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放逐

     像所有中学生一样，在我的中学时代，我的耳边也总是萦绕着几个“名人”。这些“名人”通常与我们所在的学校有关，因为老师的不厌其烦，总算让我们“记忆深刻”。比如这位校友，由于学业出众，中学毕业考上了北京大学。在我们那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出了一位北大的学生，当然是一件值得多年来被人不断津津乐道的事情。虽然他上北大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恢复高考制度若干年后依然被学校和老师当做一份光荣，用来鼓励我们这些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关于这位校友有据可查并被广为传播的轶事是：一次他父亲揍了他一顿，他因此愤愤地抛下一句话：十年后看你老子的著作！我那时除了敬佩他话语中的雄心壮志外，更敬佩他敢给自已的老子当老子。
     实际上，我对位名人校友所知道的仅此而已，直到这个名字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文坛巨匠老舍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在《读书》杂志以及其它报刊中看到过杨沫和浩然写的文章，他们在文章中回忆老舍先生在“文革”中因不堪忍受毒打及精神折磨，自沉北京太平湖时，都提到了这个我曾经熟悉的名字。
     浩然写道：“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听到有人告诉我侯文正带着红卫兵进了院子，大喊大叫让人们到院子里集合。”后来他在一次采访中继续指证说当时是“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 扬沫也在文章中说，侯文正在“八二三”那天打电话调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把老舍从人群中揪出来；亲自批斗老舍，问他挣多少钱；老舍被从孔庙拉回文联以后，已是晚7点多钟，但侯文正依然不让大家走，对老舍进行了新一轮的批斗。
     侯文正后来辩解说：“1966年8月23日上午，我的确到过北京市文联。”午饭前，看到文联院里有好多人，听说是抓萧军。“我出于好奇很想看看萧军本人，但等了约摸三五分钟，也没有看到抓萧军出来，就离开文联返校(北大)了。” “当天批斗老舍和其他人是我离开文联后发生的事，因此并不知道。”
     在山西省核查“三种人”的过程中，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对该事件进行了调查。审查结论认为：“八二三”事件不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而是几件极“左”行动偶然发生在一天的巧合。“通过调查了解未发现一个总的负责人。”对于这个结论，我看到许多人写文章表达他们的不同看法。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我家乡的“名人”候先生文正的事。
    

     拉屎是正常的生理行为，但拉在路上肯定不是。现在养狗的人多，狗在路上拉屎是正常行为，因为它们本来无所谓正常不正常。我说的是人，这事现在提起还让我觉得臭气熏天。我每天早晨跑步，经过的是这个城市中最宽敞，是漂亮的大道。但是我告诉你，我每天踏在这条道上的第一件是就是防止不小心踩到屎上。
    马路两旁的树木是美的，隔离带上绿色植物是美的，但人行道上人的排泄物叫你泄气。夜里有路人趁着黑暗把屎拉在路上，我估计其从容的程度不亚于在自家的客厅喝茶。我曾经读过一些西方传教士写的书，说中国人其中的陋习之一就是随地大小便。书里说的是上世纪初的事，但我现在每天都能看到。我亲眼见一位仁兄大白天把电动车支在马路牙子上，自已就在人行道边畅快了一番。若不是当时臭不可闻，我定要向他掬躬致敬，表彰他的勇气可嘉。文明进步了近100年，陋习代代相传，且有发扬光大的趋势，可见进化论太不靠谱，随便拉屎拉尿就是例证。
    倡导城市文明的标语随处可见，但独缺了一条重要提醒：小心，路上有屎！

 

   有人短信问，说七月有个鬼节，也不知道是那一天。我想了半天，说是不是明天？在网上看了一下，也有人这样问，也有人这样答。诸位，不知道我的回答对不对？

　　
　（在阅读时候，你把文中的“伊朗”念做“中国”就更有意思啦）


　　今天，我想先谈三个问题，然后再回答你们的问题。
　　
　　首先，我想就伊朗局势说几句话。美国和国际社会对过去几天[伊朗]发生的威胁、殴打和监禁事件感到震惊和愤慨。我强烈谴责这些非正义的行为，并与美国人民一道对失去的每一个无辜生命表示哀悼。
　　
　　我已明确表示，美国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主权，...

特蕾莎是天主教的修女（嬷嬷）；释永信是佛教禅宗的和尚（方丈）。

特蕾莎在人多贫瘠的印度，释永信在人多贫瘠的中国。

特里萨修女生于富裕的家庭，释永信出身于淮河边一个穷困乡镇。

特丽莎令富人羞愧，释永信令富人羡慕。

特丽莎接受过传教士训练，释永信有MBA学位。

德蕾莎是天主教慈善工作者，释永信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特蕾莎获得获得印度尼赫鲁奖金、美国...

     晚上七点，四个村民来看传教士们，告诉他们太原的消息：那里的传教士们都被杀了，是在星期一被杀的。他们从法尔定的房子出来，被领到衙门附近的房子里，山西巡抚毓贤也到场了，他们一一被杀。没有人在屠刀面前畏惧，他们平静地走向侩子手，甚至没有一声争辩，只有几个幼童看见他们的父母倒在血泊中时吓得哭起来了，但没有一个孩子幸免于难。太原的新教传教士中，洛维特太太是最后一个被杀的，她怀里还抱着幼小的杰克。只有她在被杀之前，为那些平静受死的传教士，包括自己被杀的丈夫，也为自己喊出一个谁也不敢回答的问题：“我们到中国来，带给你们的是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我们并没有人害你们，所做的是为了你们的好处。为什么要如此待我们？”行刑的士兵一声不响，第一刀落在她的脖子上，但砍的不深，她没有死，只好再补上一刀。婴孩杰克随后也被杀了。他们被杀之后，又有天主教的十二个人被杀。同天被杀的还有内地会的一对传教士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还有外地押解来的一些传教士。连六月二十七日被烧死的爱蒂丝在内，在太原府殉道的共有四十六人。

     韩寒这个名字在青年人中间自然是"如雷灌耳"。我这种半老不老的也是“久闻大名”，只是在此前从没有读过他写的东西罢了。今年因为常去牛博，见识了青年韩寒，真是不见不知道，一见吓一跳。我的意思是说，韩寒的文章写得好。怎么个好法，萧翰在颁奖词中都说了。我只是想说，像韩寒这样的人在中国才是正常的人，韩寒这样的青年在中国才是正常的青年。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个人取得了一些成就，而是认为正如颁奖词中说得：“是年轻人里如何成为公民，如何做个公民的典范人物”。他只是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了正常的话。当然，要像他说得那样好，还需要一些才华。在这里我说了他许多好话，其实我最想说得是：韩寒是个好青年！　

     正义网北京12月27日讯（记者吕卫红）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年会暨公民责任奖颁奖中，著名学者萧翰为获得2008年度公民责任奖的韩寒颁奖。韩寒通过手机短信发来获奖感言。

　　萧翰颁奖词：快乐的公民韩寒

　　当代中文网络，见解独到、立场中正、语言朴素而富有生活气息，且想象力丰富、亲和大众，讽刺手法恰如其分者，当属韩寒。

　　韩寒的思想是成体系的——即时时事事都能让人感受到的公民精神。韩寒以谐趣的文字表达严肃的道理，不做作，不居高临下，不怨天尤人，自然、幽默而有分寸，如行云流水。在他的文字里，看不到诛心戮肺之论，他批评过很多人和事，但他显然没有恶意。他的文字，是当代中国最干净者之一，也是在传播常识、捍卫常识方面最卓越者之一。

　　韩寒以看似轻盈的姿态抨点时政，每惊其洞见；他以欢快幽默的青春肩起社会公义，每见其挚情。韩寒以优美矫健的赛车手容姿，表现着自由而择善固执的独立精神。韩寒人格健全、富有愛心，在许多重大社会事件中，表现得乐观、阳光、坚韧、宽容，文字之外，他在行动上的担当以及因此而展示出的愛的能力，尤让人感佩。

　　韩寒已经是一个现象，是年轻人里如何成为公民，如何做个公民的典范人物，他是真正“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人，且文也是他行的一部分。

　　快乐的外表下深蓄着一颗悲悯的心灵，理智地言说，幽默地表达，有坚持，有担当，有对人的善意，有对事的批评；个人生活情趣多姿，社会行动助人利他，韩寒带来了新气象。

　　以欢快的心情去做个公民，是韩寒为这个时代做出的重要贡献。

　　韩寒感言：我做的非常少，很多人做的更少

　　韩寒对获得这个奖项表示感到意外，他用了一天多时间对授予他奖项的组织——公盟法律中心进行了解之后，通过手机短信发来获奖感言如下：

　　“感谢公盟颁于我这个公民责任奖，我觉得我做的非常少，怎么就可以得这个奖呢？说明很多人做的更少。我是问心有愧的，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我，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做的更好，更希望若干年这个奖项能不知道该颁给谁好。到时今天先谢谢大家了。”
 

      昨天大半夜起来看球。原来和大多数球迷的想法一样，这是一场“师傅”和“徒弟”之间的比赛，胜负应在意料之中。不料，随着比赛的进行，在小组赛中激情四射的荷兰队竟然被俄罗斯人打的萎靡不振，斗志全无，最终以3：1输掉了比赛。
      看到荷兰球迷郁闷的表情，真想为这一群荷兰人大骂另一个荷兰人——俄罗斯队的主教练希丁克。你这不是一标准的“汉奸”——不，“荷奸”， 嘛？凭着对荷兰队的熟悉和了解，硬是帮助别人把自己的祖国打败，你不就是当年的中国“汉奸”小山智丽？
      看来荷兰人不会“除奸”了，这事只能留给中国人去做。再过一个多月，奥运会就要开幕了，到时候，如果女排决赛在中国与美国之间进行话，我们可以为你荷兰人做个样子，那朗平胆敢率领美国女排赢了中国，看我们是如何给她定个“汉奸”罪，让她永远流落海外，有家不得回。
      想到这里，我怀着期待心情重新睡下。

     在二十日的博文《让我们讲述》里，我提到了“可乐男孩”。我是在网上看到他已“去了”的消息，现在可以欣慰的告诉大家，那孩子还活着。

     这本来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只是一个切实的行动而已。但是，当我昨天参加单位举行的捐款仪式的时候，我又有着太多的“不舒服”。其实这也是我每一次参加单位组织的捐款活动后的感觉。虽然这是一次集体行动，，我也相信大家对四川地震灾区献爱心的真诚，但我知道，这样的行为却是真正的个体行为，与单位关系不大。因为道理很简单：钱都是从每个人的口袋里拿出来的。
     还有一个问题，这也是我每一次参加集体捐款活动以后最想说的话。没有一次，那怕是一次，有哪一个机构（组织单位或银行，慈善机构）向我以及其它捐助者用一种最简明的办法来说明这些钱的具体去向，比如它要经过哪些人的手，最后落到哪些受助人的手上。这些需要说明的流程其实很简单，而我们就是要求它透明。
     事实上，我们在关于捐助的事情上多年以前已经有过丑闻。比如“希望工程”，这些腐败曾被新闻媒体披露过。这正是我心里不舒服的原因，当然，我希望这一次全国人民的捐款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但希望归希望，更加透明和被有效监督的运作，才能使哪怕是捐款这样的“善事”不会再有腐败发生。我相信自己的担心并不多余，只要看看自己身边，凡与集体沾边的事没有不出现问题的。有学者在扶贫调查报告里披露过更惊人的数据：每一百元扶贫款只有两元真正交给了贫困户。其实有些民间自发的捐助组织更值得信任，我曾经参加过一些网上的捐助活动，每一笔捐款都有清楚的去向直到受助人的地址和电话。在国外类似的捐助活动主要由民间机构来运作，特别是一些宗教机构。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的慈善组织的损耗率普遍比国内低。
    晚上看我所在城市的地方电视台，有政府公告说“不准任何个人和机构组织募捐活动”。就是说，我们老百姓不能自己组织募捐，只有交在它那里。说心里话，它要包办的事情让我很难相信。

    (所有图片来自网络)

    悲伤的眼泪与永远的伤痛将会伴随着生者的一生。但上帝会安慰那些忧伤欲绝的人。“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罗马书  12:15）。为在苦难中的人们祈祷，上帝将拭去亲人们的眼泪，让受伤的得医治，让黑暗中的见光明，让哭泣的蒙怜恤，让无家可归的听见邀请，让所有的人相爱。我们心里悲伤，因我们亲爱的人离开了我们，我们在内心沉重而痛苦，但我们知道上帝也与我们一同哀伤，因这位至高者最能体恤我们软弱的感情。

        (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爱国主义如何更有力?——《人民日报》http://opinion.people.com.cn/GB/40604/7140468.html

     摘抄：

     爱国主义，我们要倍加珍惜，同时也应理性表达。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局面，才能赢得发展的契机，才能使祖国变得更美好，也才是真正的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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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强大的国力，国家平等和尊严无从谈起。作为公民，我们有责任冷静理智地表达爱国热情，合法有序地表达爱国意愿，以做好本职工作和刻苦学习的实际行动，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维护一个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环境。

[匿名] 周末愉快 [124.78.165.*] @ 2008-4-18 22:24:01
几个领导者用公款点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飞禽走兽山珍海味, 应有尽有。这时旁边有几个乞丐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嘴里不断地流着哈喇子。但是这些领导却不把吃剩下的东西给这几个乞丐，因为领导的脚下还养了几只狗，残羹剩饭是要喂这几只狗的。当然了，这些乞丐连剩汤都喝不着，而领导看着这几个乞丐也很不爽，以至影响了他们喝酒的兴致。这时来了两个外国人看到如此场面, 一下子将领导的酒席给掀翻了。这一下领导想起了那几个乞丐，对乞丐说：“帝国主义要来灭亡我们的民族了，必须和他们拼了，这样才能挽救我们的民族。” 几个乞丐一听，立即高喊：“领导吃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列强掀桌子是我们民族的耻辱。”然后高唱：“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 抄起打狗棍追着两个外国人打去了。外国人打跑了, 几个领导马上高喊：“再来上一桌。”.....

