作距离是如此之远，以至人们经常为他懒以谋生的工作婉惜，以为这是生活对一个伟大作家的粗暴侵犯，是他不得不对现实世界的屈服。对于一个认为“跟人交往会失去了自我”的人来说有什么工作比这更适合卡夫卡呢？事务所琐碎的工作未必不是一个长久沉思在黑夜里巨大想象中的人最好休息方式。人们常常误读了他的“自由”，以至为他写传记的作家马克斯-布洛德也认为他的工作“是个伟大的错误”。不过布洛德也承认，“卡夫卡在事务所工作的经验中，从与忍受不公正工作的冗长手续打交道的过程中，以及停滞的案赎生涯中，获得了对世界和生活的丰富知识，也获得了他那怀疑的悲观主义”。人生活的方式要符合自己的意愿，我们总是乐于自以为是，替别人想象出一种自以为是的生活途径。当享誉世界的博尔赫斯孤独走在布依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或者坐在咖啡馆发呆的时候，那位图书馆的同仁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他在百科全书中发现的那同一个人。

     同样还有葡萄牙人费尔南多-佩索阿。这位一九三五年以四十七岁去世的写作者是另一个“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以一个助理会计师的身份生活在里斯本的一条叫做道拉多雷斯的街道上。不过现在费尔南多是被公认的世界级的人物，被称为“最能深化人们心灵”的写作者。这人一生没有离开过里斯本，他的全部生活在一条狭隘的街道上展开，他的有趣之处除了现在公认的文学成就之外在于，他认识到自己生活的单调，认为通过自己那些不着边际的想象所产生的艺术与得到一份午间快餐同样单调。他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心存感激，理由是无论是乏味的同事还是无聊的里斯本都对他的艺术创造起到了关健的影响。他的写作看上去好象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因为没什么地方去，没什么事情干，没什么朋友可以拜访，也没有有趣的书可读，所以每天吃过晚饭后，他总是到他那租来的房间，用写作来打发漫漫长夜”。但这一表白并不能证实自己生活有着无可奈何的限制，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自由，一种选择。他所谓的单调意味着无可比拟的自由。在《我游历了第八大洲》里，佩索阿写道：“有些人航游了每一个大洋，但很少航游自己的单调。我的航程比所有人都要遥远。我见过高山多于地球上所有存在的高山。我走过的城市多于建立起来的城市。我渡过的大河在一个不可能的世界里奔流不息，在我沉思的凝视下确凿无疑地奔流。如果旅行的话，我只能找到一个模糊不清的复制品，它复制我无需旅行就已经看见的了的东西。”看了这些，我想说，这人是个自由的人，不仅是自由的观点，还有生活本身。

     做为一种严格的身份区分，艺术家与小职员有着过分漫长的距离；这也常被人们看作精神与现实的对立和分裂。好在卡夫卡和佩索阿并没有把自己当作艺术家。前者生前曾立下遗嘱要求他的朋友将自己的作品焚毁，但这一承诺没有被遵守，这也就是说不管是在生前还是死后他的意愿都将被委曲，而后者对自己的生活自满意得，仿佛在说这世界就是依靠自己想象创造出来的，但并不准备让这世界承认。

     《创造者——富于想象力的巨人们的历史》美国丹尼尔-j-布尔斯廷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以创造这一主题，记述了人类三千年的的文化艺术成就。堪称史诗性的艺术论著。本人孤陋寡闻，此前不知道有这样一部书。
     《耶稣传》德国大卫-弗里德曼-施特劳斯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二次印刷。买来一看，只是第二卷，那就是说还有第一卷。还的去找找。
     《听风楼读书记》冯亦代著。三联书店出版。1996年3月第二次印刷。记得《读书》杂志曾经有一个叫“西书拾锦”的栏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2003年《读书》杂志就没有中断过订阅，而冯亦代一直在那里写书评。这本书就是冯先生的书评合集。
     《罗隆基：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谢泳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谢泳先生写的罗的评传及罗的言论辑选。
     《时代的喧嚣》俄罗斯曼德尔斯塔姆著，黄灿然等译。林贤志《曼陀罗译丛》之一。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曾经在《世界文学》杂志阅读过。
     《奥威尔经典文集：动物农庄，一九八四，奥威尔随笔》奥威尔著黄磊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这本书自己的书架上一直没有。
     《笑的历史》法国让-诺安著。果水毅，许崇山译。三联书店1992年4月出版。文化生活译丛之一种。
     《来去自由》连岳著。四川人民出版2003年4月第一版。
     《杂书过眼录》谢泳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
     《摇滚圣经》李宏杰编著。新世界出版社2000年月日11月第一版。
     《音乐圣经——英美日最佳唱片榜》林逸聪主编。华夏出版社1996年北京第7次印刷。
     《将错就错》甘阳著。三联书店2002年2月第一版。是甘阳为报章杂志写的专栏文章。
     《黄色潜水艇》沈宏非著。文汇出版社2006年月1月第一版。
     《神学政治论》斯宾诺莎莎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浪迹中国》马建著。新世纪出版社2002年月10月第一版。作者与高行健一样是华裔法藉人，零星读过其作品。
    《怪异故事集》美国爱伦坡著。曹明伦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脍炙人口的故事。却没有读过。
    《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爱尔兰，乔伊斯著，徐晓雯译。想当年，一篇《阿拉比》让我对乔伊斯佩服无比，《都柏林人》那些优美的故事值得珍藏。
    《大师的残忍——我最喜爱的恐怖小说》马原选编。作者全是大师级的人物，除却博尔赫斯，海明威，马尔克斯等，美国作家奥康纳是另一位让我印象深刻的人。其风格诡异使人过目不忘。
    《人间鲁迅》林贤志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月1月第一版。煌煌大作，不知现在是否有信心读完。

 

      约翰-伯格，英国艺术批评家。《抵抗的群体》是约翰-伯格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几本著作其中的一本。此前，我对这位艺术批评家一无所知，这本书是最近几天我在书店里的收获之一。这位艺术批评家的文章如同最初阅读苏珊-桑格塔的艺术论著给我的惊奇一样，他对感觉世界有着异常的敏感，而且极富人道与同情心。在国内同等类型的文字中，绝少社会价值，人道关怀的承担，虽不乏艺术上的卓见，却少了对现实的关切与批判。约翰-伯格以其文化视野的宽阔，人心世道的洞见，以及勇于对社会发言的艺术个性，不仅在写作艺术上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才华，而且处处透露出非凡的思想卓见，不愧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和思想者。
     约翰-伯格以下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这本书的思想注解：我所谓的群体指一小群抵抗力量。当两个以上志同道合的人联合起来，便组成一个团体。抵抗的是世界经济新秩序的不人道。凝聚这群人的是读者，我以及这些文章的主题人物——伦勃朗，旧石器时代的洞窟壁画画家，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乡下人，古埃及，一位对描绘孤寂的旅馆客房很在行的专家，薄暮中的狗，广播电台的一个男子。意外的是，我们的交流强化了我们每个人的信念，坚信今天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是不对的，所说的相关话题往往是谎言。我写过的书，就属本书最迫切。
     没人会怀疑约翰-伯格良心的紧迫性。我在读这本书的同时也在读国内作者写“纯艺术”的书，两相对比，高下立见。陈丹青说约翰-伯格的写作“体贴而善良”文字“引人入胜”，我更关心作为一个艺术家对世界与现实不妥协的立场，而这样的立场是与其艺术的敏感无法分离的，不仅仅是感觉世界的敏锐，也是道德理性的智慧。
     关于“最佳肖像”，是约翰-伯格书中《有相似性吗？》一文中“广播电台一位男子”的说法。做为一个世界与艺术救赎的话题。文中写道：
     ------我要跟各位说个故事，关于有史以来创作的最佳肖像。说故事的只有约翰一个人。其余的福音书并未提到它——虽然他们提起了马大，和马利亚。两个姊妹有个兄弟拉撒路，他病死在伯大尼村。当这家人的朋友耶稣来到村里时，死去的拉撒路已葬了四天。
     “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
     他们哭着说：“请主你来看”
     耶稣哭了。
     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
     其中有人说：“他既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
     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
     这便是完美的肖像---------
     约翰-伯格继续写道：“试试把寂静的音量提高——高一点——再高。还要更高-------”