http://www.bullog.cn/blogs/qianliexian/archives/127165.aspx

     我故去的先人远离我现在生活的城市，我只是在未成年的时候踏入过他们安睡的土地。在那些尊卑有序的黄色土丘之间，我突然有一种无法了然的心思，这就是我将来的归宿？当我知道答案就在我脚下的那一刻，我的思想与肉体仿佛漂浮在失重的情形中。这样一次人生教育超过我接纳的所有关于生命知识的总和。“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我许多年以后在《圣经》中读到的所罗门王的叹息。
     不用去扫墓，不用去祭祖。论语说“慎终追远”，但平生未能从也，就不在乎这一天吧。这也是节日，但不是快乐的节日，当我早晨起来想起要问候一下朋友们，在手机上打出“节日快乐”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节日不能快乐。我沿着公园那条路慢慢跑着，一边想如何渡过这个日子。
     贾彰柯浮出水面后已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文化偶像，我读过这位年轻的，才华横溢的山西老乡导演的影片的无数电影评论，从《小武》《站台》《任逍遥》到《三峡好人》。但我没有看过这些影片。前几天，一位朋友送我许多谍片，其中有《三峡好人》。我想，为什么不在这一天看看贾彰柯的《三峡好人》呢？唐代诗人杜牧在《清明》一诗中指出的杏花村就在贾彰柯出生地汾阳，也是他许多影片故事的背景。这也许是个合适的日子。
     因为一座世界最高大坝的建成，它所蓄集水流将淹没周围存在了几千年的古城。在残恒断壁的城市折迁街景和库区移民队伍的喧嚣声中，山西矿工韩三明来到奉节寻找离开自己十六年的爱人。故事在纪实性的风格中展开，这也是贾彰柯作品的一贯艺术特征。老实木呐的故事主人在异乡的寻访谈不上艰辛，因为这本来是他日常生活的另一次重现。同样和他一样靠出卖苦力谋生的当地民工指着人民币背后的夔门图案说，你来的时候见到它了吗？而韩三明也拿出一张来，指着那上面的壶口瀑布说，我的老家也在上面。金钱和权力才是生活的逻辑，每个人家乡都在其中沦陷。生活的寻找不仅目的暗昧，盼望也成了支离破碎的煎熬。十六年前的韩三明像许多没有能力在当地讨到媳妇的农民一样，从人贩子手中花三千快钱买了媳妇，但政府解救使他不仅一无所有，而且还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千里之行只为骨肉团聚，怀揣人生的渺茫，像头顶上的不明飞行物（UFO），抬头仰望是唯一的真实。
     在同一天空下，UFO同样掠过女护士的头顶。同样是寻找爱情，但在滔滔的江水边成了无可奈何的分手。贾彰柯让一座移民纪念碑化作火箭拨地而起，宏大的国家叙事用超验的手法反衬了小人物的悲苦。与UFO一样，火箭更让我们追不上。
     小马哥是韩三明在奉节短暂寻妻生活结识的朋友，这也成为这部电影少有的暖色。这个崇拜“许文强”的年轻人把奉节当成想像中的上海滩，以为可以靠自己的拳头打出一片“江湖”。他嘲笑韩三明说，在奉节哪里有好人呢。生存的艰难和世道的不平使小马哥更早地成为生活和权势的牺牲品。
    “好人一生平安”只有在韩三明手机铃声响起时才是真实的。当他决定要花三万块钱将自己的前妻赎回来的时候，那意味着他将在山西老家黑煤窑以自己的生命提前付出了赎金。冒险是值得的，在韩三明那里，是妻女的团聚；而在几位当地民工看来，那是高出现在几倍的收入。
     追随韩三明的民工要启程了，从奉节到汾阳。当他们回头张望时，蓝天碧空之下，两幢楼房之间一个人在钢丝上走着，走着------贾彰柯用最后一个出人意料的意象结束了他的故事。

 

      以前在相声节目里听演员调侃说朝鲜族民歌《道拉基》中的“道拉基”就是“倒垃圾”，今天亲眼证实了一回。
     下午下班回家的路上，远远听见有这首《道拉基》歌曲从扩音器里很大声的传过来。及至走近一看，原来是环卫部门的垃圾收集车上在反复放着，中间还不时的提示说“为了保证城市卫生，请道路两旁的饭店，商店将垃圾送到垃圾车内”。经过那里，车里的工人朝我会心一笑。
     晚上上网查了一下，把这首歌曲的中文歌词抄录如下：
     道拉基道拉基道拉基，白白的桔梗哟长满山野，
     只要挖出一两根，就可以装满我的小菜筐，
     哎嘿哎嘿唷，哎嘿哎嘿唷，哎咳唷，
     你呀叫我多难过，因为你长的地方叫我太难挖。
     道拉基道拉基道拉基，白白的桔梗哟长满山野，
     挖出桔梗装在篮里，挖出给儒仅用裙包，
     哎嘿哎嘿唷，哎嘿哎嘿唷，哎咳唷，
     你呀叫我多难过，因为你长的地方叫我太难挖。
     道拉基道拉基道拉基，白白的桔梗哟长满山野，
     你借口去挖桔梗，其实到情郎坟上去献花，
     哎嘿哎嘿唷，哎嘿哎嘿唷，哎咳唷，
     你呀叫我多难过，因为你长的地方叫我太难挖。 
     还特意搜寻朝鲜语“道拉基”是什么意思，原来就是指中文中的“桔梗”， 属桔梗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再说一句，如果不要与之将“倒垃圾”联系起来，这是一支很好听的歌曲。

 

　　穿上彩衣

　　走出家门

　　让梦写在脸上。

　　在田野收拾禾稼

　　打捆

　　站立

　　如同收拾内心。

　　约瑟的哥哥们啊

　　眼前闪过光明

　　心里掠过黑暗

 

 

　　穿上彩衣

　　走出家门

　　让梦写在脸上

　　在大地与天空之间

　　太阳

　　月亮

　　星辰暗淡无光。

　　约瑟的哥哥们啊

　　抬头看见希望

　　低头思想仇恨。

 

　　穿上彩衣

　　走出家门

　　让梦写在脸上。

　　在田野寻找亲人

　　就是他那牧羊的哥哥。

　　哥哥

　　哥哥

　　窃窃私语的哥哥

　　把染血的彩衣给父亲送上。

 

 

 

      电影在苏格兰风笛演奏的那首著名的乐曲声中结束。但在英国国会上当威伯福斯的“废奴贸易法案”获得通过时，那位老议员所说的话依然回响在我的耳边：“当说到伟大的人物的时候，他们会想到拿破仑这样的人，武力斗争的人，人们很难想到和平斗争的人，但对比他们从战役返回家园，所受到的待遇，拿破仑回来是盛况和威严；一个获得了现世阶级最高地位，充满野心的人，在他的梦中，时刻荧绕着战争的苦恼。但是，威廉-威伯福斯会回到他的家中，头躺在枕头上，然后记住，奴隶贸易从此已经消失了！”
      电影《奇异恩典》是为纪念不列颠帝国废除贩卖奴隶200周年这一标志性历史事件而创作的。电影名字是对约翰•牛顿，那位著名的前奴隶贩子和赞美诗作词家的献礼，但是其中真正的英雄却是得到牛顿鼓励，在为自由争战中不屈不挠的威伯福斯。
     年轻的贵族威伯福斯是当时英国政坛的新秀，他富于才华，生活优裕，从政前途一片光明。但在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发生了很大变化，用他的话说，是自己的生命中有了“伟大的转变”。他乐意把财产分给穷人，一贫如洗的流浪汉成为他餐桌上的常客，因为他归信了耶稣基督。在这生命重大改变的时刻，他思想价值观的变化，也带给他自己自身人生道路新的抉择：是做一个用自己的口才，自己的歌声去传扬福音，赞美上帝的人，还是继续着自己无可限量的政治生涯？威伯福斯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这时，一群致力于废奴运动的基督徒来到威伯福斯家里，一个曾经被贩卖过的黑人把叮当作响的镣铐放他的餐桌上-----威伯福斯在这个时刻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贩奴蓄奴起源于十五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殖民者掀起美洲“淘金热”，纷纷前往西印度群岛所属的加勒比海地带，开辟大面积的种植园。殖民者把种植园出产的棉花，烟草，咖啡，蔗糖，大米，等等，运回欧洲，换取丰厚的利润。 这种以种植园为核心的殖民经济，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但当地的人民，由於反抗而遭到镇压，加上疾病，饥荒等原因，人口大量减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殖民者想出的唯一答案就是，从非洲，特别是西非洲沿岸地带，运送黑奴到美洲。 这就是贩奴问题的起源。 这种野蛮的人口掠夺，从西非沿岸一直扩展到非洲大陆的纵深地带。据估计，从十六世纪初到十九世纪中叶，大约有一千二百万黑人被当作奴隶贩卖到美洲。 随著海洋霸主地位的更替，西班牙，法国，英国，相继投入到这场罪恶的交易中。在大西洋上形成了以欧洲、美洲和非洲，为三个顶点的“三角形贸易”。这个三角形的每一条边，对於欧洲商人和上流社会的贵族来说，都是金黄色的，但对於成千上万从此世世代代劳苦的黑奴来说，却是一个个血色梦魇，几个世纪来挥之不去。就在这样一个时刻，威廉-威伯福斯走上了废奴运动的历史舞台。
      威伯福斯来到老传道人、约翰-牛顿那里。约翰•纽顿是《奇异恩典》诗歌的作者，他曾失丧，作过贩卖奴隶的生意，后来在海上遭遇风暴获救，因着神的大爱和感召被寻回，决志信主，并作牧师。他一生的经历是神慈爱和恩典的明证，是神的慈爱改变他，赐他“奇异恩典”。曾经在从事黑奴贩卖船上的罪恶工作和两万黑奴的不散阴魂和良心之中深深的忏悔伴随着他的一生。他对威伯福斯说“我只知道两件事情：我是个大罪人；而基督我的救星”。约翰-牛顿鼓励威伯福斯勇敢站起来，继续战斗，“你还有工作要做”，他说.

      电影还讲述了威威伯福斯的爱情生活，正如他的生命注定是被上帝使用一样，上帝也给予了威伯福斯爱情的祝福。在他的废奴事业屡受挫折灰心丧志时候；在他被病痛折磨难以忍受的时候，是芭芭拉这个从小就支持废奴运动、仰慕他、天天祈求他的立案成功的女孩——他的妻子给了他无人替代的安慰。
      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废奴贸易法案》在英国下议院几乎三百票多数获得通过。正如那位年老的议员所说：“威伯福斯会回到他的家中，躺在枕头上，然后记住，奴隶贸易消失了”，而对于威伯福斯而言，重要的是上帝的公义得到彰显。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提后》4：7）1833年7月威伯福斯逝世，为了表达人民对威伯福斯的尊敬，英国政府将他葬在西敏寺内，并在其墓前竖立雕像供後人瞻仰。

 

 

      作者:余杰 
      二零零七年是新教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到中国两百周年，英年早逝的赵天恩牧师未能等到这一年的到来，也未能实现对这一年无数的期盼，比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布道会、在中国建立一所高水平的神学院，出版华人撰写的神学教科书等等。但是，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一本重要的遗著――《中国教会史论文集》。该书序言的作者陈渔指出，赵天恩牧师的教会史研究侧重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待神如何引领中国教会，基督徒和教会又如何以信仰真理回应剧变的时代。赵牧师不是在象牙塔中写历史，他是以生命来写历史，或者说他就在自己所写的历史之中，他将自己一生的目标与中国教会应走的方向提炼为“三化异象”：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这“三化”便是今天海内外华人基督徒和教会孜孜以求的愿景。

      如果说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是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的二十多年，那么一九八九年之后直至今天则是第二个黄金时代。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所遭遇到的最重大的挫折，由此当代知识分子对本身的文化感到幻灭，不知何去何从。基督信仰正好可以为他们提供答案，在中国文化欠缺的“超越观”、“原罪”、“救赎”、“宽恕”以及超越家庭关系的“爱的团契”和“来生”的盼望等观念上，注入新的活力泉源。九十年代之后，一大批流亡西方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成为基督徒甚至全职传道人，他们的生命见证反馈回中国大陆，触动和震撼了千万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

      研究历史的目的乃是为今天提供借鉴、为未来提供前瞻，这也正是赵天恩牧师关注中国教会历史的原因所在。赵天恩在总结第一个黄金时代存在的严重缺陷时指出：“民国肇建之初原是传福音的黄金时代，就因为当时中国教会神学根基太薄弱，所以那二十年的光阴未能激起基督化的浪潮。”由于缺乏文化使命和归正信仰，当时的基督徒和教会未能实现与知识界和中国文化的对话。基督徒和教会甘愿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既不知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也不知如何充当先知和先锋的角色，更不知怎样让爱和宽容这些基督教价值融入到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之中。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思潮和政治倾向遂不可挽回地走上了激化道路。

      我个人在回顾中国教会史与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的关系时，发现有这样三个值得反省的地方。首先，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这两代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当中，基督徒寥寥无几。即便留学西方的精英知识分子，出于“中体西用”的想法，一般都热衷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政法经济等，对不能迅速拿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人文科学不甚感兴趣，对西方的宗教信仰更是不屑一顾。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排斥基督教这一对西方社会影响巨大的传统，既有儒家理性主义的影响，也是因为近代民族主义观念刚刚形成――而基督教恰恰被当作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的先导。

      因此，当时的知识分子大都对基督教持负面看法，愿意心平气和地了解基督教甚至谦卑地接受基督教的人极少。知识分子中也很少有人客观持平地评价基督教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胡适便是其中一位，他说过一段比较中肯的话：“我们焚香感谢基督教的传播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对待小孩子是残忍的、惨酷的、不人道的、野蛮的。我们十分感谢这班所谓‘新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会’、‘不缠足会’、开设新学堂、开设医院、开设妇婴医院。……他们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锋。他们是中国‘慈幼运动’的开拓者，他们当年的缺陷，是我们应该原谅的。”在“反帝”成为主潮的当时，此观点是“政治不正确”。胡适如是说，需要相当的勇气。

      其次，即便有少数知识分子是受洗的基督徒，一般也不在公共领域彰显其信仰立场，更不会在其学术著述和文学创作中表达个人信仰。作家老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老舍不仅是一名基督徒，而且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及基督教青年会中担任过职务。老舍所撰写的《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中，篇首有一段《著者小记》这样写道：“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我曾在校中国庆纪念会上说过：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 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虽然这种说法显示出自由派神学的烙印，但毕竟是对信仰的公开宣示。一九三一年七月，老舍与胡�e青结婚，婚前曾致信胡：“我是基督徒，满族……。”这说明，在三十年代初，老舍仍然自承是基督徒。

      但这以后，老舍与基督教会的关系，便百觅不得其痕。老舍在作品中越来越少涉及到基督信仰，在公共生活中也尽量避免谈及。四十年代，老舍急剧左转，成为左翼色彩最为强烈的著名文人之一；在中共建政之后，他被官方册封为“人民艺术家”，不再敬拜上帝，成为“人民”（其实是“领袖”）的奴仆，充当新政权的辩护士和吹鼓手。当文革肇始、厄运降临之时，由于没有超越性的信仰支撑，一夜之间被领袖、人民和家人抛弃，老舍无法承受此种遭遇，便选择了投湖自杀。如果老舍是自杀而非他杀，便表明他最终已丧失了基督信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界的基督徒，生命历程大都与之相似或相近。

      第三，进入民国以后，中国教会中诞生了若干本土的优秀神学家和传道人，如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计志文等人。他们大都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教育，却都有过人的天资和先知讲道的恩赐和权柄，对中国教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在教会史上堪称属灵的伟人，但他们的重大局限在于：他们完全隔绝（或自我隔绝）于主流知识界之外，与差不多同时代的一流的世俗知识分子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没有任何的交流与沟通；他们也很少在公共传媒上表达信仰立场，也甚少以基督徒的身份参与政治、文化和法律等公共活动。因此，他们的影响力基本上局限在教会内部，无法拓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之中。

      正是这种隔绝，导致二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掀起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的时候，左右两翼几乎所有一流知识分子都积极参与其中，批判基督教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惟一的共同点。在此一运动中，基督信仰被那些掌握了话语权力的知识分子们大肆“妖魔化”。对此，赵天恩牧师分析说：“基督教在中国开始遭逢到两面夹击的滋味：这一面的攻击者认为基督教不科学，阻碍了民族进化的脚步；那一面的攻击者则控诉基督教是为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服务的。”面对来自这两个方面的严厉批判，当时只有少数自由派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如赵紫宸、诚静怡、刘廷芳、许地山等人，作出了一些比较软弱和含混的应对，这些应对很快便被反对的声音淹没了。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福音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中国知识阶层与基督信仰擦肩而过，中国文化的福音化交出了一张白卷。更为严重的是，中共建政之后，当新政权对教会实施打压和迫害时，绝大多数基督徒和教会都屈服了。为什么基督徒和教会居然如此不堪一击呢？就像一棵不能承受暴风雨摧残的树，是其根基没有扎入大地深处，赵天恩的分析是深切的：“他们缺少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认识，缺少足够的属灵操练。基督教的神学教育里，缺少培育哲学、历史素养的过程；天主教的耶稣会神父却经过二年的属灵操练、二年哲学、四年神学、三年的宣教或教书等的基础操练。由此看来，五十年代教会的失败，也反映了中国基督教传统神学教育的薄弱。”直到今天，中国大陆家庭教会自我封闭或被迫封闭的状况仍然未有根本的改观。对家庭教会情况烂熟于心的赵天恩，对此怀有深深的担忧：“今天大陆所兴起的家庭教会很注重祷告，早上五点起来祷告二小时、睡前祷告一小时，但对政治、社会动态一概不知，不读报、不听新闻，就是有一颗受苦的心志，似乎等着挨打，‘殉道精神’虽然很好，但其实这种态度并不健全。”当海外教会一味赞美国内家庭教会受苦的心志的时候，赵天恩却看到了危机所在，家庭教会的“修道院化”并不符合新教精神。此种情形如果不能得以改变，“三化”则无法在中国成为现实。

      二十一世纪之初，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发生并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原有的意识形态系统土崩瓦解，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此起彼伏。中国人的道德伦理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中国人的心灵比任何时刻都更加渴望福音的甘露。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作好充分准备来迎接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吗？我们的生命形态、神学素养、文化储备，是否足以应对瞬息万变的中国社会？我们如何在公共伦理领域凸现基督信仰，如何让信仰贯穿到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通过慈善和教育工作等传播福音？在新世纪之初，基督徒和教会不能重蹈覆辙，不能躲藏起来、隐蔽起来持守信仰，而应当自觉地承担起文化使命，以完成基督教文化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并以基督信仰置换中国原有的道德伦理与文化价值。一大群具有基督徒身份的政治家、企业家、作家、艺术家、学者、律师、教师、媒体工作者等的出现，是基督信仰进入中国主流社会的标志，也是中国家庭教会由“地下”转变为“地上”的关键环节。

      与此同时，基督徒和教会的声音也应当传扬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未来的中国完全可能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在今天的美国，当一些对公民的生活有重要影响的法案进入酝酿阶段的时候，基督徒和教会，或者他们所支持的非盈利组织、文化教育组织、游说机构等，都会积极参与讨论并形成压力集团，在促使其通过或者不通过方面发挥作用。诸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堕胎合法化、死刑、安乐死等问题，美国的基督徒和教会从不沉默。这不仅不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反倒因为有了基督徒和教会的参与，让政府的决策更加公义和公平。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还不知道如何应对类似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如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便与我们信仰的内核息息相关。我们不能歪曲性地引用圣经经文“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节）来为自己的沉默和不负责任开脱。如果我们的信仰是整全性的信仰，是有真又活的信仰，我们就不会对世俗生活中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一无所知、一片茫然。

      让基督信仰光照中国全地，这是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国文化虽然尚未经历福音化的过程，但中国文化中也充满了上帝的普遍启示；中国文化中固然有不少敌基督的成分，但中国文化中亦存在着承受基督信仰的接口。中国人不应抱残守缺、一味抗拒基督信仰，也不应为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感到自卑与羞耻，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尤其要相信上帝的道可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改造”，正如赵天恩所倡导的那样：“身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我们对基督信仰的文化意涵投以极大的关注。因着对基督的委身，我们深感有责任在救赎性的光照下，重新诠释中国文化传统。我们也觉得需要协助中国基督徒发展出一套基督信仰架构，以此来解读中国文化（这是中国人在上帝所赐一般启示下的成果），并指出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不足与限制。”基督教的信仰和价值能够为中国社会的重建提供新的道德伦理的支撑，以及人权、自由、宽容等中国文化中一直匮乏的普世观念。

      因此，在这个“最好的时代”与“最坏的时代”并存的时刻，应当有一批基督徒站出来，不仅要处理教会内的信仰问题，更要作为先知回应时代的呼声，以基督信仰的价值为根基，提出建议、反驳及有效的引导，甚至提出实际的替代方案。中国的基督徒人数的增长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基督教价值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一种精神资源。基督信仰将不再被看作是“异教”，基督教文化将不再被看作是“外来文化”。这种由“他者”变为“我”的过程，正是福音在中国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必须加以完成的。换言之，当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到来的那一天，基督信仰将让无数的中国人拥有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浸染了他们对待上帝、职业、政治、娱乐、家庭――几乎是人生各个方面的态度。这一激动人心的景象，早已设定在上帝美好的计划之中，也蕴涵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奔跑与争战之中。

 

       没有人是座孤岛、独自一人，每个人都是一座大陆的一片，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一小块泥土被海卷走，欧洲就是少了一点，如同一座海岬少一些一样；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对我的缩小，因为我是处于人类之中；因此不必去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约翰-多恩

     1623年，英国诗人，圣公会牧师约翰-多恩被医生珍断为得了黑死病。医生告诉他，他生命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那时候，在他担任伦敦最大的教堂，圣彼得大教堂的教职期间，大瘟疫三次席卷了这个城市，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另外三分之一的人逃出了这个死亡之城。城市真正成为了一座鬼城，人行道上的鹅卵石的缝隙里生出了青草，被恐惧所驱赶的人们大声呼喊着审判，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上帝的惩罚已经来临，是神使瘟疫降到伦敦以惩诫人们的罪孽。人们怀着希望来到约翰-多恩这里寻求答案，也想在上帝的仆人那里得着安慰-----
    约翰-多恩躺倒在死亡边缘。治疗方法及药品与与死亡本身一样可怕：放血，有毒的药物，用蛇和鸽子一起来清除“邪恶的有毒的空气”，死亡在那些日子里比任何时候都离他更近。几个星期里，约翰-多恩什么都不能做，只有等待……当然，他不愿想到死，但它是那么不依不饶的挨近他，他已经感觉到那阴森森的气息。
    这一天，病房的窗户打开着，他突然听到教堂钟声在他的耳旁轰响，这钟声他曾经无数次听过，但从来没有像这一次那样让他想到与自己有关。“我死了吗？”他迫切的问自己，事实上，在那样的状态中，他无法自己确认。“我还能听到那钟声，那么我没有死，但这死亡的钟声是为我敲响的，一定是”。在致死的幻觉中，约翰-多恩悲伤地认为那钟声一定是自己的朋友为预告自己的死亡鸣响的，直到钟声与街上噪杂的脚步声，以及教堂里的会众开始大声念诵赞美诗的声音响起，是的，是死亡，但那是另一个人的死亡，是灾难的另一个受害者。
    约翰-多恩伴随着教堂里呤诵发出了自己微弱的声音。死亡的意义也在这一刻给了他最早的答案。然后，约翰-多恩在自己关于死亡思考的《沉思录》里写下了英国文学里最广为人知的一段话：““没有人是座孤岛、独自一人，每个人都是一座大陆的一片，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一小块泥土被海卷走，欧洲就是少了一点，如同一座海岬少一些一样；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对我的缩小，因为我是处于人类之中；因此不必去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虽然丧钟的声音是纪念另一个人的死，但钟声提醒约翰-多恩及每一个人他们一辈子要努力忘记的一件事：人人必会死亡。约翰-多恩进一步写道：“当一个人死亡，不是代表书的一章被撕下来，而是代表被翻译成更好的语言；而每一章都必须有这样的翻译。上帝雇用了好几个翻译员：有按年龄翻译的文章，有按疾病翻译的文章，有按战争翻译的文章，有按正义翻译的文章。但上帝的手却在每一个翻译之中，他的手必装订我们所有散落的纸张，放在每一本书彼此对开的那个图书馆里…如此，这个钟呼唤我们所有的人”。
    教堂的钟声对于约翰-多恩德是一个生命中的重要转变。他曾经经历过人生的苦难，现在，他的疾病只是一个坎坷多桀的命运中一次最新的遭遇。他４岁丧父，他的家庭的天主教背景使他不能担任圣职，多恩从牛津、剑桥毕业以后，受他的宗教的牵连而被拒绝授予学位。他的哥哥因为为一个祭司提供庇护而被捕入狱并死于狱中。起初，多恩以他反判回应这些艰难。在放荡生活的同时，他以全英国文学中最荒淫的诗来露骨地标榜他在性方面的功绩。最后，罪恶感的苦恼使他弃绝混乱不堪的人生而选择婚姻。一位17岁的美丽女性吸了他，很快，那位女性像是他生命中的阳光一样，开始照亮他的人生。正当约翰-多恩开始自己新的生活的时候，出乎意料的苦难又把他的生活转向灾难。这位姑娘的父亲决定惩罚这个他以为配不上他女儿的女婿。他解雇了约翰-多恩为一位贵族担任秘书的工作，把为他们主持婚礼的牧师投入监狱。从监狱里出来以后，约翰-多恩因为座牢的名声使他再也找不到工作。在将近１０年的时间里，他和他的妻子生活在贫困之中，一间狭窄的房子里拥挤着他们以每年一个的速度生下来的儿女。妻子患有周期性的忧郁症，不止一次让她几乎死于生产。约翰-多恩也由于生活拮据而营养不良患上了头痛、胃痉挛和痛风。
    在那段生活艰难而前途暗淡的年代里，约翰-多恩在每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都遭遇阻拦。２４岁的时候，他决心寻求圣公会的按立，结果当时闹得满城风雨，说他的“皈依是寻求便利”，嘲笑他实际上是“要做威尼斯的大使，而不是上帝的使者”。然而，多恩却把它当成真实的呼召，他从剑桥获得了神学博士的学位，为了牧师的职份他彻底放下他的诗作，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教徒的事工。多恩掌管他第一间教会之后的那一年，妻子去世了。她一共为约翰-多恩生了１２个孩子，其中５个夭折。在妻子的葬礼上，约翰-多恩用《圣经-耶利米哀歌》心痛欲绝的诗句说：“哦，我是遭遇困苦的人。”悲伤的遭遇，让他郑重地发誓，再也不结婚，以免他的孩子们再受痛苦。独自一人来照顾他的孩子，增添了他更多的精力付出和金钱上的支出，
在伦敦的瘟疫来临的时候，约翰-多恩以巨大的热情和魄力投入他的工作。他拒绝加入大批逃离伦敦的人群。他每天早晨４点钟起床，一直学习到１０点。在那个钦定本圣经和沙士比亚的时代，多恩不具备受过教育的伦敦人所崇尚的雄辩口才，但是他的证道大有能力，虽然伦敦的人口在减少，诺大的教堂里却挤满了敬拜的人。就在这个时候，病魔突如其来、死亡即将来临。
多恩躺在病床上思绪万千，漫无边际地想着神是不是也像他们这些病人那样被隔离起来了。他哭喊，却得不着回应。神应许的同在在哪里呢？在他写下的总共的２３篇默想中，多恩每次都要回到在他苦难的主要问题。他真正惧怕的不是来自他全身疼痛的细胞的微弱呐喊，他惧怕的是神。约翰-多恩像每一个生在苦难中的人一样，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呢？”。没有答案，如同神在给约伯的结论中一样，神并没有说明。
这一问题的解答超出了人类理解的范围。约翰-多恩在他的思考中也没有答案，但在沉思录里，他记录下了自己的感情变化：从对死亡的恐惧到对上帝的敬畏。
直到生命中的钟声响起。他开始思索健康的意义而不是死亡的意义。钟声带来他的是一生如何度过的问题。当多恩开始重新审视他的一生时，他知道自己的一生中的不幸，“我是遭遇困苦的人，”多恩曾在他妻子的葬礼上对会众这样说，然而，现在他清楚了，那些忧伤的时刻，那些他忧伤时怨恨的遭遇，其实正是他灵命成长的时候。试练洗清了罪恶，造就了品格；贫困教会了他依靠神，除去了他的贪心；失败和羞耻帮助他医治了骄傲和野心。也许那些苦难是神要预备他将来事奉。而没有被除去的苦难可能成为神的工具。
没有人能无视死亡的存在而活着。约翰-多恩开始不再将死亡视为生命永远败坏，而是将它视为生命唯一的医治和通向神的旅程的最后阶段。他愿意相信未来在神那里，不管它是什么样子。“那个声音：我现在必须死，不是以定罪的方式发出的审判之声，而是医生展示健康的祝词”。
令人惊奇的是约翰-多恩并没有死于1623年的那场瘟疫。但死亡的经历却使他得到了达到了对死的“神圣的无动于衷”，“得到痛苦教化”。也在那样一场与死亡的博斗中燃起了自己对复活的确信，死亡的丧钟敲响的并不是死亡，而是开启了新的生命之门。“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后来，他继续在圣保罗大教堂担任了８年教职。
“我需要你的雷声，啊，我的上帝！你的音乐不会服侍你。”约翰-多恩写到。钟声对一个死人来说就是生命的句号，而对拥抱生命的多恩来说，钟声是一个问号：你是否准备好迎见上帝？
钟声还提醒所有人的是，这世界还有同样处在苦难中的邻居。