        东西之别何在？（毛喻原）

     奥古斯丁22卷的《上帝之城：驳异教徒》是一本伟大的著作，它是西方大学直至今天都一致公认的一部经典，因为它既闪耀着哲人的理性之光，又充满了先知的启示之慧。

    《上帝之城》同时又是一部在中国晚译了近200年的书，按理说，早在1840前后的西学东渐之始就应该翻过来了，但一晃就是近200年，这也是历史的诡谲让人捉摸不定之处。

    奥古斯丁在该书的第11卷至14卷中对人类的起源——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说：“上帝之城也就是永恒之城，灵魂之城，而地上之城也就是浮光掠影的肉体之城。一个是由愿依肉欲生活的人组成，而另一个是由愿依精神生活的人组成。在历史的终点之前，两城始终相互对峙，且相互重叠。罗马毁灭了，但上帝之城却正在开始，一个高于历史、高于地上政权的灵魂国度，神圣的国度，即使在罗马城毁灭的时代，也仍然在人的心中展开。”

    他还说：“两城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是被两种爱创造的。一种是爱自己，从自爱到爱国，从爱国到爱文化，一直延伸到轻视、藐视和否定上帝。这是属地的爱。另一种则是属天的爱，从爱上帝，一直延伸到轻视自我，看见自己的贫乏、罪孽和无根的流浪……地上的城在它自身得荣耀，它因自己的荣耀抬起头来，狂妄自傲；另一座却在基督里面得荣耀，它抬起头来，为的是仰望那圣洁公道者的荣耀。”

    此外，他还说了许多让人过目不忘的话，比如：“地上之城，因自我的奋斗而存在，而坍塌；上帝之城，因恩典的赐福而存在，而保存。”

    我很惊讶，即使在如此久远的时代，奥古斯丁就提出了像“蒙恩的自由”与“自主的自由”这样的概念。要知道，这对历代的西方人可是开慧、启智、滋命的。而我认为，正因为有像《上帝之城》之类的经典存在，西方才会成为今天的西方，西方人才会成为今天的西方人。

    读《上帝之城》给我的最大感触是：所谓东西之别并没有别在别的地方，实际上就别在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带灵之人和无灵之人，区别在于有生命的场域是魂海浮载、神光沐浴？还是始终僵处本能的轮回、历史的荒芜？

               蒙恩的自由（王怡）

     思想史的意思，就是思想的传染性。人间的法律，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支空降部队。历史如何展开，法律就如何展开。我们的自由就如何形成，或如何丢失。

    所以人间最可怕的事，就是遇见一个或一群自以为是的立法者。就连上帝的十诫，也在历史中由天使传与摩西。如果世上有真理，真理一定又是超越的，又是经验的。又是普遍的，又是历史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出埃及记》，在那里，“耶和华的律法”，又被称为“摩西十诫”。那么到底是上帝的？还是摩西的？是神定的，还是人为的？

    在过去的一年，有三本书构成了我阅读的一个片断，也构成对上述设问的回答。1840年后的西学东渐，就翻译而言，第一流的西学典籍差不多都已有了中译本。但是羞死人了，在2007年之前的中国大陆，至少还有两种最重要、也最厚实的西学典籍没有中译本，一是奥古斯丁的22卷《上帝之城》，二是加尔文的4卷本《基督教要义》。无论是考察神学的，还是哲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的传染性，都不可能绕过这两种巨著。结果这160年来，我们偏偏就是绕过了。

    于是2007年成了举足轻重的一年，因为我们一口气有了两个译本的《上帝之城》。吴飞的译本只出了上卷，王晓朝的全译本捧在手上，叫人不禁胡思乱想，是鸦片战争早打了160年，还是这本书的翻译晚了160年？若讨论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这是一个有趣的情节，因为这不该是一本到2007年才有中译本的书。为什么中国的学者和译家能够忽略这本在二千年欧洲史上承上启下的巨著，眼睛一闭就是160年？

   《上帝之城》写作之前，罗马已经基督教化，而一个基督教的欧洲却一夜之间灰飞烟灭，灭于北方蛮族之手。一个伟大文明的轰然坍塌，叫所有人都不敢相信。既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更不敢相信历史是否还在上帝的手中；公义、良善、仁爱与秩序，是否还有永恒的价值？一句话，这个世界还值不值得混下去？奥古斯丁以这部巨著，来回应这一历史中最大的凹陷。在某种意义上，《上帝之城》象征着欧洲在废墟上的复兴，把这之后的欧洲史领入一个历史的伟大愿景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上帝之城》既闪耀着哲人的理性光芒，更充满了旧约先知般的智慧。

    在我看来，这本书的最佳翻译时机，应在鸦片战争之后到戊戌变法之间。但既然是2007年出版的，这一年的历史意义，可怜我尚不能看见。

    1000年的罗马城灭亡了，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不可能不对人生与信仰、政治与法律，国家与历史的全部意义产生动摇。就如杰罗姆所说，“如果罗马能够毁灭的话，世上还有哪里是安全的呢”。换一个主题，如果罗马也会毁灭，那么世上哪里还有真正的“自由”呢？当你说自由时，你到底什么意思？

    奥古斯丁以基督教的信仰，来理解历史中的秩序与自由。在他看来，上帝之城也就是永恒之城，灵魂之城，而地上之城、也就是浮光掠影的肉体之城。在历史的终点之前，这两城始终是相互对峙、而又相互重叠的。罗马毁灭了，但上帝之城却正在开始，一个高于历史、高于地上政权的灵魂国度，神圣国度，即使在罗马城毁灭的时代，也仍然在人心中扩展，这是中国人不太熟悉的另一个版本的“国破山河在”。比较接近的例子，是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之分，亡国与否，肉食者谋之；亡天下与否，匹夫有责。所以书生王国维投水，不是因为满清的政权灭了，而是文化道统倾覆了。

    但奥古斯丁的世界观，却超乎顾炎武、王国维之上。文化或许比政权更久远，但文化也依托于地上之城。文化或许高于政权，但文化与政权一样，是一座骄傲的巴别塔。而奥氏说，两座城的根本分别，在于它们“是被两种爱创造的”。一种是爱自己，从自爱到爱国、从爱国到爱文化，一直延伸到轻视、藐视和否定上帝。这是属地的爱，另一种却是属天的爱，从爱上帝，一直延伸到轻视自我，看见自己的贫乏、罪孽和无根的流浪。“地上的城在它自身中得荣耀”，它因自己的荣耀抬起头来；另一座城却在基督里面得荣耀，它抬起头来，是为了仰望那圣洁公义者的荣耀。

     地上之城，因自我的奋斗而存在，而坍塌。上帝之城却因着恩典而存在，而被保全。前者的自由是一种自我寻求和自我肯定的自由，后者的自由是一种谦卑领受的自由。奥古斯丁的出现，颠覆了柏拉图式的古希腊的自由观，在奥古斯丁那里，自由的核心就是恩典。就如小孩子接受礼物，新娘子领受祝福，人类的自由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曲欢乐颂。自由一定是欢乐的，也唯有自由带来真正的喜乐，就如新娘子领受祝福后的笑容。

 

 

 

 

《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范泓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曾经风雅——文化名人的背影》张昌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
《袁氏当国》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月日11月第一版。
《斯人不在》陈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
《像自由一样美丽》林达著，三联书店出版，
《偷书贼》（澳大利亚）马克思-苏萨克著，南海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英国复兴领袖传》莱尔著，梁曙东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
《女人与自然》（美国）苏珊-格里芬著，毛喻原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
《书窗梦笔》台湾，汪祖荣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
《司布真传》阿诺德-达里茂著，华夏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
《回答莫斯科的圣经》（英国）沃姆布兰德著，毛喻原译。
《曾经与正经》毛喻原著。香港文化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捷克前总统、著名作家和政治家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一文中对后极权社会中的所谓“持异议者“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并没有否定和背叛什么，相反，他们肯定自身的人性。如果他们真的否定了什么，那不过是生活中的虚伪和异化因素，即否定生活在谎言中。”联系当下中国的社会现状，我们也可做这样的理解，每一个按照自己内心来生活的人都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持异议者”。因为这个（国家）社会已经彻底的生活在谎言之中。不仅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建立在谎言之上，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毒化之下，弥漫和充斥着谎言。人们之所以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是因为被迫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生活方式。正如哈维尔在文中讲到的水果蔬菜店经理一样，他不得不在店内安放那样一条标语，来表白自己与所生活的社会意识形态保持“和谐”。“和谐”这个当下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在这里正好说出了哈维尔所指的日常生活中人们“与社会协调一致”的姿态。这样的虚假的生活姿态，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真实细节。哈维尔指出：“它是一种面纱，在它的背后人们可以隐藏起他们失败的经验，他们的浅薄无聊和他们对现状的适应。”不只是水果蔬菜店经理即普通民众为了掩盖他们的真实意图刻意做出这样一种姿态，“政府官员对于权力的兴趣也可以掩盖在为人民服务的言词后面。”
       哈维尔认为正是意识形态在后极权社会里充当了“制度目标和生活目标”之间的遮蔽和掩盖者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社会及其制度彻底地渗透着伪善和谎言：“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名义之下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丧失说成是人的最终的解放；剥夺人民的新闻渠道被称为保障人民的新闻渠道；用权势驾驭人民说成是人民掌握权力；滥用职权、专横跋扈便是实行法治；压制文化就是发展文化，扩张帝国主义势力，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支援；毫无言论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论自由；选举闹剧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当权者作了自己的谎言的俘虏，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颠倒黑白。它篡改历史，歪曲现实，虚构未来；它捏造统计数据；它假装不存在一个无孔不入和无法无天的警察机器；它装作尊重人权，从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都不怕；它假装从不弄虚作假。”在极权国家里，它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当然不一定要相信这些东西，但一定要装出相信的样子。这样，人们才能与这个社会的一切事物“和谐”相处。这就是为什么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制度能够得以维持的原因。��
      哈维尔所谓的“持异议者”在社会生活中并不是一个刻意为之的行为，也与追名遂利相去甚远。他们"不过是些普普通通的人们，关心普普通通的事情。他们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仅仅是说出别人不能说或不敢说出的话罢了。”人们按自己的良心说话，按良心行动，使生活在真实中不再是或不仅是对生活在谎言中的否定，而是创造出独立的社会生活。“独立的社会生活，是生活在真实中的充分体现。”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立的个体，都是“持异议者”。“ 他们可能就是些作家，按自己的愿望写作而置官方的审查和要求于不顾，当官方出版社不予以发行时，他们则由地下方式发表他们的作品，他们也可能就是哲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或进行任何独立学术研究的人，如果不能通过官方渠道，他们则通过地下方式散发他们的著作，或者组织秘密的讨论会、讲演和专题研讨班；他们也可能就是老师，秘密地把官方学校不允许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他们可能是牧师，无论是否任神职或被褫夺了传教的权利，也努力坚持自由的宗教生活；他们可能是画家、音乐家或歌唱家，不顾官方机构对他们的看法，尽管去作自己的工作；他们可能是分享和帮助传播这个独立文化的任何人，可能是用一切手段来代表和捍卫工人利益的人，致力使工会工作有真的意义或组织独立的工会；他们可能是大胆向官方呼吁，要他们注意不公正的事情，力争绳之以法的人，他们也可能是各种青年团体，竭力摆脱控制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而过独立的生活……”这些行为，就是哈维尔所说的”持续地，有目标地和光明磊落地生活在真实中的”真正含义。
哈维尔最大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洞见了后极权社会之所以存在的秘密――人性的堕落。他说：“人们被迫生活在谎言之中，但他们能被迫这么做，只是因为事实上他们可以这样活下去。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同时是疏离了的人性支持了这个制度……这成了人性堕落的写照。人们做为人失败了的见证”。
生活在真实中，是一种人生选择。它不仅需要勇气，需要承担个体责任，更需要有一种人性之上的光照。在当下中国这样一个是非不分，道德沦丧社会里，生活在真实中意味着超越自身，超越时代的道德理性。这一道德理性仅有勇气，良知和尊严是不够的，它有赖于如哈维尔在《政治与良心》一文中说的“人们视野地平线之外的东西。”即高于人性永恒存在的精神指引。

     毛喻原在一则读书笔记中引述了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的话：“今天一早，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20 世纪充满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告别，于是我想起了马勒的《大地之歌》、施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以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所有这些作品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告别，于是我意识到，知晓这一类事情是多么地奇妙啊，看到一个人是如何不仅是向自己的死亡妥协，同时也是向一种文明的死亡妥协，这又是一件多么令人叹为观止的事情啊。于是我在醒来的那一刻，一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要感谢艺术给了我这种奇思妙想。而且我也并不认为自己还可以通过其他任何途径来获取这种奇思妙想。”
     是的，不只是二十世纪，其实还有更久远的时间，还有更多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人类的历史中正是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建构起人类的精神生活，使我们在浩瀚无垠的时间里，能够捡拾起这种记忆，重新拚凑出我们破碎了的生活的版图。在这一意义上，艺术作品和它们的创造者不仅不是告别，而是在时间的蚀刻中，将自己的生命映象留在生生不息的永恒人心里。
     当艺术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艺术占据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位置时，我们才真正有可能向这个世界表达我们自己。不只是向一个时代极其艺术作品，艺术家献上我们的感恩，还有对这个容纳了我们的大千世界以及它的奇妙创造献上我们的感恩。那些令我们叹为观止的告别实际上是我们在时间面前不得不做出的妥协，而当我们做出这个姿态的同时，我们犹如坐在一列向前开进火车上向后张望，远去不仅是稍纵即逝风景，还有我们出发地。我们正是从那些伟大的艺术和艺术家那里起步的。
     好的艺术永远指向我们的生活。透过艺术的审美对象，生活所能向我们展示东西是无与伦比的。

       好多年前，我买了一本薄薄的书，很奇怪我很长时间才把它读完，就是说我一直在读，但没有耐心一口气读下去。不过这本书永远不离我左右，当我想起要读些什么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本书。你可以不喜欢它，但就是不能拒绝它――这就是切斯特顿的随笔。切斯特顿是那种永远兴高采列的人，至少他的文字给人的印象就是如此。如果一个人的文字常常是高兴无比的，你总是在文字中不得不乐上一阵，你还能拒绝他吗？他的文字就是他写作的全部道具――当然，这句话对每一个写作者都适用，但对于切斯特顿这样的写作者来说意义远不仅如此。切斯特顿的文字就像黑夜里闪烁不止的霓虹灯，此起彼复，让你应接不暇。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在他的笔下就有了无穷的生命力。对于切斯特顿而言，语言就是积木玩具，他用它们搭建起自己的表演舞台和表演玩具，在精力旺盛的表演中，进行着他的思想游戏。在他的随笔中，有某些丰富，细致，认真和生机勃勃的东西。在他的写作中，我们会看到一些超乎意料之外的惊喜，就像一个嗜酒的人，总能在丰盛的莱肴之中变出一瓶美酒。英国绅士的严肃和庄重不属于他，如果他有兴趣，他能在任何地方写作。在舰队街烟雾迷弥的咖啡馆里啤酒斑驳的桌子边奋笔疾书的切斯特顿被一个意大利侍者形容道：“他非常聪明，坐下来大笑，接着开始写作，然后对着写下的东西大笑”。
      切斯特顿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写作。他给伦敦的许多杂志写稿，而且风格一直没有变化。他首先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笔耕不辍，平均每年以三本书的速度出版各种著作百部以上。他曾为某一杂志写稿，每周一篇，直到去世为止，长达三十余年。他的写作范围很广，不仅写散文，而且写诗，小说，评论，传记，内容包括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宗教等。仅就随笔而言，涉及的内容无所不包，仿佛任何事情他都不陌生，任何事情都在他的能力之内。只要他感兴趣就行。他的特点在于，没有什么事对他来说是值得用严肃的态度来述说的，在给未婚妻写信讨论家庭生活这样的话题都可以拿来恢谐一番：“我的想法是，把家庭弄得真正具有寓言性质：真正地解释它的重要意义。神奇或古老的格言应该被雕刻在每一件物品上，东西越平凡越好。“是你把雨滴送往大地吗？”应该刻在伞架上或雨伞上。“即使你的头发也被数算过”会使梳子意义重大。“活水”会揭示水槽的音乐感和圣洁感受，而“我们的上帝是一团烈火”也许可以写在厨房的炉子上，可以帮助厨师沉思默想。”切斯特顿无疑是个善用文字的老手。他的随笔中的反语和诡论随处可见：“爱挑剔是最可原谅的罪恶；但也是最不可原谅的美德”，“好的画家爱自己的技巧，只有不好的画家才爱自己的艺术。好的音乐家爱当上音乐家，不好的音乐家才爱音乐”这种反话和诡论，体现了“他对文字的游戏导致对思想的游戏”。幽默讽刺当然是切斯特顿的一大特色。比如他建议在刮大风的时候举行追赶帽子的比赛；建议按闹剧原则建房子；建议躺在床上往天花板上作画等等。
      切斯特顿讲述事物的方式与众不同在于，他是一个知道文字魔力的人。事情往往因为讲述方式不同而不同，写作在某些时候依附的是文字变化，而这些变化决定了我们的写作深度。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很在程度上不得不借助于文字在书本上的排列，而这正是我们要悉心防卫的东西。文字的优美和脆弱是等同的，或者一无所有，或者妙趣横。对于切斯特顿而言，你可以不喜欢，但你不能拒绝。