       小的时候，常常见到外祖父拿着一本中文版《圣经》在读。而且在读的时候每次要读出声来，很虔诚样子，比好些读书人都像模像样。自己也在常常纳闷：外祖父可是在我的家乡属于那种被称为“睁眼瞎”的那类人，就是一天学也没上过，没有基本读写能力的人。有一次就问他说“姥爷，你不是从小没爹没娘吗，从内蒙流浪到这里，谁教会你读书呢？”外祖父回答：“我这辈子只会读这本书，是外国人教的”。当时听到外祖父的回答，惊奇万分，又听到外祖母说耶稣堂什么的，也不太明白。长大了些才知道，年轻的时候，流浪的外祖父到由瑞典人开设的教堂落脚，被收留下来，打些杂活，从此便娶生子，自己也成为了基督徒。他能读《圣经》自然是瑞典牧师教会的。那时候我也在想，课本里不是说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吗？可教会了外祖父这样的人读书，而且是读汉语，这不是文化普及嘛。
      再后来，自己读了些书了解到，从清朝中期到1949年，有许多欧美的传教士来到我国。他们在传教的同时，开办学校，成立医院，设置济贫所，对我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北京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医院，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长沙的湘雅医学院，都是来华传教士创办的。当然，在了解到这些事实的同时，还有一个疑问，他们为什么来做这些事情呢？特别是我的家乡山西晋西北，在上个世纪初，称得上是蛮荒之地，比之现在的非洲落后地区也不如，那些传教士们携家带口，远涉重洋，克服了多少困难与敌意才能在这个地方从事他们的传教与服务工作。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和力量驱使他们这样做呢？
      外祖父的回答是：是耶稣基督的爱！
      历世以来，尽管基督教内部常因对教义的不同理解而产生出各种不同的教派，但它的基本精神却为各教派所恪守：1、因信仰而得救，完善自身；2、在精神王国里，人人都是平等自由的；3、以耶稣基督的献身精神为榜样，为帮助人们信仰基督、免罪得救，而奉献自己、牺牲自己。虔诚的基督徒把人性人权、平等博爱、奉献牺牲，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几百年来，许多传教士和志愿服务者在全世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基督教几乎传遍了全球的每个角落。虽然有很多信徒因此而遭杀害，但仍有很多志愿者前仆后继。为了在世俗王国里也能实现平等、自由、博爱的理想，他们在许多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除了传道以外，办学校，开医院，设立各种慈善机构，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和文明素质，在全世界传播文明之光。基督教的工作，可以说是惠及人类的各个方面：
       ――医院基本上是从中世纪开始的。
�W�W――大学也是在中世纪开始的。此外世界上大多数最优秀的大学，都是由基督徒为了基督教的目的而创办的。
�W�W――让大众识字并接受教育。
�W�W――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
�W�W――议会制的政府，特别是在美国经验中可以见到的。
�W�W――政治权力的分离。
�W�W――公民的自由。
�W�W――废除奴隶，不论在古代或是较为近代。
�W�W――现代科学。
�W�W――由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
�W�W――妇女地位的提升。
�W�W――爱心和恩慈；好撒玛利亚人的伦理。
�W�W――公义的更高标准。
�W�W――一般人的地位提升。
�W�W――将奸淫、同性恋，以及其他对性别的扭曲加以定罪，有助于保全人类，并且使许多人免于心痛。
�W�W――高度关切人类的生活。
�W�W――教化许多文明人和末开化之文化。
�W�W――编整并着手书写成许多世界的语言。
�W�W――许多伟大创作艺术灵感的启发。
�W�W――因福音，使无数被更新的生命对社会而言，由负债转为资产。
�W�W――无数灵魂的永远得救。
      2007年7月19日，在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绑架了23名韩国的志愿服务人员，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经过努力，塔利班在残杀了两名韩国人质后，于本月14日同意释放两名有病的女人质。就在确定了即将释放的名单后，一位已确定将被释放的女士说：“我的身体在逐渐好转，先释放其他人吧。”结果，另一名女人质得到释放，她却继续留在塔利班的手中。
      为什么把希望留给了自己的同伴？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这些被绑架的韩国人是基督教福音派泉水教会的教徒。像所有基督教会那样，他们热心为世俗社会服务，他们曾经到过我国广西，为孤儿院的儿童和敬老院的老人们洗衣烧饭，还曾去南美洲最肮脏的城市植树检废电池。他们以自己的奉献和牺牲的榜样，吸引新的信徒。他们在三年前在阿富汗坎大哈省的偏远山区设立了幼儿园。这次又派人到阿富汗，就是为了开展新的服务。
      没有基督就没有良善可言。泉水教会大概也没有料到塔利班会残暴到这种程度，居然对满怀爱心前去帮助他们同胞的外国人也要绑架、杀害。
      从无神论的观点来看，人没有理由要关心穷人或任何其它的人。《纽约观察者》曾报导道：“无信仰者大声疾呼它的博爱主义，但是却是由宗教在执行这项工作”
      没有耶稣基督，这将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世界。但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满怀盼望。

暴政与犬儒合谋历史当中的中国基督徒
      在中国，反对基督教运动既“非基运动”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但彻底实现这一目标是在1949年以后。近日，王怡的网文《1957年的基督教右派分子们》对这一事件有着详细的记述。与中国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所经历的苦难与不幸相比，中国的基督徒受迫害的历史则更为长久。而且其特殊性在于，“文革”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古拉革”归来，在他们浩如烟海的伤痕文字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一篇关于宗教迫害的文字。在国家，政府对这一巨大的历史迫害事件的暧昧姿态中，我们可以窥视到宗教在政治现实中尴尬处境，而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说，它意味着更严重的问题与挑战，它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国家以及人性当中的黑暗地带：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们，不管自身经历了多少苦难，对宗教的敌意的一如既往的。不仅这样，无神世界的人们脸上写满了骄傲与愚蠢，以为就此可以与国家一起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1949年中国政府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同时，多数知识分子和民众也乐于看到看到以国家的形式清除“宗教迷信”。1950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了部分宗教界人士，提出了发起“三自革新运动”，随后，“三自筹备会”为首的吴耀宗起草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一文（三自宣言），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登载了该宣言及时1500多人的签名名单。1951――1952年，所有在华的传教士递解出境。1954年，“中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三自运动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文革浩劫。在这场运动中，绝大数中国知识精英们旁观了这无场迫害，这也成为他们自己灾难来临的前奏。在1950年6月至1953年12月，中国基督徒至少56，000人被监禁，10，690人被处决，还有更多的无法统计的受害者。
      1957年开始，在三自运动中扮演了旁观者或支持者角色的中国知识分子们（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连同“三自教会”一道，成为国家的敌人。在这一过程中，大约2230多名教会内的右派分子被处决，这个数目不包括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而被杀害的教会人士。至此，“三自教会”，这个彻底依附政府，完全放弃圣经真理而接受政府和现实政治目标控制的宗教组织彻底被摧毁了。
      在极权主义面前，中国三分之二的基督徒参加了三自，这在信仰的历史上仍然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但另一方面，到1957年以后，在中国扎根2000余年的儒家传统和士大夫精神又如何呢？难得发现一个顾准，发现一个遇罗克”王怡写到。从三自运动一开始，就有大约10万左右的独立教派的基督徒，以不合作，不服从的态度走向家庭教会，抵抗思想统一改造。对上帝的信仰，成为这一批基督徒在极权主义面前勇气的来源。在中国，暴政与犬谋合谋的历史中;良心的胜利，更多的是信仰的胜利。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们不同程度地选择了妥协的。而被自由知识分子所推崇的义无返顾的抗议者林昭，她首先是一名基督徒。她狱中血书中写到：“在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然而林昭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谢善模，等一大批为义受苦的中国传道人，成为中国基督教信仰和良心自由的见证人，也成为与中国人民一道受难的见证人。特别是中国的“以巴弗”吴维尊，新中国以来所有那些被我们挖掘出来的，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和思想者在吴维尊的对比下，无不相形见绌。吴维尊的胜利，是中国当代历史上对犬儒主义的唯一一次胜利，也是信仰精神对世俗主义的一次彻底胜利。在这里，我愿意引述一位我所尊敬的另一位中国基督徒学者对他的评述：
      吴维尊（教名“以巴弗”）生于1926年4月，1941年5月信主重生。1946年秋至1949年初，吴维尊在“中华神学院”学习。1949年初，他开始在上海守真堂作实习传道。1949年10月起至1957年，吴维尊在上海作了8年中学教师。这8年中，他成功地收住了自己的信仰，守住了自己的“红豆田”。在“全国人民 ”和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这位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在那个时代就说出了今天世俗自由主义者的“研究成果”：当虹口区政府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马列主义“社会发展史”并每一个人写总结报告时，维尊经过祷告写了一句话：“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1957年夏天，吴维尊因为婚姻的关系从上海调至天津工作，不久因为“宗教迷信”被下放到郊区农村劳动。自50年代后期，吴维尊开始以复写纸写“主内交通”的文字，寄往各地。1964年7月30日，吴维尊被捕。从此，他就为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这一原则他在地狱般的监狱里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由于这种坚持，1967年2月，法院下达了对他的判决：无期徒刑。他收到判决书后，心中非常平安，充满感谢。不久，妻子与他离婚。在监狱中，因为争取吃饭谢恩的权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维尊又回到大囚室，坚持禁食七天后，他被带到一个空室，几个管理员反拧了他的手臂，后面一个人按着他的头，把一个铁器塞进他的口中，强行插下胃管，把食物灌进他的胃里。这个过程难受极了，但维尊丝毫不反抗。灌完后，胶管一抽去，铁器一取出，他就站起来，举目大声感恩说：“感谢天父用这样的办法来养活我！” 他在所长和众人面前，作了感恩的见证。后来，监狱管理员只要硬往他口里塞窝头时，他总是举目望天大声说：“感谢神用这样的方法养活我！”
       在那些年月里，吴维尊可能是几亿中国人中唯一一个公开拒绝读毛主席语录的人，连犬儒主义的假装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当然暴风骤雨般临到他，但是他不仅不恨这些凶手，还为他们祷告。1970年9月10月间，当局对他再次正式提出两个“简单要求”：1、吃饭前不祷告谢恩；念毛主席语录。他立刻很明确地回答说：这两个要求，任何哪一个，他都做不到――因为把毛主席当作神来敬拜、把领袖放在最高位置，是神所厌恶的；而人“万岁”是不可能的，连活100岁也很难，毛主席决不会“万寿无疆”、而是“一寿有疆”的，我为什么要说不合神旨意的胡话？
     70年代末期，天津系统在宁夏服刑的200多个无期徒刑犯人中，只剩下吴维尊一人了。但吴维尊坚决不去申诉。81年春季，宁夏高等法院的减刑裁定将他的无期徒刑已被改为有期徒刑6年，即再过6年后他即将被释放。然而，更惊心动魄的冲突出现了。这实际上是犬儒世界与基督世界的冲突。高等法院的裁定书认为，吴维尊“确已悔改”，因此给他减刑。而吴维尊坚持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任何悔改：“悔改”就意味着自己要把主过去交托他要他作的事当作“罪行”，那是污辱主，抵挡神，因此坚决拒绝出狱。 1987年5月28日，他被迫出狱之日，写了“出监日呈文”，致信区高级人民法院，呈文中再次申明自己没有“悔改”的事实。他说：
      在此，不得不冒着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示威的嫌疑，（我想，法院或许能谅解），对我自从1964年7月入监以来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终毫不悔改的行动表现，具体地、简要地述说如下：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传讯。在第一次预审开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离题尚远的对预审员所询问的回答，实际上始终拒绝交代任何一点点罪行。……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间，凡是与“认罪”或“犯罪本质改造”有关的，或有牵连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绝发言、拒绝书写、拒绝参与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座谈等，只要与改造有关的，没有发一次言、表一次态、谈一次认识、回答一次干部或其它犯人的有关询问；甚至谨慎小心到没有朗读一次文件、报纸、或语录，没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免得与“犯罪本质改造”相牵连。多少回每个犯人都必须写的保证书、改造规划、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或小结，甚至是必须记的“改造日记”，都没有写过一次、一字；历次政治、时事、道德、法律等等学习的考试，我除写姓名外，总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数不清的事实和行动表现（若法院作一点调查了解的话，就不难知道这些都是一贯的，无法否定的事实），都说明我丝毫也没有接受在服刑长期间所对我强迫进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质改造”。全部都拒绝净尽了。
      为了表明自己的心志，吴维尊决定“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因为我虽然无奈地（为了不抗拒监狱的执法职能）已经出到了监狱大墙外边，但认定我仍然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对这个被判无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认罪，绝不悔改的情况下，也一贯是以“心悦诚服”的态度对待的，今后仍将以此态度对待，甘心情愿）。另一个方面，从今日出监起，进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扰强迫，则将维持在这个限量以内，即维持生命的继续；若受干扰强迫，则另当别论）。我用这个禁食行动，专门表示着下列两个意义：（一）对于我的一切“罪行”，我没有丝毫悔改过。（二）因此，81年给我的那个裁定是错误的，名不符实。我拒绝这个错误裁定。……
      出狱后的吴维尊就成了“监狱墙外的无期犯人 ”。2002年12月21日上午，吴维尊在宁夏银川监狱范围内的住所内安祥离世。
      为此，王怡写到：“在1979年，知识分子们巴不得平反，补发工资。一些老右派，用当初歌颂毛泽东的热情，转而歌颂***和邓小平的拨乱反正。而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传道人却出人意料的拒绝出狱。……至少在他面前，没有一个右派可以说，你之所以没有屈服，是因为你受的苦还不够。我想也没有一个民主斗士或自由主义者可以说，基督徒右派吴维尊为中国人留下的，不构成自由概念的一部分”。在暴政面前，人仍然是有尊严的。但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中，只有像吴维尊这样的基督徒活出了人的尊严。“人在尊贵而不自知，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诗篇-49-20），吴维尊，为我们在神面前活出了尊严，并且也为我们在神面前为人尊严献上了感恩。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还没有从无神论传统中走出来，也没有认识到基督教信仰在一个专制传统国家里所具有的价值。也许，重温一下被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奉为自由主义大师们的话，是有意义的。在考察过美国民主之后的托克维尔说：“当一个民族还缺乏宗教所熏陶出来的自我驾驭能力的时候，这个民族还没有为民主的来临做好充分的准备”。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说：“除了依靠法律，自由和还需要宗教和良心的支持。那些对神和人格神哪怕是恶魔一样的神缺乏信仰的民族，那些有着严格等级制度，财产观念不发达的民族，却是自由生长的障碍”。