      王康在为《刘宾雁纪念文集》的出版而作的当代最有思想激情的文章《珍贵的遗产》中写道：“如果中国人不能独立完成自我认识和审判的工作，不能正视自己的惨痛教训，不能把自己的罪恶和荒诞记录在档，不能完成必须的清算和审判，不能产生应有的忏悔和宽恕，不能对自己的危机和凶兆敲响最后的警钟，这个民族就必定要坠入完全失控彻底崩溃的深渊，并祸及全世界。”这一忧心沉重的呼吁和呐喊，是基于中国近现代以来灾难丛生的历史和无能自我更新，融入世界文明主潮的现实而发的。二十世纪以降，迭遭侵凌、历经挫折、有数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人从俄国人那里引入新的历史哲学和世界意识，建立起一个与自身数千年文化传统和西方主流文明迥然不同的苏俄式社会制度和国家形态。从此，国家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新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法律制度，新的文化、风尚、道德、生活方式，还有新的统治和被统治者，新的命运和使命，新的苦难和罪恶……亿万生命被独裁者操纵的国家机器所控制，一个前所未有的专制大国在东方建立起来；一个现代奴隶社会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横空出世，监狱、告密、控制、惩罚、恐怖必须上升为社会制度并进入日常生活；一切个人财产、利益、欲望、私生活都必须悉数剥夺；一切个人意志、自由、权利、思想都必须严加防范；一切犹豫、怀疑、动摇和反叛都必须无情镇压。
      二十世纪下半叶，俄国人民经过七十四年血流成河的苦难历程，终于挣脱了共产专制主义的锁链。一个自由的俄罗斯把光明，希望，留在了地球上最广阔的土地上。中国，这个人类最大的共同体，因着自身特殊的成因和复杂情势，不能冲出樊篱，依然徘徊在黑暗与光明的十字路口。中国人的苦难在于，经历过多少生死祸福的重大历史现象和事件，遭遇到多少性命的无端消失，都不能把苦难的帷幕掀起一角。“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大大小小政治运动莫不如此。
      中国何去何从？必须的自我清算和自我审判是中国人唯一的救赎之途。独裁者和暴君，我们曾经经历的苦难,自身的道德退化和精神沦丧，都要从新认识，重新反省。不如此，我们将万劫不复。

              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只有那只琴还挂在柳树上，
              怀念着曾经被拨动的故乡的旋律;
              在悲伤的人们中间，
              它宁愿保持沉默。
              被掳的弟兄啊，
              你的眼泪早已成为风干的石头，
              我们感觉不到一丝湿润。
              没有见过那些眼泪，
              我们就不会哭泣。
              三千年前的风刮到如今，
              当吹过坟墓旁我们散落的骷颅，
              那空空洞洞的呜咽，
              仿佛挂在树上的琴声。

      吃与读书在生理表现上有相似之处，所以就有用“饥渴”一词来形容不能达到的读书愿望。英国人查尔斯-兰姆在其《伊利亚随笔》中谈到读书的话题时就以调侃的口吻引用了自己姐姐的一首诗来说明吃与读书在不能满足时的相同处境。诗写道：我看到一个男孩站在书摊旁//眼含渴望，打开一本书在读//他读着，读着，像是要把书一口吞下//这情形被书摊老板瞧见――//他立刻向那男孩喝道：//先生，你从来没有买过一本书，//那么一本书你也不要看！”//那孩子慢吞吞地走开，发出长叹：//他真后悔不如压根儿不会读书，//那么，那个老混旦的书就和自己毫不相干。//穷人家有许许多多辛酸――//对这些，有钱人不必操心。//我很快又看到另下男孩，//他脸色憔悴，似乎一整天饮食未进，//他站在酒馆门前，//望着食橱里的肉块出神，//这孩子，我想，日子真不好过，//饥肠辘辘，渴望饱餐，却身无分文；//无怪他恨不得不懂什么叫吃饭，//那样他就无须对着美味大菜望洋兴叹。
      欲望不同，不能满足时的表现却是一样的，原因只有一个字：穷。
      中国人讲“民以食为天”，此话千真万确。时代进步了不少，但我老家农村的人们对“奔小康”的理解依然是能吃到大鱼大肉。世世代代穷惯了，饿惯了，人们的想象力只能在“吃”上打圈子。长期贫困下的现实，使国人的价值取向以“吃”这主，英雄豪杰也概末能外。战国时孟尝君门下客冯�O感慨怀才不遇，弹铗而歌提抗议，首先要求的就是“食有鱼”。时代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文化启蒙，文明进步的功用不可谓不大，但在“吃”的问题上国人还在常识圈里打转，吃是为了活着，还是活着为了吃？仔细想的人并不多。
      我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不久，父亲是县城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家里除了父亲的几本化学生物专业书籍之外几乎没有可以阅读的书籍。比查尔斯-兰姆提到的小男孩的处境还要差：那时候没有书摊。食不裹腹的时候当然谈不上读书。好在那个时代过去了，温饱问题不再使多数人急迫，衣食足则知礼仪，对书的需求应该大一点了，但情况表现的却不尽然。看看人们的日常阅读和图书市场就可知一二。除了学生之处，偶尔碰到的读书人不是为职称就是为学位，图书市场当然以教材教辅为主，据说占图书出版的60%以上。就是说，国人读书基本上以强制阅读和功利性阅读为主，真正的阅读并不能进入人们日常的生活。
      读书为功名是中国人的主流传统，纯粹意义上的知识追求的观念自古而今不能深入人心，连圣人孔子都因为没有依附而“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如果苏格拉底生在中国，仅凭他站在街头唾沫星子乱溅就得不到半点尊敬。学生为考试读书成了现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中国人家庭中的大事，所以就有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一说。但我生平最看不起上班读报纸，下班看电视的父母，自己从校门出来后，就不曾读过半本书，对孩子的要求却是学成博士最好。以为目得很高尚，其实很自私，不过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人生的名利场上抢得一个好位置而已。从读书到教育，国人一错再错。究其终极，还是走不出“吃”的围城。
     不读书当然会有很多理由。比如书价太贵。较之从前，好像是这样，现在一本书几十块，读书人拿起来着实要掂量掂量。但三天两日，和朋友聚一聚，吃吃喝喝上百元，就觉得不贵，省来省去，省了读书。
      吃不饱，读书是奢侈；吃饱了，还是要多读书。

      《文明的孩子》（美国）布罗茨基著，刘文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增订本）刘小枫著。华夏出版社2007年北京1月第一次印刷。

     《莫札特家书》辛丰年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月10月第一版。

     《爱中的博尔赫斯》（加拿大）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著，王海鸽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

     《爱德华滋传》 海伦.K霍西尔著。华夏出版社2006年北京第一版。

     《加尔文传》茜亚，凡尔赫斯玛著。华夏出版社2006年北京第一版。

   《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雷颐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常言道》余世存主编，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一月第一版。
     E・B怀特随笔集：
   《这就是纽约》，《重游缅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月1月第一版。
   《流放者归来――二十年的文学流浪生涯》美国，马克科姆-考利著，张承谟译，重庆出版集团2006年1月第一版。
   《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位老中医的民国生活札记》陈存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药窗诗话》吴藕汀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新星出版社。
   《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和往事再现》美国，宇文所安著，郑学勤译，三联书店2004年12月北京第一次出版，2005年第二次印刷。
   《退步集续编》陈丹青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
   《三只耳朵听音乐》陈钢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往事与随想》（三卷本）俄罗斯，赫尔岑著，项星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2006年9月第一次印刷。
   《阅读日记》加拿大，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著，杨莉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
   《长生不老――长寿文化史》（英国）卢卡斯・博亚著，徐有余，陈焱译。花城出版社2007年月1月第一版。
   《洛丽塔》纳博科夫著，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万古江河》许倬云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
   《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编著。三联书店出版。

       关于这个问题伊塔洛-卡尔维诺给我们提供了他的著名的十四条意见。不过我在加拿大人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阅读日记》中看到了他引用的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尢瑟纳尔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真正的出生地是那个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用智慧的眼睛关注自身的地方。对我来说，我的第一故乡就是我的书籍。当我读到这句话时，我体会到不只是智慧，而是埋藏在心的，久违了的温暖。
       曼古埃尔是加拿大著名的小说家，他在过完自己53岁生日的时候，决定“重读一部分老书”，因为“我们是如此长久而深情地挚爱着它们，因此，是可以从最最真实的意义上，运用心灵的力量逐字逐句重温它们，因为我们理解它们”。在此后的一年里，曼古埃尔重读了包括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德国歌德的《亲和力》，英国H-G-威尔斯的《莫罗博士岛》，吉卜林的《吉姆》，柯道南尔的《四签名》，格林厄姆的《柳林风声》以及夏多布里昂《墓中回忆录》，阿特伍德的《浮现》，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等一批书籍，并用日记的形式把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在《堂吉诃德》中，神父和理发师为了阻止主人公继续疯狂下去，决定把堂吉诃德藏满了骑士传奇的藏书室封存起来，关于这一点，曼古埃尔的阅读日记中写到：“独自一人时，当我读到年老的骑士从床上爬起来，找他的书，却再也找不到那间藏书室的时候，我几乎会流下泪来。这对我来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藏书的屋子不翼而飞，这会使我感到自己不再是自己原先认识的那个人。格里格尔-萨姆沙屈从了自己的变形，屈从了对于自我的丧失；但堂吉诃德却不以为然，为了能继续成为堂吉诃德，他勇敢的接受了这样一个解释，即有一个邪恶的魔法师偷走了他的藏书室，通过这样一种幻想，堂吉诃德继续对想象中的自我保持了忠诚”。这样的评价只能出自于一个真正的爱书人的感悟，它同时以另一种方式告诉我们，我们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与前人的思想交流上的，而这样的思想只能存在于经典中。当我们丧失了这种交流的条件，就丧失了自我，丧失了安身立命的家园。经典在这一意义上成为了人类的精神故乡。重温经典，就是回到自身的生命本源，回到生命的本来意义，回到人类心灵的伟大事物面前。
     无独有偶。我在九十年代末，读到了美国人大卫-丹比写下的一本《伟大的书――我与西方不朽作家的历险记》。他把自己在一年当中的读书经历描绘成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历险，这一阅读过程也成为了这个中年男人“一种找回我的世界的办法”。那是1990年的某一天，《纽约》杂志的电影评论家，专栏作家大卫-丹比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只读新闻，时事书籍以及及杂文的读者”了，于是他决定重返自己60年代读书的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研读西方历史上的伟大著作。这一阅读计划从最早的荷马史诗到亚里斯多德，到尼采，卢梭一直到现代的西门-波伏娃以及伍尔芙。大卫-丹比一年的读书心得成为了这本“它既是一段时而危难时而宁静的旅程，又是我在中年以如此的饥渴吃进去的那些伟大故事和震撼人心的思想的导言，一本历险记”。
   “我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我拥有观点，却没有原则；我有本能，却没有信念”大卫-丹比把这称之为自己的“中年危机”，并认为只有阅读那些“伟大的书”才是这一危机的解决办法。
      当我在办公室嘈杂的声响中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站起来远眺望窗外遥远的天际，我知道在篮天白云的深处有我目力所不及的地方，但当我附身注目在那些“伟大的书”时，我的目光又会变得遥远。曼古埃尔，大卫-丹比以及所有那些不倦的阅读者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与那些年代久远智者们进行神密沟通的可能。作为人类，不管是东方西方，那些普遍的，共同的情感维系着我们的生存。
     在一个资讯发达而意义贫乏的时代，对名著的重温成为一种自我拯救行动。这一行动的前提是在那些“伟大的书”面前保持我们应有的谦卑。每一个敢干声称自己受过教育的人不妨听听美国教育家，前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的声音：一个从来没有读过西方世界里的任何伟大的书的人怎能称得上是受过教育的呢？

     关于梵高，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像他那样引起世人如此多的话题。谈论艺术家与谈论其作品是两回事，当我们在试图描述这位天才的画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变得无力，乃至虚弱。现在，当我凝视梵高生前的最后画作――《乌鸦飞过麦田》时，我不得不垂下自己的眼睑，巨大的艺术创造力可以如此轻松地击溃我们的自尊，提醒我们应当保持的谦卑。
     当我们谈论艺术表达的自由的时候，真正的艺术创造是全然自由的。这就是一副没有边界的油画――形式与结构，真实与想像，个人表达与情感渲泄的所有界限。不得不承认，艺术创造有无限的可能性，在天才的艺术家那里，表达能够抵达任何事物。
     不仅如此，在《乌鸦飞过麦田》中，蕴藏着无法言明的打动我们的感情。死亡的不祥在狂乱翻滚的线条和旋转的符号中预告了它的临在，在艺术与现实的对峙中，欲望与理性，渲泄与节制，奔突与静止，燃烧与死寂，所有的一切在激情的世界里向命运伸出了抗议的双手。心灵的诚实在艺术的创造中一笕无余，在绝望与超然的风暴中，一个震撼人心的世界被呈现。在艺术创造看似的极限边缘，梵高向我们宣告了他表达的无限自由。
     世界向我们隐藏起来的东西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在艺术创造之于现实的描述中，寄希望于天才艺术家的努力。我们竭尽所能表达的事物在无限的世界里将重新获得自由。所有类型的艺术创造都有赖于绝对自由的追求，在死亡的激情中，艺术将获得持久的生命力，而艺术家将在真正的创造中永生。就像乌鸦飞过麦田，乌鸦不是死亡的入侵者，而是麦田上空飞舞叫喊的灵魂。

      我们在购买书籍的时候往往过分依赖已有的相关知识和背景。但我经常会靠感觉，从文字而来的感觉，就像一只有着丰富嗅觉经验的动物，准确而敏捷找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决定是否要购买，只需半分钟――完全根据文字的感觉而定。在没有相关知识背景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帮助我买到了许多自己喜欢的书。昨天就是这样，我在书店转了一圈，很短的时间内买到这本《感觉的自然史》。在此之前，我对这本书及其作者一无所知。很难按传统的方法给这本书分类，它是一本谈论人类感觉与感官的书，但写得比纯粹的文学作品更美，更有文学表现力。它从文学，神话，历史以及现代科学的丰富而浩翰的知识矿藏中撷取所需，探索人类感官的起源与进化，叙述感觉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但不应该把它看作一本专门知识的读物，它也是一种随笔类型的文学创作，细腻而敏感的行文风格超过许多文学作者。当然，我没有时间全部读完它，只读了一两章。不过，我想说，这真是一本饶有兴味的书。
      我读过其中《联觉》一章，这章在全书的最后，我是随便读起的。作者说：“日常生活不断蹂躏着我们的感觉，每个人都体验着感官的某种交融”，就是说一种感觉会引起别的感觉，伟大的艺术家们正是因为某种感觉，而成为他们艺术创作灵感的诱因。“我们生活在心灵的世界中，这里任何飘忽不定的想法都可能成为辛勤的劳动，只要遇到合胃口的刺激物――小饮几杯，一顿轻打，细腻的诱奸”。 “艺术家们在践踏他们的感官，让其在为他们服务方面臭名昭著”。作者列举了某些作家的创作之前的僻好并且对这种僻好给予了妙趣横生的评价。
      英国女诗人伊迪丝-西特尔夫人在开始一天的创作前，常常会在一口敞开的棺材里躺一会。作者写道：“像棺材那样直接，狭窄从来就不是她的风格。只有她那被人嘲笑的鼻子才又直又窄，虽然她煞费苦心地靠谈笑风生让人忘掉她的鼻子……使她产生灵感的究竟是棺材这个念头还是棺材的感觉，气味或污浊的空气？”
      诗人席勒总是在一个抽屉里放上烂苹果，每当需要一个恰当的词汇时，就会拿出来闻一闻。
      美国女作家艾米-洛威尔和乔治-桑一样，喜欢在写作时抽雪茄，有一次一次性买了一万支马尼拉雪茄，以保证自己的灵感不到熄灭。
      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以及诗人奥登写作期间要喝茶，约翰逊据说一次连喝25杯茶。
      维克多-雨果，本杰明-富兰克林，觉得自己一丝不挂写出来的东西更佳。而D.H劳伦斯承认说，他喜欢赤身裸体地爬上桑树，粗糙的树皮会刺激他的思想。
      科莱特每天开始写作前总要为自己的小猫捉虱子。
      司汤达在写作《巴马修道院》时，每天早晨要读上几页法国民法――“为得是找到恰如其分的语气”他说。
      微拉-凯瑟写作之前要读《圣经》。
      乔治桑刚做完爱就坐在书桌前，这让她的情人很火。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马克-吐温，卡波特，都习惯于躺着写作。卡波特声称“完全是一个与地面保持平行的作家”。
      海明威站着写作，并不是因为自己是一个硬汉作家，而是因为在一次坠机事故中伤了腰。
      有人说赫胥黎用鼻子写作。他在其《观察的艺术》一书中说：“用鼻子写作可以暂时给弱视带来明显的改观”。
      T.S.爱略特喜欢在伤风感冒中写作，据说脑袋那仿佛充满衬裙以的瑟瑟声，打破了事物之间的正常逻辑关系，使得他的思绪能够自由游荡。
      我罗列了作者所涉及到的一些作家写作过程中的“特殊爱好”，而作者的叙述远比我的重复生动。
      作者告诉人们“我们需要重新回过头来感受生活的质地”。对于这本书来说，它帮助我们接近了这一目的。
      那么，让我们继续读下去。