       2006年的岁末，我回了一趟老家河南省信阳市。很早就听说基督教在信阳开始兴盛起来，在我的故乡罗山县城，兴建了一座很大的教堂，我便很想去看看。

       早上，薄雾还没有散尽。我开了一辆老款的绿色富康车，带着我的高中同学潘克文先生前往罗山县城北部的教堂。

       潘克文是我高中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毕业于河南省金融干部管理学院，现在当地银行机构工作。近年来，他也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阅读了圣经以及和基督教相关的一些读物。

       通往教堂的路非常狭窄，还不够并排行使两辆富康车。车还没有到，我们就听见了歌唱赞美诗的声音，在乡村的旷野里格外清晰。在小路的尽头，矗立着一幢巨大的建筑物，这就是罗山教堂。

       我们走进教堂的时候，歌声并没有停止，只是大家好奇地看着我们这两个年轻男子。我们找到教堂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环顾四周，让我震惊不已。教堂的一层大厅黑压压地几乎全部满座，绝大部分是老年人，其中又以老年女性信徒居多。像我和克文这样的年轻男子，我们没有看到第三个。我大致数了一下，当天来做礼拜的信徒大约有300人之多。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大约70岁左右的张老先生告诉我，楼上还有一层，人多的礼拜天，楼上也会坐满了人，大约能容纳得下500多人。

       教堂距离我的母校罗山高中不远。1987年到1990年，我曾经在那里求学。在半军事化的高中里，我接受的完全是无神论教育，美其名曰“科学唯物主义”。这是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在书本讲述的无神论之外，我们对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几乎一无所知。官方的教科书把这些宗教信仰当作封建糟粕来冷嘲热讽、大加鞭笞。

       在无神论之外，有神论的幼芽还是顽强地滋生出来。大概是中共执掌政权并不久远，截至1989年，不过区区40年的时间。唯物主义作为官方钦定教义，也不过40年。就中国大陆而言，无神论此前并不是主流。

        尽管孔子曾讲过“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些类似“唯物主义”的话，但是道教、佛教的存在，使得儒教对有神论有相当的宽容。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更是将儒教这一人学上升到神学的高度，寻求“天道”和“人伦”的合二为一，使得儒教不再是地地道道的人学，而是与神祗有着密切的关联。

       “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中国民间非常流行的一句名谚。“天理良心”更是民间寻求公道的是非依据。

       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对西方文明断章取义，急功近利地引进和鼓吹激进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更是将唯物主义立为“国教”，从此中国人，只见物，不见人，更忘却了神明的存在。中国人做事既不再凭“良心”，也不再仰望“天理”，而是依据狂妄的理性杜撰出来的“历史规律”。中共执政以来，杀人如麻、草菅人命、视生灵如刍狗，更是和唯物主义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最早听说基督教这一概念，竟然是我在罗山高中读书时听到的一句戏言。我有个叫包文军的同桌是罗山县涩港镇人，他说街坊当中有几个老太太信基督教，他们觉得很好玩，把基督教理解为一种歪门邪道，还给基督教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鸡子一逗就叫”的“鸡逗叫”。当时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对这样的编排乐不可支，打笑取乐一番。

       那时的我绝对没有想到，十几年之后，一座规模巨大的教堂就在我们的母校附近矗立起来。虽然谈不上信众云集，但是门庭若市还是可以称得上的。

       周围的几位老姊妹对我们两个年轻人产生了兴趣，不时地回头来看我们，其中有一位还借给我们一本赞美诗和一本圣经，还不时回过头来指点我们所唱诗歌的位置。她们大概在猜想，这两个年轻人怎么会对福音产生了兴趣。

       一位吴姓大姐劝告我们说，你们信主吧，肯定会给你幸福平安。我点点头说，“从您的脸上我就能够感觉到您非常平安喜乐。”话音落下之后，我注意到她的眼角里泛起了泪花。我知道这是一种认同的幸福。
       宗教信仰在中国还是一条很窄很窄的道路，走的人并不多。圣经里说，福音将从最柔弱的地方兴起。中国广袤的乡村存在着中国最弱势最庞大的农民群体。中共建政以来，农民遭受了30年的工业化积累资金的盘剥，即使是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存质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提高。9亿农民构成了中国最为庞大的贱民群体，他们缴粮纳税，但是他们享受不到这个“共和国”的医疗、失业、工伤、养老等任何基本的社会保障。长期的边缘化生存，使他们显得格外无助和可怜。他们像一堆卑微的沙子一样被专政机器扬起来又抛下去，操弄于股掌之间。

       我的故乡信阳更是一个苦难的渊薮。1959年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更是表明，当时近百万信阳农民的生命如何在专政机器的淫威下被碾成齑粉。信阳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最柔弱的悲情之地。在这块土地上，年轻人往往可以出门打工挣钱糊口，他们是这块土地上的“强者”，老幼妇孺是这群弱势群体中最弱的那一群了。所以，福音在他们的心中开始撒播种子。

       我请教过我旁边的张老先生，问他什么时候开始接受福音。他回答说，大概在五年前他老伴去世之后，他经常想念他老伴。“老伴在天国，我能够通过上帝带话给她”。我说，在毛泽东时代有没有这样的自由呢？他说绝对不可能。我问他对毛泽东怎么看，他说他想当上帝，怎么可能呢？他太狂妄了。

       我对克文说，你看这些基督徒们，他们还需要启蒙吗？他们不需要自以为理性的知识分子的启蒙，他们仰仗信仰就可以有着清晰的判断。一盎司的信仰顶得上一磅的智慧。他们知道自己的罪性有多深重，他们知道人的罪性有多深重；他们是匍匐下来的一群，他们是最柔弱的羔羊；他们是福音在中国的开端，他们也是中国最刚强的一群，他们是福音的载体，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识见自己的罪性，他们会让所有的伪神逐步退却。

       我们没有赶上讲道的时间，唱了几首赞美诗之后，牧师开始主持颁发圣餐，然后是礼拜结束。仪式井然有序、庄严神圣，在颁发圣餐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信徒流下了感恩的泪水。

       仪式结束后，我找到了一位吕姓长老。她告诉我，罗山教堂以前在县城中心，城市发展之后，市中心的地块商业价值很高。他们通过县政府将原来的教产置换到郊区，兴建了这座规模比较宏大的教堂。

       吕姓长老还告诉我，县宗教局对他们的宗教活动并不干涉，也没有组织他们参加政治学习班；在经济上政府也没有拨款，教会自牧自养，完全依靠信徒们的奉献。对于异端的搅扰，她说，“东方闪电派”、“三班仆人派”、“称米派”曾经对教会有过侵扰，但是教会最后都得以胜过。

       吕姓长老的话让我有一些欣慰，她的表述让人感觉到中国大陆宗教***的空间还是在逐步拓展。虽然不时有抓捕家庭教会信徒、驱散家庭聚会的报道诉诸外电，但是我仍然能够看到教会和政府之间谋求和平相处的可能。罗山教会就是一例。

                                                                                        2007年3月1日于北京CBD寓所

     “圣诞节”将临，来自中国十所名校的十位博士生（并非“博士”）发表了联署倡议书《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 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号召国人慎对圣诞节。

      呼吁书一出，网络舆论滔滔，各网站纷纷推出问卷调查，超过一半以上的网民支持十博士生。

      尽管，呼吁书也不得不谈到***和宗教宽容，但通观全文，宽容不过是勉强之词，而实质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排外和不宽容，字里行间浸透了对西方文化的仇恨和抵制。更令我吃惊的是，不是十位人文博士生的高调民族主义，而是他们的语言水平过于拙劣――煽情、空洞、冷酷、洋泾浜腔调。

      该呼吁书的第一句就极尽煽情之能事：“西洋文化在中国已由微风细雨演变成狂风骤雨，最为直接和集中的体现，莫过于圣诞节在中国的悄然兴起与日趋流行。”接着，他们历数并痛斥日益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圣诞节”的种种“罪恶”。从四处摆放的圣诞树到各类媒体上的圣诞信息，从数不尽的圣诞贺卡、圣诞短信到商家的圣诞促销，从公司、学校、幼儿园的喜迎圣诞到平安夜的群体狂欢，……显然，十博士的叙述中充满对商家大赚和民众狂欢的轻蔑，似乎商家借节庆日赚钱挖了他们的祖坟，民众加入圣诞狂欢是在为他们哭丧。

      然而，喜欢圣诞节的民众对圣诞的感受却截然相反。一位署名“谷人”的网友发了《让圣诞狂欢来得更加猛烈吧!》的帖子(来源：新华网时政论坛06－12－21)，记述了重庆去年圣诞夜狂欢。文中写道：“圣诞夜的解放碑，被15万狂欢市民包围。漫天‘飞雪’，‘棍棒’狂舞，尖叫不断，每平方米地板砖挤了五六人……圣诞钟声敲响的刹那，数以万计的充气棒和圣诞帽，被抛向解放碑上空。待到华灯点亮，狂欢人群沸腾了！街头处处传来充气棒‘乒乒乓乓’的敲打声，不管认识与否，年轻人相互‘棒打’追逐。‘手无寸铁’的丁小姐遭一陌生男子‘棒’打祝福‘圣诞快乐’后，轻轻回踹一脚，并机敏地说了一句：‘你也快乐！’除了充气棒，泡沫喷雾器‘飞雪’也成了狂欢人群的另一‘利器’。不论老少，手持‘飞雪’的狂欢者瞄准他人一阵狂喷，头发和衣服上遍布雪花，有人惟恐避之不及，有人则偏偏享受着难得的‘人造雪世界’。……一位连续3年在狂欢夜值勤的民警称，狂欢市民一年比一年多，狂欢方式一年比一年疯。”

      “谷人”用平实的语言记述了喜庆、奔放、和谐的节日狂欢，展示了向往自由、平等、亲切、轻松的人性。

      十博士拒圣诞和网友“谷人”迎圣诞，两者给出的理由也恰成鲜明对比。

      “谷人”给出的理由是：“如果在春节与圣诞之间进行选择，我是宁愿过圣诞节的。因为圣诞节的狂欢体现了自由平等，即使是陌生人也可以‘棒’打祝福，‘雪’喷快乐。在圣诞狂欢夜，无论是城管，还是小贩；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大家一律平等地沉浸在欢乐之中。而过一个春节，真是感觉到累。大年三十夜，所谓‘家家团圆’，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孤独寂寞。人们互不往来，街上死一般的沉静。再有家家户户的团年饭，也吃得了无趣味。我们的孩子，在团年饭中必须学会按照老幼尊卑入座，就是举筷吃饭也要看着‘主席’的脸色。在我小的时候，每遇亲戚家请团年，我经常借故独自待在家里。现在想来，就是害怕那种种的束缚。”

      还有一位署名“xjblhxd”网友说，我喜欢过圣诞节，因为“圣诞树很美，圣诞节的夜色很美，圣诞节的礼物很美，卖火柴的小女孩也很美。”（来源：自由中国论坛）

      这两位网友的理由，没有吓人的大词和抽象的高调，没有装模作样的渊博和居高临下的霸气，更没有冷冰冰的戾气，而只有平民化、人性化的具体感受，一种来自切身经验的感受和愉悦身心的美感。这种活生生的具体感受，让人看到中国年轻一代的现代风貌：个性、开放、明朗和直率。

      反观十博士生给出的理由：“部分社会精英则欲借‘耶教’以‘挟洋自重’”，“中国的信仰危机、伦理失范、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文化匮乏”,‘祛魅’的‘现代性’带来的精神支离与价值虚无”， “‘圣诞节’作为巨大的商机和利润而为厂家、商家所鼓噪与利用。”国人在“没有任何价值认同与宗教归属的情况下”，更在完全不知“耶教”为何物的情况下，便随波逐流地沉浸于“耶教”之中，也就是国人“在文化上陷入集体无意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亦即经过百余年来国人对自家历史文化传统系统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颠覆之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已经呈建制性退场和整体性崩溃，导致中国缺少主干性的价值信仰和文化形态，进而导致中国现代文化的荒漠化和混乱化，从而为‘西风劲吹’和‘诸神乱舞’打开了方便之门。”

       博士们看得就是远：“历史和现实还告诉我们，‘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同时也是西洋国家‘软力量’在中国的渗透与扩张。”所以，必须“从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来深刻反思中国的‘耶教’问题，从建设中国‘软主权’、‘软力量’、‘软边界’的角度重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积极引导国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警惕和防范中国的进一步‘耶教化’。”