    《感觉的自然史》（美国）黛安娜-阿克曼著，路旦俊译。花城出版社，2007年月1月第一版。

高尔泰获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7年公告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 

        一．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将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高尔泰先生。

       二．

       高尔泰先生，江苏高淳人。他1935年出生，从少就外出求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北“支边”，22岁时因发表论文《论美》而遭到批判，随后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发配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改造，在那里九死一生。1962年春解除劳教，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文革爆发后受批斗，后在五七干校劳动。1977年平反后，辗转兰州、北京、天津、成都、南京等地大学任教。1989年“六?四”之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入狱。先后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成都四川省看守所。1990年春节前“结束审查”。1992年6月经秘密通道离境，7月11日抵达香港。1993年辗转抵达美国，得到政治难民庇护。现居美国拉斯维加斯。

       高尔泰是画家，又是彻底的美学家、哲学家。母亲曾说他，一写文章就招灾惹祸，一画画就逢凶化吉。1957年发表《论美》、《论美感的绝对性》，强调人的主体性、向绝对零度挑战，成为他的地狱之门。在生死关头，绘画救了他的命。70年代，他多少次和那个“笑眯眯的胖脸”相对，终于有一天忍不住，把那些颜料画笔全扔到垃圾堆上，下决心以后不再画画了。整个80年代，基本没碰过画笔。甫从深渊出来，“一肚子的愤怒和悲哀，总想呐喊，总想论理，总想唤起人们的反抗意识，日夜写呀写”，招来一连串新迫害。在这一点上，他跟57年受难者群体有所不同。“流放者”归来后多顺势招安，高尔泰的文字却再度成为“反精神污染”的重点靶子；并于1989年7月被陈希同先生在“反***”长篇报告中点名。***被囚和出狱后，亏了有画画这个管道，他得以抒发内心的郁积。逃亡海外的头几年，也因为依赖画画，才有了安身立命的根基。“但是奔逃万里，却以这样一种形式的自我放弃作为终点，总归是心有戚戚。”于是有自传体散文《寻找家园》。

       《寻找家园》台湾全版尚未问世，读者看到的是网上电子版和2004年“花城”版。那是追求自由的中国知识人的苦难历程，也是“当代《红楼梦》般的汉语”（崔卫平先生语），“他的文字炉火纯青，朴实而细腻，融合了画家的直觉和哲学家的智慧”“把毕生的愤怒铸成一个个汉字”（北岛先生语），用赵毅衡先生的话：“此书将许多往事，细细穿插，一一道来。连本是惨绝无言的场景，也深情蕴结，推刚为柔。风度雍雍而令人心折”。徐晓先生则说：高尔泰的文字不是写出来的，是炼出来的。……关于高先生的汉语成就，已经用不着费辞。我们只想说，如果把他的文字跟老一代散文家汪曾祺、杨绛放在一起，那么高尔泰的文字传递出更多温暖更多风骨。在噩梦般记忆的灰黑色背景上，矗立着我们民族的苦难和向往。

       三．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第七届即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高尔泰先生，以表彰他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奉献出《寻找家园》这样具有黄金品质的文字，更感念他以一生的苦难代价为我们中国稀罕的汉语家族贡献了新的精神人格。这个神圣家族有着至大至刚之气，其个体生命的存在一直处于不止息的燃烧之中。这种燃烧既源于天命，近于神性，又来自于人格的自我欺许，基于人性又超乎常人的自信。它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极具悲剧性的美。因为它一再被世俗力量、乐感文化、生活理性、庸常宿命等等撕破毁灭。这种自由人格很少能够得到宽松的生存环境，它一再被打压毁灭的命运使得人性之美成为东土子民最罕见最神秘的要素。这种神秘或现实之谜为年轻的高尔泰洞明，他以一生见证：美是自由的象征。这个神圣家族的成员有庄子、李白、徐渭、李贽、龚自珍、陈独秀、鲁迅、胡风、高尔泰、林昭等可数的名单。“犬儒病”和“冷漠症”的社会对自由独立人格的避而远之、冷漠和敌意，使得民族最优秀的个体总是得不到回应、声援，得不到展开的可能。时过境迁，我们的社会才会接受先贤的营养，犬儒者们更会百倍热情地给予前贤以怀念。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怀着感谢的心，铭记老大帝国冰封下的草籽、灰烬中的温热、冻结了的火焰。在汉语蒙污空气中弥漫杀机、人人挥舞当政者话语写文章的时代，有林昭那样的青春热血与未死之良知，也有高尔泰“雉�g麦苗秀，蚕眠桑叶稀”地谈论“人的内心生活有多么复杂，美就有多么复杂”。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知识界来说，高尔泰实在是一个异数。“他几乎是以年轻的心和孤单之力平衡着整个文化语境中不对称的对话”（胡继华先生语），虽然等待他的是风炎土灼、劳改放逐、九死一生、家破人亡。“无边行程望欲迷”，经由他的努力也因为命运不弃，一个异端学派在80年代，发展为波澜壮阔的自由美学思潮。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还注意到，高尔泰作为哲学家和批评家对于当代中国的建言。显然这两方面，目前还被人们忽视。就前者来说，他的美学理论探索，基于一种深沉的哲学意识。他的“异化”研究（还有王若水先生的）成为昨日黄花，他的《什么是哲学》注定空谷足音。作为美学家，他最早呼唤方励之先生、钱学森先生等人关注、介入美学讨论，这在学科壁垒森严、人人不越雷池一步的今天，成了不可复制的美谈。他的“忧患意识”，在今天已经成为流行辞（当然这不能增加他的光荣）。作为后者，他写的《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强调“祖国”不等于“国家”、“政权”，不能用是否拥护政权来区别爱国与不爱国。这篇文章成为新时期以来，大陆最早将祖国、民族与专制统治区分开来的名篇。不管别人有什么回应，他都旁若无人地摸索前进，“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种不辞趋异、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对我们积重难返的趋同本性的有力抗衡。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铭感他在过去的日子，为把中国人从类人孩状态中唤醒而做的努力；同时也不无怜悯地注意到，高尔泰先生不得不成为流亡者的悲哀。从以前明言，“只有立足于土厚水深的大地，你才有可能获得把你高扬起来的智慧与激情”，今天感喟“孤篷绕天涯，无力正乾坤，到底总是一份，不能忍受之轻”。梦里家山成了“流沙坠简”，只有通过汉字重新建构，这是文字的骄矜却也是我们生命体的悲哀。人生不满百，却又“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这不是高先生个人的问题，是我们普遍的问题。是生命没有时间，自由不占有空间。“徘徊六合无知己,漂若浮云且西去”，情何以堪？我们格外注意到，高尔泰先生对于“遥远故土新生代”的看重――“在国外的十几年之后，听到遥远故土新生代的这些话语，我依稀触摸到了‘祖国’一词的深层含义。也许焦土下还有普世价值的地脉？也许其浸润所至无不是沟通的渠道？”