      看看博士生们的词汇：“集体无意识”、“价值信仰和文化形态”、“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主干性”、“百余年”、“建制性退场和整体性崩溃”、“精神支离与价值虚无”、“祛魅”、“荒漠化和混乱化”、 “软主权”、“软力量”、“软边界”、“国家安全”、“文化安全”……等等

      真不愧为在名校就读的博士生，立志就是那么宏大、抽象、悠远，充满了强烈的历史感和忧患意识，下笔全是大词，通篇贯穿霸气，张口国家，闭口文化，但就是没有具体的人性、人情、人心，没有个体生命的细节化感受，更无现代人的气息，读上去冰冷、僵硬，犹如把一个无生命的面具抛向公众，还要摆出一副学识渊博、目光远大、盛气凌人的架势。

       究其实质，这样的理由和词汇，除了一股民族主义的戾气之外，根本拿不出像样的理由来为鄙视圣诞和仇恨西方正名，仅仅是为仇恨而仇恨。

      更可笑的是，这些学人文的博士生，中文没学好不说，西方文化也半生不熟，通篇都是不文不白、不中不洋的用词和句子，倒是有点翻译体的“后现代”味道，读起来味同嚼蜡，让人想起钱钟书笔下那些卖弄“洋泾浜”的人物。

      不仅是在语言上，这些博士生受西化的影响，而且其衣食住行也西化了。君不见，呼吁书参与者之一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周锋利，作秀也不选好行头，穿着西装接受采访，痛斥以圣诞节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而这种言行背离，正是中国知识人的典型生存方式。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越来越远离传统，特别是高喊“民族复兴”的中共权贵和知识精英，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赚钱方式和消费方式，他们的家居用品和学术工具，早已“西化”到大多数生活细节，甚至细节化到内衣内裤。

      最让人哭笑不得是，十博士生，对西洋的“圣诞节”是怒目金刚，肃然民族主义斗士，而对本国官权却媚态十足，一脸“恳请圣谕”的奴才相。在官权无所不至的中国，他们还嫌独裁衙门管得不够，居然拿出法律原则来要求行政权力的干预。这么点儿过圣诞的个人自由，竟让他们忧心如焚，扯上宪法原则、国家安全、文化安全、民族大义、传统存废，非得恳请衙门出面。

      由此可见，洋泾浜加奴才相，才是十博士生呼吁书的底色。

作者附言：今天，在网上看到十位博士生之一的南京大学博士生在接受新民网连线时表示，他已经通过发起人，要求除去联名倡议书中自己的名字。因为他说当时北京大学的一位朋友发了一条短信给他，请他参与一个活动，至于活动是什么、文章如何写、是否署名的具体细节，他都没有被告知，直到最近才知道自己参与了署名，但署名并没有经过他授权，文章也没有经他确认，“文章不能代表我的观点”，随即他立即要求发起人除去自己的名字。

附：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 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圣诞节”问题的看法

“耶诞狂欢”是文化集体无意识

西洋文化在中国已由“微风细雨”演变成“狂风骤雨”，最为直接和集中的体现，莫过于“圣诞节”在中国的悄然兴起与日趋流行。在此，我们，十位来自中国不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博士研究生，郑重呼吁国人慎对“圣诞节”，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

每值“圣诞节”来临，商场、饭店、宾馆摆放起“耶诞树”，悬挂起“庆祝耶诞”横幅，员工们戴起“小红帽”；幼儿园孩子们围绕在“耶诞树”前载歌载舞，期盼着老师分发“耶诞礼物”；学校里大红大绿的“耶诞舞会”、“耶诞联欢”的海报占据了抢眼的位置；网络、报刊、电视、电台充斥着各种“耶诞信息”；数以万计的“耶诞贺卡”和数以亿计的“耶诞短信”满天飞舞；人们相逢互祝以“耶诞快乐”；“平安夜”里，人们聚众狂欢，流连忘返。

我们主张宗教宽容、尊重***，我们无意排斥“耶教”。我们对中国的“耶教”问题抱以了解的同情：盖庞大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需要精神支撑以重建生活希望，而部分社会精英则欲借“耶教”以“挟洋自重”；盖中国的信仰危机、伦理失范、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文化匮乏迫使国人寻找身心安顿之所；盖“祛魅”的“现代性”带来的精神支离与价值虚无导致人们重新发现宗教生活的意义；盖“圣诞节”作为巨大的商机和利润而为厂家、商家所鼓噪与利用。

种种原因使得“耶教”成为部分国人的可能与选择，使得“圣诞节”成为国人无法躲避的文化景观。是故，我们无意攻讦“耶教”和指责中国耶教徒过“圣诞节”。相反，值此“圣诞节”来临之际，我们愿意祝福那些真诚的和爱国的中国耶教徒愉快地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

但是，我们注意到，大部分国人在不信仰“耶教”乃至对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地使用“基督教”、“圣经”、“圣诞节”等只对耶教徒本身而言才具有神圣意味的称谓，甚至浑然不觉地加入到“耶诞狂欢”行列。尤可痛者，在幼儿园、中小学校，教师为孩子们集体过“圣诞节”、树“耶诞树”、发“耶诞礼物”、做“耶诞贺卡”，更是无形中把一种外来文化与异质宗教人为种植在毫无文化鉴别与宗教选择能力的孩子们的心灵之中。

我们认为，这是国人的一种文化集体无意识，即在对“耶教”没有任何价值认同与宗教归属的情况下，就随“耶教”之波，逐“耶诞”之流，无意中为“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推波助澜，为中国的“耶教化”营造了文化氛围，做了“传教士”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耶教”传播并非单纯文化和宗教问题

国人在文化上陷入集体无意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亦即经过百余年来国人对自家历史文化传统系统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颠覆之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已经呈建制性退场和整体性崩溃，导致中国缺少主干性的价值信仰和文化形态，进而导致中国现代文化的荒漠化和混乱化，从而为“西风劲吹”和“诸神乱舞”打开了方便之门。

换而言之，“耶教”在中国泛滥并不是因为其自身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也不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不能为国人的生命、生存、生活提供有效的精神支撑，而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亦即中国缺乏或没有既自信又自主、既具有一贯性又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与信仰。我们不拟苛责国人在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但我们呼吁国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中国人的生命世界和意义世界。

历史和现实还告诉我们，“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同时也是西洋国家“软力量”在中国的渗透与扩张。这一点，即使西洋国家内部的欧洲国家也提出了抵制“美式圣诞节”的问题，呼吁过具有欧洲特色的“圣诞节”。

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深刻反思中国的“耶教”问题，从建设中国“软主权”、“软力量”、“软边界”的角度重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积极引导国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警惕和防范中国的进一步“耶教化”。

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

如何慎对“圣诞节”？如何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如何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不揣愚陋，胪列如下几条呼吁和建议以供国人参考：

第一，不信奉“耶教”者，效法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和现今港台地区的做法，把只对耶教徒而言才具有神圣意味的“基督”、“基督教”、“圣经”、“圣诞节”、“圣诞树”等改称为不带感情色彩和崇拜意味的“耶酥”、“耶教”、“耶经”、“圣诞节”、“耶诞树”等；不以任何形式有意无意地过“圣诞节”，不发送与“圣诞节”有关的短信、邮件、贺卡、礼物；不举行与“圣诞节”有关的联欢、舞会等活动；不去“耶教教堂”祈祷礼拜等等。

第二，有关部门应该在尊重宗教***和法律框架允许的范围内，重新审视和合理规范目前在商场、饭店、宾馆、网络、报刊、电视、电台、学校等部门和行业日渐流行的“耶诞狂潮”。尤其是，我们认为，大中小学及幼儿园内的学生无意识、赶时髦地集体过“圣诞节”，甚至是老师组织孩子们过“圣诞节”，已经违背了宗教不得“防碍国家教育制度”的宪法原则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教育法原则，因而亟需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和严加规范。

第三，对“圣诞节”流行起重要推波助澜作用的厂家和商家，应充分挖掘中国诸多传统节日所蕴含的巨大商机，积极营造传统节日文化氛围，合理创新传统节日活动形式。同时，不必因西洋有个“圣诞节”，中国就必须以孔子诞辰为中国“圣诞节”与之抗衡，但可以考虑将孔诞作为中国教师节，并尽可能使其变得既有神圣肃穆的节日氛围又有为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这将有可能成为校园内和年轻人有效化解“圣诞节”影响的一个重要举措。

第四，反思对宗教问题的传统认识误区，从正面意义上理解宗教的价值与功能，承认人的终极性关怀、超越性追求和团体生活、过宗教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内在愿望与合理诉求。因此既需要尊重中国的耶教徒等洋教教徒的宗教信仰，更需要合理挖掘佛教、道教等中国本土宗教的作用，尤其是需要充分发挥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占据主干地位的儒学的宗教性社会功能，高度重视目前民间社会重建儒教的呼声与努力，积极推动儒教的重建与复兴。

第五，打破“古非今是”和“中劣西优”的文化偏见，改变“以今非古”和“崇洋媚外”的文化心态，对中国文化持以“了解之同情”与“温情和敬意”的立场，回归传统，承续斯文，创新与发展、恢弘与光大中国文化，树立中国人的自尊心和中国文化的自信心，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体系和意义世界。这将是一个综合性、长期性、艰巨性的文化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与全方位的积极参与。每个有着担当意识的中国人，都应自觉肩负起这一神圣的文化使命。

无论如何，问题关键在于国人是否能幡然醒悟，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集体无意识，是否有了走出此种文化集体无意识的自觉和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决心和勇气、责任和使命。我们以为，中国人，应该而且必须朝此一方向努力！奋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只代表署名者个人而不代表署名者所在学校的观点。

签名（依姓氏笔画排序）

刘聪 南京大学

刘冰雪 中国政法大学

张连文 清华大学

杨名 中国人民大学

陈乔见 武汉大学

周锋利 北京大学

孟欣 中国科学院

孟志国 南开大学

范碧鸿 中山大学

赵瑞奇 北京师范大学

2006-12-21
 

 

    宗教及其神性对于中国及中国人来说确是一大难题，似乎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才真正面临了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同时也可能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也许人们很难说清楚究竟什么是宗教以及宗教的神性，因为人类的语言（当然也包括汉语）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永远都显得贫乏、苍白无力，甚至残缺。用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去表达宗教的内容与含义，这是人类所能遭遇的最大的尴尬处境之一。尤其是中国人，更是尴尬的尴尬，尴尬的极致，因为中国人在这方面无所事事，无所用心。事情既然如此，那么是否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必要用语言去言说宗教，用语言的能指去透露神性的意境之光呢？答案是否定的。

    说不清，并不等于没有必要去说。这是两码事。一切伟大的语言之所以具有伟大的秉性，除了它能得体地指称万物的事像外，最根本的还在于它能倾其全力去投射神性的内涵。至少它深埋有一种潜在的雄心试图去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一种伟大的语言肯定是一种想去无限趋近神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这种神性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神性就是人类的语言无限趋近，思考得足够深邃，当其达到某个领域时必然要呈现的状景。神性在语言无限前伸的途中，在语言往高处行走，朝宽处观看，向深处运思的方向以及这一方向所指的那个尽头。在那儿，神性会自行显现，像一束光，在人类智性的暗夜划破沉寂的长空为人类认知的双眼兑现一片渐亮澄明的光景。也就是说，当人类的智性已足够成熟，且思考的范围已足够宽广，那么它就必然要和神性的内容相涉，这只不过是个时间早迟的问题。

    说不清，你又懒于去说，害怕去说，让问题存而悬疑，永远处于一种待说、不说而无能去说的状态。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说不清肯定就是人类的一个宿命，说不清的结果是什么？――混乱，让人类的整体生活蒙受一种不白之冤，一切都浑浑噩噩，一切都懵懵懂懂，一切都糊糊涂涂。说不清就意味着世间没有绝对真理（非常不幸，中国人对此真还深信不疑），没有是非的最终裁决，也就没有好坏的最后标准。这下好了，坏人可以为其坏陈理由，恶人可以为其恶寻辩护，愚人可以为其愚找根据。于是，一切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混混主义、放肆主义、无为主义、糊涂主义其学理基础和推理根据盖出于此。什么特色论，阶段论，阶级论，党、政、国、族、民五位一体论，群体至上论（实际上是以群体的名义来谋个人的“尘福”），以及一统独断论也就顺理成章，应运而生了。于是物质是唯一美好的，专制是光彩照人的，强权是体面威风的也就见怪不怪，不足为耻了。我们认为，说不清至少有两个灾难性的后果，其一是让坏人得逞，因势利导，继续作恶而又不至于心惊肉跳；其二是让整个国民的心身总是闷蔽在一种相对主义价值判断的乌烟瘴气之中，使其生活蒙受一种诡辩术的灾难，惨遭世俗辩证法的残酷蹂躏，从而呈现出一种七零八落、凋敝循环的恶象。

    我们认为人文科学中的相对论、相对真理一说，在有些层面，如日常生活，具体的某一生活环境与事件、家庭、婚姻、工作、人事等方面是成立的。但把它推至生活的所有领域却是极其不合理的。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比如在人与世界、人和整个自然，以及人与人类的关系上，如果我们还要去笃信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的说教，那就不仅不合理，而且十分荒谬，甚至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大祸。即是说相对主义的运用是有其严格的层面和范围限制的。

    在一个由相对论主宰人们思想的国家，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它的历史是纯粹的消耗，它的现实是绝对的争夺，它的未来也就成了提前的葬送。在这样的国家，由于没有神的背景，事物没有最终裁定的尺度，所以这样的国家就只拥有一半的世界。这一半的世界是一段无腿去头的躯体，是一节断根削枝的树干。既没有万事所来的源头，也没有万物所去的牵引。既没有对过去历史洞察的幽微精深，也没有对未来畅想的顺应人性要求的憧憬，更没有两极尽量拉开然后无形返还从而自然烘托、支撑与圆成的一种现实的丰庶、富有与均衡。在这个一半的世界中，生存的空间不可能不是狭小的，生活的氛围不可能不是紧张的，需求的对象不可能不是稀缺的。因为在这个一半的世界中，人们截断了灵根，抹杀了神向，所以人们只能，也只可能认权为实，视物为真。此权此物也就成了人们今生今世唯一可以去争夺、去捞取、去占有的对象。在这个无根源、无引申、无超渡的世界，在这个可倾心之物，可争取、可梦想之物极度有限的世界，人们不五抢六夺、不急急忙忙、不慌慌张张、不浮躁不安、不热锅蚂蚁才怪。在这样的世界，甚至连革命都可能是草率的，即便是恋爱也可能是马虎的，人们还能奢谈其他吗？

    在这个世界，似乎唯一可做之事就是争权挣钱了，争权是为了争钱，争更大的世俗的权占更多的尘世的物，这里面有一种互为的因果。在这个世界，所谓过更好的生活，其潜台词实际上是过更好的物质生活。所谓生活的武装，只能是一种物质的武装。这里面并不包含任何意欲提高精神生活的含义。因为一半世界的精神领域是闭锁的，其价值的选项是单一的，完全悬括在外而没有进入价值内在的谱系，所以其精神生活也无法、无从提升与展开。于是，在这样的世界，争权争钱，从生理到生理，从物质到物质也就成了它唯一的主题，成了它的唯一未竞而又必尽之业。在这样的世界，张三否定李四，后朝推翻前朝，其间并没有财富的积累，也没有文化的递进，更没有智慧的传承。前者与后者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是抵消，只不过这种抵消的结果并不是零牺牲，而是零创造，甚至是负创造。于是一切的一切，永远的永远都只能从头开始，有益的事业既凸现不成一个主题，更形成不了一种气候。由于没有灵性的激发、知识的精进和思想的积累，于是社会生活便开始变质、停滞、退化，被挤压成一个死结的板块用于相互的替换，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更于是几千年如一日就并非是一个耸人听闻的童话。至于其他，就只能粗暴地颁布“禁令”、“不许”和“非准”的律令了。于是乎就有了稳定压倒一切，抓大（头）放小（头），以什么什么为中心等挡国的律令与时代的召唤。于是乎我们在这个所谓现代化的地方，仍然能看见那熊熊燃烧的焚烧新时代布鲁诺的十字架之火，仍然能感觉到另一种中世纪的禁欲（禁精神之欲）时尚已蔚然成风。在这种所谓现代化潮流的强大挟裹和席卷下，非常自然的是，人性、人道、仁爱、民主、天赋权利、独立自主、个人选择也就成了次之又次之事。至于神性、人证、灵迹更属遥远而不可企及。用一位诗人的话来说就是：

                                                此值无神的暗夜

而属神的正午还遥遥无期

 

    真可谓神迹消失，人类的景象永呈晦暗。

    我们认为，世界是充满奥秘的，存在自有其隐而不露的契机。人类的无知和未知永远大于人类的已知和能知，这情形恰如有限小于无限，局部小于整体一样。这奥秘和契机正是神学之所以为神学，以及神学试图要去解决的课题。人们为何思神、近神？为何总是想与神同在，进而与神同一？目的不外想以人的最高心智去破译存在奥秘的玄机，使世界隐蔽而超越的功能，使人生博大而宏伟的原则（比如人择原理、背反原理、返还原理、交互成像原理、人的自进化原理等）一一展示出来，成为人的智性最终可以去领会和把握的东西，最后让这被领会、被把握的东西福泽于世，恩施于人。只不过这福泽于世，恩施于人不是通过两点间最短的距离，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一条背反、迂回、返还之路，以一种意识之无意识的方式来成全。所谓背反，是指人类活动单纯初衷与最终结果的不一致；所谓迂回，是指人类所设目标的一种间接曲折的实现途径；所谓返还，是指人类意识的出发点与这一意识的最后归宿之间的一种功能性设定和中介性介入，以及这种设定和介入之后的目标的完成。在人类的许多活动和意欲实现的目标之中，这种功能性的设定和中介性的介入是十分重要的。否则，事物难以克服背反，难以有效迂回，更难以通过神奇的返还最终得以圆成。举例来说，从物至物，这中间必须有一种精神的迂回。同时，从人至人，这之中也必然要一种神性的介入。否则，物成不了无物，人也成不了人。此时，精神就成了物质的效素，神就成了人之为人的契机。无论从哪方面说，精神之于物质，神之于人都是必需的，因为没有前者，后者就无从说起它的方向、目的和一种趋于完美的更为可取的品质。

    中国是一个无神之国，几千年来它的信仰（如果说有信仰的话）顶多也是一种无神的信仰。我们认为正是这种无神的信仰才构成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所有本质和特色。也许中国有许许多多的错误、过失与不足，但是最大的错误、过失与不足乃在于它选择了一条无神的道路。我们认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无神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由于无神，必然唯物；由于唯物，必然尘欲；由于尘欲，必然自缚；由于自缚，必然自蔽；由于自蔽，必然无知；由于无知，必然盲目，盲目的动乱，盲目的争夺，盲目的激情，盲目的耗散，或者盲目的自我感觉无限地良好。我们认为，天与地是一种匹配，就像人与神是一种对应。如果说存在的源头玄奥难以寻觅，那么发展的未来势头及其方向却是可以根据人的理智去加以猜测与想象的。按理说，大地的面貌是由天空的景象来塑造的，同样的道理，人的品质是通过神的参照来加以引导。在此，天是地的楷模，神是人的尺度；天是地的参照，神是人的目标。否则，地何以为地，人怎样成人？岂不失去了为地成人的根据与依凭？

    也许，人们说不清有神与无神何是谁非，但有神无神的后果却是有目共睹的。倘若从后果来判断，我们坚信，何可取谁可舍非常明显。在此，人们应该少用些推理，多看些事实。对于世间那些既不可证伪，也不可证实之事，人们只能去猜测。尽管怎样去猜测，无可非议，但我们相信，不同的猜测是断然有别的。尽管我们不能断定哪种猜测是，哪种猜测非，但我们能够说出哪种猜测更可取，更合理。我们非常看重这种猜测的后果。同样的道理，对于某一种信仰（比如有神还是无神），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纠缠于这种信仰的理论教义，但我们却非常有必要去关注这种信仰的信仰后果。所以，我们说后果应该重于教义，事实应该优于雄辩。

    由于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国家，在国人的知识谱系上根本就没有有神论的频道，所以，中国人难以感知到任何有神论的信息。在具有这样一种背景的国家，更远的画面是看不见的，更远的声音是听不到的，更深的问题是不去想的。有的只是人们在有限的领域进行着无限的折腾、挤压、积加，最终使其生活的世界成为一种板结、僵硬和凝固之地。所以说，中国人几千年来实际上只是在一个有限的局域里进行了探索。这种探索也可能精细、幽微，但说什么也无关宏旨，无涉大局。因为他们探寻的目光并没有涉及宇宙人生的内在主题。所以，终有一天会有这样一种效应，人们并不应该感到吃惊。即：大历史的小时段化，大民族的少数民族化和大语言的地方方言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你去对中国人谈神，谈基督，谈一神教的真理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中并没有任何与之对应与全息的知觉和语码。无论把神说成人格、精神实体、创造者、父，或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和一种绝对完美的观念，中国人都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他们的世界从来都是属尘、属地、属物和属“人”的。同时也是唯尘、唯地、唯物和唯“人”的。在这之中并没有任何超验性和精神性可言。也许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其生存位格的最高设定是物性、生物性和自然性，而非精神性、人性和神性。所以在其人性的“辉煌”和“成就”中，地平线就成了他们的珠穆朗玛峰，自然水平就成了他们的最高水准。凡越界者为不知，凡逾域者为不屑，他们只知在自己的世界中浸染、打滚与折腾，由此而虚拟出一个自感宏伟而光耀的世界，一个斯威夫特的世界，顶多也只是一个奥威尔《1984》的世界。

    在这样一种背景中，要想对中国人说神的事几乎已不可能，若用西方那套神学理念和宗教术语来向中国人传达神界的消息同样也是绝对无效。这就使我们陷入了一种困境，因为不信神的中国实际上已经遭遇了无限多无神的灾难，比如它的黑箱政治、黑社会性质的行政操作，它的信任危机、人际基本法则的欠缺，它的病态式自恋、保形式整体而舍实质个人，它的空间性占有欲，而无时间性的精神体验等，它们几乎无一不是无神直接或间接引发的结果。可以说，无神是它一切灾难的终极因。看来，中国是必须契入神义的，中国人的生活也必须加入一种神性的内容，否则，他们的苦难和人生现世的不幸还将以一种轮回与循环的方式历史地重演。几千年如一月，几百年如一日，几十年如一瞬，即使命是革了，朝是变了，时是移了，但社会的本质仍是原样，历史几乎不存在任何进化的阶梯，只有更名。恰如一出戏，剧情永远不变，变化的仅仅是角色。事物的状况保持不变，变化的仅仅是不同的说法。更有甚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固有的腐朽和罪性将被不断延续、强化与放大，而同时又赋予这种被放大了的罪性以某种无罪的饰词。话语收归统权所有，让一切真诚的言说都化为一种无为的叹息、悲伤的泪水，甚至死亡的篇章，仅仅在遥远的未来让它成为一种过去了的历史同样遥远的回声。由于包庇和伪饰，历史似乎已进入了一种“罪性叠加”的程序。每一个时代都在为它的下一个时代制造罪恶，负性在积加，债务在扩大。这是一种何等悲哀的宿命，一种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结局啊。看来，中国人是必须契入神义的，因为从物质走向物质，从权力走向权力，从尘欲走向尘欲是一条千年不通的死路，它只能是一种万劫难逃的轮回。在这种轮回中，人只有牺牲其人性的品格、内心的温馨与精神的自由去供奉一种赤裸的粗鄙和野蛮，只有舍弃生活的美好去迁就或者抗争一种来自身边的暴力，并在这种迁就或抗争中消磨掉本应该去生活或者去创造的时光。

    契神，就是要去光扬人性的一种精神的事业，要在内心深处的深渊中去开发出一口灵性的泉眼，让人之智慧的甘露去滋润这个物性干燥的世界。契神，就是要去培育人类的梦想，让人们以一种精神爱恋的目光去打量这个世界，最终使这个世界到处都呈现出一种爱恋的精神。这是一个真正属于人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由那些物质偏执狂、民族偏执狂和挡派偏执狂们主宰的地狱。面对一个无神的中国我们何以去谈论一种属神的思想。在此，我愿意为国人提出一种功能性的宗教观。这种宗教观既不是西方基督教的，也不是印度释迦牟尼式的，更不是中东真主型的。也许，它是我们这个封闭的时代，更适合我们去理解和接受的一种宗教思想。

    对我们来说，上帝既不是一种客体的存在，也非一种精神的存在；既不是一种人格型的存在，也不是一种造物主式的存在。它既不外在于我们，也不高在于我们。上帝既不是一种存在，也不是存在本身。它是一种使存在得以有意、有效和有序地存在的前提和条件，是使存在得以人性地存在的功能。把上帝作为神秘的力量或全能的创造者，这是古代的上帝观；把上帝作为神性位格的存在者，这是近代的上帝观；而把上帝作为一种存在的关系和存在的功能则是现代的上帝观。我们认为，作为功能性的上帝是我们惟一能理解的上帝。神是一种功能，它实际上是人之智慧对于存在的一种灵性预设，是人类最成熟的心智对于世界之终极意义的一种设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人之心灵的一种精神策略，是一种意识进化的动力学原理。也许，神对世界来说是无用的，但对人来说则是一种必需；也许，神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可有可无，无伤大雅，但对一个社会或民族来说，失神却万万不可，其后果不堪设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闭锁的东方找到了许许多多的活证。神是人择原理的本质体现，也是世界富魅化的基本功能。神之于人就相当于句法之于句子。没有句法的句子，仍然可以是句子，但却是语义含糊、混乱，甚至是语义颠倒的句子。同样的道理，没有神设的人也可以是人，但却是错乱、无根、漂浮的人。神是人生活意义的依凭，它是使人的生活呈现出意义、价值和目标的前提，是使人的意识形成某种合力，使社会呈现某种和谐的保证。如果把社会比作一台电视机，那我们就不难发现，人们尽管可以去追求这台电视机的多频道、画面的高清晰和声音的高保真，但如果忽略了电视机的功能开关设定，那么这些重要的功能说什么也是无法表达和实现的。也就是说，即使这些功能你设计得再好也毫无意义，因为这台电视机没有设置功能开关，没有通电，其他次属功能也就无法启动，无法表达。神就相当于这样一种功能开关，它是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一种功能开关，是人与他的幸福生活形成一种因果相关的功能开关。电视机的情况如此，人的情况更是如此，首先要接通电源，然后才发挥功能。

    一般说来，人们可以对世界作出神设与非神设的选择。只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其后果是云泥有别的。从人类历史的实际效果来看，神设往往导致的是发展、进化、丰实与和谐，而非神设造成的往往是禁锢、停滞、贫乏与混乱。一般说来，作恶者倾向于非神设，因为他们祛神的目的是想由他们来顶替神的位置，使其成为一个假神，让自己的行为肆无忌惮，不受约束，什么都敢做，什么都乱做。向善者倾向于神设，因为正是这种神设才向人们提供了一种需要去行善，也可能去行善的根据和理由。

    我们认为，一个契入了神义的中国才是一个有望得救的国家。何时中国引入了神因，何时它才有真正伟大的转折。一个民族的物质武装恰如一个人的衣饰增添一样，这是一个相对说来易于解决的问题，难就难在一个民族的精神性建树，就像一个人的人格培养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怕就怕一个民族总是从物质走向物质，永走一条物质不归的老路，陷入一种千年不解的死结，走入一座万年不变的迷宫。

    要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和面貌，最有效的途径是选择一条精神的道路，而整个社会神性因素渗入则是一个契机。也许，选择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并非是至明之举，而引入异质素、垂直因才是最关键的。精神就是精神的事，也许精神的事会解决许多物质的事。请不要老是给我们讲，只有物质之后才会有精神。实际上，我们看得更多的还是物质之后仍然是物质，好像它并没有什么想要去精神的迹象。相反，只有确立了一种精神，引入了一种神义，完成了一种神设，物质才能成全物质，人才能成全人，社会才能成全社会，最终让这个世界呈现出一种人性的光辉，散发出一种人性的温馨。否则，人心中必然会充满着忧怨，社会中肯定会流布着暴力。我们认为，一个没有精神立意和神理机制的世界必定是一个令人恐怖的世界，是一个张牙舞爪、群魔乱舞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只能出现一个主题，也只能给人留下一条出口――这就是革命、颠覆与动乱。