       我们的回答，是的。颁发这个奖，想要公开表明――

       “何日归舟横沧海，夜深风雨说长安”。

   高尔泰先生代表作：
《论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
《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2月。
《美的抗争─高尔泰文选之一》，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7月。
《美的觉醒─高尔泰文选之二》，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3月。
《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5月。

2007年5月15日北京

       毛喻原先生在博文《再推荐四本书》中，提到了赫拉巴尔的《我是谁》。他说：“同是捷克作家，但我认为，赫拉巴尔的深刻和魅力并不在昆德拉之下。与之相比，他的生活阅历和工作经历更能吸引我。他当过好几年的炼钢工人，在废品收购站打过好几年的纸包，在剧院当过好几年布景工。他受过高等教育，身揣法学文凭，但却主动选择最“卑微”的工作。始终生活在下层，但却写出了光芒四射的作品。《我是谁？》是赫拉巴尔谈人生与创作的一本书，书中珠玑不断，箴言纷呈，几乎每一页都有让人难以忘怀的入木剖析、真情道白。一切喜欢心性写作的读者大概都可以把此书收为永藏书目，不会错。”毛喻原先生说的没错，赫拉巴尔一直是我喜欢的那类作家，早在一九九二年，我就在《世界文学》上读过了他的《过于喧嚣的孤独》以及《中魔的人们》，这些故事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特别是《过于喧嚣的孤独》――“35年来，我一直置身于故纸堆中，这是我的love story。”开篇一句，我现在都没有忘记。
       赫拉巴尔说：“你们问我，有朝一文学史家将撰写捷克文学史上的赫拉巴尔章节时，他不应该遗忘的该是哪一点。……你们也将感到惊呀，我要提到“中魔”和“中魔的人们”也就是那些还会开怀大笑，并且为世界的意义而流泪的人”。“中魔的人们，他们影响着别人……就像音乐一样，但它有一种巨大的力量，有时使听众感到充实，感到了整个生活的意义。”赫拉巴尔的“中魔的人们”，是现实中的强烈反讽，是绝境中的“黑色幽默”，“追求的是现实中被禁止的事物，同布拉格的反讽和幽默相关联的事物”。而且在赫拉巴尔那里，这些“中魔的人们”有着强烈的悲剧色彩，他们在现实的反差之下，处境都是悲惨和不幸的。在命运的泥淖之中，中魔的人们向世界宣告了一种抵抗的方式，一种生活观念，一种生存压力之下的勇气。
       赫拉巴尔说：“中魔也是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他是用这种方式来抵抗沮丧与孤寂，以便让自已停留在无限和永恒的堤坝上，并且投身于“比我以往所了解和信仰的一切都更加伟大和美好的事物之中”。赫拉巴尔的“中魔”生活，以及他的写作，是自己在现实命运中的一种救赎，在他看来，生活比写作更重要，“参与无论哪样的生活，不惜任何代价……我不会仅仅为了写作而从事某种工作”。不为写作而生活，而是为生活而写作。就是说，“要用自己的生活，别人的生活，以及我们所处的环境写成美丽的散文”。这也是毛喻原先生为什么说赫拉巴尔生活阅历和工作经历更能吸引自己的原因。赫拉巴尔说，如果时间能够倒转，他还想在冶炼厂干活，在废纸收购站打包，在剧院当布景工，或者当火车调度员，在保险公司当职员。他不为某一种目的面生活，他总是能在任何一种生活中找到生命的乐趣。对生活的审察习惯，使每一种可能的生活都充满意义，尽管是“中魔”的，确是真实的，经过思考的。这种经过审察的生活才是每一个人值得为之渡过一生的生活。
       这样的人没有虚伪的生活，一切都在真实的意义之上。真实意义之上的生活才能造成伟大的想象力。通过写作，把生活中的秘密向世界敞开，“在中魔的驱策下，坐在打字机前，写下有关某此过去和现在都比我自身更有力量的事物”，这就是赫拉巴尔。

       今天在书店里花去一百多元的时候，我想到了白岩松那本书名。我没有读过那本书，但是掏自己口袋里的钱让我确实感到了“痛”，而得到书，又让我真实的快乐着。这个书名很生动地形容了我购书时的那种欲罢不能和买到后的欣喜之情。
       关于购书，我在一些读书人的博客上也学到了些“技巧”，比如他们说，只买打折书，有的要打到7折以下才买，或者更低。有一个专门谈读书买书的博客主人说他只买五折书。这一点我有些不相信，因为那位先生实在是一个真正的爱书人而涉猎甚广，如果只买五折书的话，他可能就不会读到最新出版的书。当然，这与所在的城市有关。比如在北京，这样的机会就会很多，全国的文化中心嘛，搜寻的机会，选择的机会都会多多。我所在的城市这样的机会基本上是没有。我买到8折书的时候都很少，大多数的时候是8.5折或8.8折,所以买书其实省不了多少钱。
       像我这种不以读书或著书为生的人，买书多了，除了经济上的窘迫以外，心理上也是一个付担。老婆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那些书不能吃也不能喝，你买它做什么？其实我也在问自己。我给自己找不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找不到一个更高尚的借口。每次买书后，除了花钱的“痛”，恐怕还有愧疚。所以，每一次买书后都有些像做贼，背着老婆把书悄悄放到她看不到的地方。其实老婆在买书的事情上从没和我计较过，只是自己挣的公资不足以在买书上投入过多，心虚的很。薪水除了养家糊口之外，买书怎么看也像是个奢侈的举动。有时候想，在没有发财以前是不是把这“习惯”给戒了？哪知每次看到自己想要的书，发过的誓言早就抛在一边了。早年读英国人乔治•吉辛的随笔，对他历尽艰辛的买书细节经年不忘，实在是那种爱书与买书之间的艰难选择与我心有戚戚也。同是英国人的查尔斯•兰姆在《伊利亚随笔集》对“穷哥们”的读书之迫切心情深表同情。说到底，爱书人都有自己不被常人所理解的苦脑。
       借书读在长大成人的时期是多数读书人选择的途径。但一个真正的爱书人很少能够在图书馆得到满足。公共图书馆对于查找资料，著书写作的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但爱书人在对书的态度上更为纯粹，就是一个字“爱”，书就是情侣，就是爱人，就是幸福。这些能借得来吗？所以乔治•吉辛说：“我听说过那些标榜自己读图书馆的书就像读自家书架上的书一样的人。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不思议的。比如说，我对自己每一本书都很熟悉，我只要把鼻子凑近这些书，它们那散发出来的气味就立刻勾起我对往事的种种回忆。”
       每一个爱书人都有自己关于对书的幸福回忆，他们痛，并且快乐着。
      

       今天所购之书记录如下：
       卡尔维诺一本：《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密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定价25.00元。
       林达两本：《扫起落叶好过冬》，《西班牙旅行记》，三联书店。2006年月10月北京第一版。定价分别为：35.50元,49.00元。
       许知远一本：《那些忧伤的年轻》海南出版社，2007年北京第二版。定价：25.00元。
       陈远一本：《逝者如斯未尝往》陕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三月第一版。定价：20，00元。
       合计：154元

        以下都是五折书，是今日上班途中兴之所至在一个打折书店买的。其实还有许多不错的书，只是自己书架上已经有了。买回来也没有认真看过，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买半价书岂不快哉？况且全是正版。
       《夹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惠。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这本书搜寻多时，也有电子书。一直把它叫做“夹皮沟记事”，可能是小时候受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和小说《林海雪原》的影响。
       《亚洲腹地旅行记》瑞典，斯文•赫定著。是有名的人文地理探险类书。远方出版社出版。2003年3月第一版。插图本。
       《哲学简史》作作者，美国，威尔•杜兰特著，梁春译。中国友谊出版社，2004年月12月第一版。
       《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法国F•―B于格E-于格著，耿升译。喀什维吾尔文出出版社。2004年月12月第一版。
       《血酬定律》吴思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托洛茨基自传》作者，苏联托洛茨基，胡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月10月第一版。
       《禅机――1840---1949中国人的另类脸谱》朵渔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西方的智慧》罗素著。中国妇女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 张看红楼》张爱玲著。京华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