    现在是该谈点精神与神义的时候了，否则一切都会为时已晚，错落过去，无可挽回。

 

美国的本质
――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

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美国第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一，序论
二，美国是一个表面上世俗化，本质上却非常宗教化的国家。
三，美国的表面的世俗化特征，是基督教理念的实践。并非真正的世俗化
四，美国的外交，是追求意识形态目标的外交。
五，美国的意识形态来源于基督新教。
六，美国与欧洲的区别：世俗化基督教文明国家与未世俗化基督教国家的区别
七，小布什主义使美国的基督教理念外交达到新的高度。
八，美国的对华外交：从传教的热忱到对反基督者的仇视、再到异教徒情节
九，由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看中美关系的未来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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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的道路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基督徒所受的迫害是骇人听闻的。《十字架》这部影片给我们述说了很多中国基督徒为追求信仰而遭受苦难的感人故事。在那个极端黑暗的年代是里，虽然大多数人无法认清现实政治的错误本质，但在知识分子当中，保持清醒头脑的人还是大有人在。但这些知识分子们在暴政面前的表现是无法和那些基督徒们相提并论的，他们鲜有绝决抗衡的勇气，不同程度在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妥协了。当我们看到林昭这位弱女子惊天地泣鬼神的智慧与勇气的时候，我们难以置信――直到了解到她是个基督徒。信仰的力量不是理性的坚强所能比拟的。基督徒的信仰来自上帝，还有什么比上帝和你站有一起更有力量？基督信仰的道路，就是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的脚步走。
基督徒吴维尊在《十字架》这部影片中是一个让我们长久无法淡忘的名字。这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足以让所有中国的那些被反复提及的“良心”们汗颜。吴维尊（教名“以巴弗”）生于1926年4月，1941年5月信主重生。1946年秋至1949年初，吴维尊在“中华神学院”学习。1949年初，他开始在上海守真堂作实习传道。1949年10月起至1957年，吴维尊在上海作了8年中学教师。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这位基督徒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当虹口区政府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马列主义“社会发展史”并每一个人写总结报告时，维尊经过祷告写了一句话：“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1957年夏天，吴维尊因为婚姻的关系从上海调至天津工作，不久因为“宗教迷信”被下放到郊区农村劳动。 自50年代后期，吴维尊开始以复写纸写“主内交通”的文字，寄往各地。1964年7月30日，吴维尊被捕。从此，他就为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 这一原则让他在地狱般的监狱里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1967年2月，法院下达了对他的判决：无期徒刑。他收到判决书后，心中非常平安，充满感谢。为争取吃饭感恩的权利，他遭遇到了难以想像的折磨。禁食七天后，他被几个管理员反拧了手臂，后面一个人按着他的头，把一个铁器塞进他的口中，强行插下胃管，把食物灌进他的胃里。但维尊丝毫不反抗。灌完后，胶管一抽去，铁器一取出，他就站起来，举目大声感恩说：“感谢天父用这样的办法来养活我！” ……监狱管理员只要硬往他口里塞窝头时，他总是举目望天大声说：“感谢神用这样的方法养活我！”他公开拒绝读毛主席语录的人，连假装都没有。他们打他，但是他不仅不恨这些凶手，还为他们祷告。1970年9月10月间，当局对他再次正式提出两个“简单要求”：1、吃饭前不祷告谢恩；念毛主席语录。他立刻很明确地回答说：这两个要求，任何哪一个，他都做不到――因为把毛主席当作神来敬拜、把领袖放在最高位置，是神所厌恶的；而人“万岁”是不可能的，连活100岁也很难，毛主席决不会“万寿无疆”、而是“一寿有疆”的，我为什么要说不合神旨意的胡话？ 70年代末期，天津系统在宁夏服刑的200多个无期徒刑犯人中，只剩下吴维尊一人了。但吴维尊坚决不去申诉。81年春季，宁夏高等法院的减刑裁定将他的无期徒刑已被改为有期徒刑6年，即再过6年后他即将被释放。高等法院的裁定书认为，吴维尊“确已悔改”，因此给他减刑，而吴维尊坚持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任何悔改：“悔改”就意味着自己要把主过去交托他要他作的事当作“罪行”，那是污辱主，抵挡神，因此坚决拒绝出狱。1978年，吴维尊被释放，但他在监狱附近租了个屋子住下，成了“监狱墙外的无期犯人”2002年12月21日上午，吴维尊在宁夏银川监狱范围内的住所内安祥离世。
著名传道人王明道，从二十年代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创办福音刊物《灵食季刊》五十年代年代因拒绝放弃基督信仰而被捕入狱。后来由于忍受不住刑讯，签下了悔过书。但他出狱后感到了良心不安，又带着妻子回到监狱，又在牢房渡过了20年。他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k。”
一位上海的传道人信仰而被关押、拷打。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决定自杀。在被发现救下来之后，“晚上我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我说�s天父啊，我太亏欠你的荣耀了。我怎么劳改十二年都下来了，受的苦也很多，怎么我想用自杀的方法来结束我的生命呢？我就不能依靠你到底么？我太亏欠你了，我就求神赦免我。我听到主的声音对我说�s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说到这，老人哽咽的说不下去……
这些基督徒们在那个极端的年代里真正活出了人的尊严。这正是无神论者们所无法理解的。无神论者虽然没有信仰，但他是上帝造的，有上帝的形象和荣耀，所以，他不想做一个动物，他也有精神追求，但无神论找不到人精神的根源，看不到人的尊严来自上帝。托尔斯泰说，“人越相信上帝，越不恐惧他人。如果你不想成为他人权力的牺牲品，把你自己交托给上帝的权力。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在上帝的权力主导下，那么他人就无法伤害你。”今天，家庭教会在中国仍然受到逼迫，但那些真正的基督信仰者们通过亲历耶稣的十字架，亲自体验了充满活力的信仰，教会因此得以活泼地成长发展起来。“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在教会成长中发挥种子作用的正是殉道式的信仰。

一位神学院的老师说，“我向主的一个祷告就是�s主啊，我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因为这是做主门徒的记号。如果在我的生命当中曾经为主受一些苦，我想这不是苦，这是主给我的福杯。我知道以后的路程还遥远着，也许还要流很多的泪，还要受很多的苦，但是我要坚定地走下去。”
另一位传道人说，“受这些苦，我没有一点儿怨恨，因为我知道这些路程都是主耶稣已经走过的路程。所以我们从呼召那一天、从走出来那一天，我们就知道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么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步，我们没有埋怨过主。这是我们自己甘心情愿走上去的这条路。”

他们说：“神把中国教会摆在苦难当中，这是神在训练中国教会，预备中国教会，这是神给中国教会的一个变相的祝福。”今天，中国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们正在迫害，试炼和痛苦中播洒着耶稣的种子。而这种子是文明种子，是社会的光和盐。
基督教的历史从来就是苦难和逼迫中蒙恩的历史。但基督徒们在历史当中不仅获得了超越历史的胜利，而且也经历了历史的胜利。他们在苦难之中创造了荣耀，因着与基督同行坚险苦难的路，也与基督一同在历史中享受了荣耀。在两千年来的教会历史当中，那些逼迫教会，逼迫人喊万岁的皇帝们都死了，而耶稣仍然活着，这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木匠，他的死和复活，让整个世界得到了更新。从十二个门徒，经过二千年的没有刀枪和硝烟的、爱和宽容的征战，他赢得了全球近二十亿人的心，建立了全球最庞大的、自愿加入的精神帝国。而且这种精神带来了人类最辉煌的文学、最深邃的哲学、最美丽的艺术，最民主的制度、最繁荣的经济，而最关键的是，它改变了人心！
当代中国基督徒们所走的道路，曾经是一条寂寞，孤独，艰难的路，这路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一个乡镇到另一个乡镇，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这是上帝给中国人在给中国人铺一条通向�k的道路。那是一条洗刷罪恶的路，那是一条寻找灵魂的路，那是一条走向爱与宽容的路，那是一条走向希望的路，那是一条走向新生命的的路！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并涌向这条路。虽然这是一条继续背负十字架的路，但是人们找到了爱，找到了生命。（完）

真实的信仰

基督信仰是一种普世信仰，它不是某些特定的民族和人群的信仰，无论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其它肤色的人，都有份和有权获得福音。基督信仰也是一种影响人类文明生活每一部分的信仰。它不是关起门来什么也不做的信仰，而是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的道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做美好见证的信仰。我相信很多看到《十字架》这部影片的观众最大的感慨就是中国的信徒发展的这样快，人数有这样多。据最近的有关资料证实，中国的基督徒大约接近一亿人，近二十年来，基督信仰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开花结果，让许多中国人得到了心灵的救赎和生命的重生。中国大陆的基督徒除官方控制的“三自教会”外，大部分属于民间教会和家庭教会。影片中也主要记录了中国民间和家庭教会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家庭教会是中国教会的主流，福音通过他们的努力，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广为传播。神的大手已经开始抚摸中国这片伤痕累累的大地。
当我们回顾基督教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教的根是微不足道且卑微的----是由一位巡回布道的犹太人教师，在罗马政府统治下的以色列乡间传道并行神迹达三年半之久，而衍生出来的。然而今日遍及世上大多数的国家，已有十八亿以上的人公开承认自己是信靠他的！更有数以千万计的人以唯独事奉他，作为其生命的宗旨和目标。当耶稣基督取了人的样式，以人从未曾梦想过的尊贵和与生俱来的价值，陶冶了全人类的觉醒，无论耶稣碰过或做过什麽，都深深地改变了人类生命的那个层面。教会在这地上所做的有益改变甚过任何其他的运动或势力所带来的。美国学者史密特在《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一书中指出：“加入耶稣从来没有走过古代巴勒斯坦尘土飞扬的道路，没有受死，没有从死里复活，在他身边没有聚集这样一小群门徒去向外邦人传扬他的福音，西方将不会达到如此高水平的文明，并且赋予它如此深厚的、至今仍引以为荣的人文内涵。”基督教在中国的兴起，也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一些人为的灾难，特别是矿难。使无数的家庭遭受顶之灾。但每次灾难都没有唤起政府和民众更大的关心，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中国人缺乏对生命的敬畏。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法国工程师问他的学生说：“什么是矿坑里最宝贵的东西？”在学生们列举了各式各样的矿物之后，他对他们说：“矿坑里最宝贵的是矿工。”这种对生命的观点只有当人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深深打动之后，才可能具有。在信仰基督的国家里，杀婴和弃婴的事件基本消失了。是教会在这个地球上和中国设立弃婴之家，孤儿院，托儿所。透过教会，耶稣了结了杀婴之事。在基督教影响之前，妇女生命也是没有价值的，她们就是我们和母亲，姐妹和儿女。中国人是比较尊重老年人的民族，但盖敬老院观念是在基督教传入之后。是基督教兴起了全民教育的概念。大学也是有立基于基督教的现象；世界最好的大学是基督徒为基督教的目的而创立的。历史的发展证明，没有基督就没有人类的良善和文明可言。
近一百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学习西方的科技，制度和文化教育，但仍末能建立一个人民享有基本的自由与人权的民主共和国，就是因为中国的先行者们对基督福音的拒绝。他们不明白科技，制度和文化教育的根基乃是宗教信仰。中国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以前所未有的一至赶走了上帝之后，也为自己争取到了专制。没有基督信仰，就没有公义和爱；没有基督信仰，就没有自由和平等。至少对于美国式的民主来说这一判断是成立的。如果没基督教信仰，永远也不会有这样一个美国。托克维尔是一名法国人，他于 1830 年游遍美国时，惊讶地看到虽然美国人很宗教化，却也很自由，他写道：美国人将基督教的观点与自由如此亲密地在他们的脑中结合，以致无法使他们相信其中一项可以独立存在。在另一段，他也提到： 世上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基督教信仰对人类的灵魂有如此巨大之影响，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基督教的益处及其与人类天性之一致性对美国的影响，在这块世上最自由最文明的国土上，到处可强烈感受到基督教对她的影响。在《美国民主》一书中，他对自由作了一番重要的评论：极权专制可以不管信仰，但是自由不能。派崔克亨利，一位基督徒的爱国者，是美国革命时期口才极好的演说家，亨利最有名的演讲，也许是他在维吉尼亚州下议院前，那场改变历史的狂热演讲，他宣告道：“不自由，毋宁死！”亨利知道基督教对这个国家的建立有着极巨大的贡献。他说：“我们不可能不强调这个伟大国家的建基，乃是根源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因着福音而兴盛的！为了这个原因，其它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亦能在这里享受被保护和敬拜的自由。”美国的例子不应该是个个案。一位外国历史学家指出：“基督教理想被普遍接受并在实践中真诚地朝这理想努力的地方，那里就有充满生机的自由；而在基督教被忽略或拒绝，遭逼迫或羁缚于政体的地方，那里就有暴政。”你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个世界，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信仰，托克维尔还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一个人不想做奴隶，就必须有信仰 ”。但不幸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仰，所以充当了两千多年悲惨的奴隶！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中国到现在，中国人在独裁专制的野蛮深渊里像牲畜一样活了两千多年。哈维尔说过：“信仰不是一种迷惑人心的东西，它是一种内在精神指引，它把你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今天，发展中的中国教会正在上帝的引导下，开始做着这样的工作。在《十字架》这部影片中，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正在承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从认同基督教文化开始走入生命的信仰。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一大批的自由派年轻知识分子在至力于言论自由事业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及人性的“罪”有了全新的认识，并最终受洗归主，在耶稣基督里获得勇气与力量。由于他们在公共生活当中的知名度，也由于他们的热心努力，使基督教信仰成为中国的主流信仰和价值体系大大加快。
《十字架》这部影片通过给我们展示一幅幅既悲壮又感人的中国基督徒的追求信仰之路，让我们见证了上帝在中国的作为。也让我们看到，上帝从来没有放弃我们这个背谬的民族，上帝对我们的未来有一个极其美好的安排和期许。（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