       何兆武先生在口述史《上学记》中主要记述了自己对学生时代生活的回忆。读书的话题自然成为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他在回忆起自己的读书生活时说：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中学时代的读书，被何先生称为“无故乱翻书”，正是这样随心所欲的阅读，让少年时代的何兆武接受了人生最初的启蒙教育。中学时代，何先生喜欢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他说，题为“慢慢走，欣赏啊！”是第十二封信，这个标题正符合他的人生观，人生是一个过程，意义就在过程之中。这个人生观其实也正好可以说明何先生的读书态度。他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这样总结其读书心得：“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比照何先生中学时代的读书，现代中学学生恐怕有天上地下之别。应试教育的教学体制，实际上是最大的功利性读书，无非考大学，求职，出人头地而已，早已离单纯知识追求的目标相去甚远。何先生在中学时代的阅读，最好地体现了自己对生命自由意识的追求和认同，那就是在生命成长的最初阶段，在人生必须的自我教育过程中，回归读书的快乐本质，当然更没有必要承载过多的人生目的。看看何先生初中时期的读书书目，除当时的报刊杂志，白话小说，新诗以外，凭兴趣爱好阅读了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丰之恺的《孩子们的音乐》，《近世代西洋十大音乐家的故事》，《西洋建筑讲话》等美学，音乐教育方面的书籍。还特别提到两本让他开阔眼界和思路的自然科学书籍。一本是金斯的《神秘的宇宙》，一本是艾丁东的《物理世界的性质》。这些大物理学家的作品中有各自认识论方面的哲学思想，有“唯心论”的科学观。何兆武先生坦承自己大受启发：“究竟物理世界是怎么样的，里面有很多神秘的东西，我们理解不了……我想他们讲的或许有道理，至少开拓了自己的思路”。新中国几十年的唯物论，无神论思想改造，并没有让何兆武先生在中学时代的思考被轻易抹杀。他还在书中饶有兴味地谈到自己喜欢的音乐，并且说：“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上和思想上的满足”，他引用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的话说“这个广大世界有许多东西不是你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像得到的”。
       赫胥黎说过，每一个知道读书方法的人，都有一种力量可以把他自己放大，丰富他的生活方式，使他的一生内容充实，富有意义，而具兴味。何先生的读书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爱默生，蒙田，博尔赫斯都主张读书是一种幸福，当然，何先生不会例外，每一个喜欢读书的人都不会例外。

这部电影给世界一个机会，尤其是给中国人。去缅怀和渴望吧，1990年的1 月 16 日。那一天成千上万的东德民众曾如决堤洪水，从40余处入口涌进国家安全部的院子。他们把负责国内监视与窃听行动的办公室砸个稀烂，把浩瀚的文件和档案从窗户抛出去，铺满了大街。

令人感佩的是，16年过去了，和我同岁的多纳斯马克，不动声色的自编自导了处女作《窃听风暴》，获得2006年德国电影奖7项大奖，和欧洲电影奖最高大奖。我几乎爱上了这部电影，在熄灯之后一再为它唏嘘。也忍不住推荐给我认识的每一位异议分子。实在很盼望它能够连下三城，拿下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去年11月，原东德国安部副部长沃尔夫，在这部电影获奖后不久去世。沃尔夫在自传中说，他的理想是通过社会主义，使德国永不再重蹈纳粹的覆辙。如今虽然失败了，他说我依然怀着如此的信仰。在这话的背后，是东德国安部的8万5千名特工。它甚至监控了1800万人中的600万。它的线民人数，令人恐怖的接近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柏林墙竖起的近30年间，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德国统一后，国安部的全部窃听档案，移交给新成立的“高克管理局”，开放给所有公民查阅。这些监控资料一本本铺开，有足足1000公里长。它的公开掀开了人类史上最残酷的潘多拉的盒子。无数人发现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师和医生都是国安部的告密者。整个社会以极大的勇气，承受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打击。一对夫妻双双自杀，因为他们发现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卖对方。

1989年的柏林墙和天安门，多纳斯马克和我一样是个中学生。他是“后柏林墙”一代，我是“后天安门”一代。我真能体会一个“后柏林墙”时代的青年导演，也能拍出那样椎心刺骨的创伤。但重要的是，他能拍出不虚假的盼望吗？因为黑暗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残酷已经残酷到了家。所以我在电影刚开始五分钟后，就一直期待着一个对我而言最大的悬念，电影到底会将一种有说服力的盼望放在哪里？

尽管每一个镜头都如此冷静，每个画面的色调都落入灰暗。但这部电影不是潘多拉盒子的继续，导演有足够的温度去面对人性在制度下的悲凉，并将温暖出人意外的放在了那个窃听者身上。这个一出场就冷血无比的基尔德•维斯莱尔，负责监听异议知识分子们的言行。他24小时监听一位剧作家和他妻子、一位著名女演员的生活。他们的苦难、软弱和对爱与自由的盼望，终于打动了他。一天，他偷走这位作家的诗集，躺在孤零零的沙发上，读到这样的句子，“我们头顶干净的天空”，生活在沉没，鸽子仍在飞翔。

剧作家的一位导演朋友自杀后，他开始写一篇政论，评论东德政治高压下的知识分子自杀问题。文章秘密地交给西德的《明镜》发表，揭露东德1977年开始就不再统计自杀数字，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匈牙利的自杀比例高过东德。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地震。维斯莱尔开始想尽办法掩护这位作家躲过一次次搜查和迫害。1989年后，作家遇见前文化部长，他天真的问，为什么那么多人被监听，我却没有被监听呢？部长说，你怎么知道没有，你的全部生活包括每一次做爱，我们都知道。作家被震惊了，他最终在“高克管理局”查到了那位窃听人员的资料，并将自己的新书题献给他。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窃听会改变一个秘密警察的价值观。在电影中看到三个理由。一是细节的真实，二是美善的毁灭，三是历史的提醒。专制政府的大规模窃听有两个本质，之一是冒充上帝，窃听是国家把自己当作偶像的结果，它需要窃听它的公民，因为窃听把国家打扮成全知全能的神，把国家推上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窃听的另一个本质是对新闻自由的替代。政府既对它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充满了恐惧，也对新闻自由充满了敌意。它的如意算盘是窃听一万个人，就可以少办一张报纸。

诗句只能颠覆诗句，不能颠覆价值。颠覆价值的是那些真实生活中的细节。当维斯莱尔坐在监控室中，这世上唯有他知道他监控的对象是如此真实。因为那个人不知道自己被监控。在被秘密窃听的状态下，一个人的生活是那样逼真，逼真到没有丝毫表演性。这样的生活最打动人，这样的窃听使维斯莱尔越发对自己的存在感到虚无。

另一种尖锐的力量，就是看着一种美怎样在你面前毁灭。女演员最终向着文化部长妥协，出卖她的肉体。他的丈夫与他在卧室的一段对话，深深打动了维斯莱尔。最后维斯莱尔亲自对她进行疲劳审讯，当作妻子的最终开口出卖她的丈夫时，你甚至会觉得维斯莱尔才是那个最失望的人。他不能容忍他所监控的对象，背叛那个他不能企及的“头顶干净的天空”。这种软弱和背叛刺激了维斯莱尔，催逼着他挺身而出，掩护了这位作家，也在作丈夫的面前掩盖了妻子的背叛。女演员冲出房门自杀，临死前对这位毁灭了她生活的人充满感激的说，“我不会忘记你所做的”。

最后一个戏剧性的扭变，是维斯莱尔准备汇报剧作家将秘密给西德写稿的消息时，他上司偶然谈论起被监控的四种人的理论。他说，你窃听的这个人属于第三种，叫历史性人物。千万不要和他们有任何接触，不然你会被记在历史当中。这番话如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张，将这个政权在历史面前的虚弱赤裸裸的表白出来。历史给维斯莱尔带来了一个理想主义的维度，他悄悄收起了报告，决定站在历史那一边。

这部电影关乎苦难，也关乎和解。扮演维斯莱尔的演员乌尔里希•穆埃，也同时获得德国和欧洲两个最佳男主角奖。令人心酸的是，他答记者说，“因为我的妻子，曾经就是国安部的告密者。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但他的语气令人欣慰，如电影的镜头一样平静。这样的心酸和平静，也是我们可以等待的吗？那些和我一样大的作家，一样大的导演，他们都在哪里？

我不由打量四面的墙，心想我也活得如此逼真啊，若是不能让一个24小时监听我的秘密警察，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和我一样对专制充满厌恶的人，那么他失败了，我也失败了。纳税人的钱就这么浪费了。

2007-1-24，写于怀疑和盼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