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放逐

       二十年来，我们以生命亲友为借口，以生计饭碗为托词，以洁身自好为由头，卑微甚至卑怯地回避着暴力。二十年来，末世的分赃盛宴加重了整个社会的不公，吞噬着普世皆准的正义，深化了民族内心的势利与黑暗。我们的怯懦忍看，并非金刚怒目的见证；不敢挺身而出的谴责，就是一种对恶世的默许甚至纵容。我们无奈地看着那一代慷慨赴难的青年，转世投生为我们的孩子；却在一个市侩时代，一个整体歪曲历史的社会，在欺骗瞒哄中成长为缺乏天良和公义的“类人孩”【余世存发明词】。当那么多四肢健全的青年，丧失理想和人格，层出不穷地踊跃加入特情、线人、信息员，不以为耻地成为特务政治的帮凶，成为专制独裁的冲锋队，甚至成为虐杀同类的刽子手时；我们得承认，是我们的卑怯造就了他们的堕落和愚昧，造就了这个真相遮蔽谎言弥漫的不义社会。

      作者：村上春樹 
      编按：以色列政府空襲迦薩，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日本知名小說家村上春樹受到國內外壓力，猶疑是否該出席頒獎，結局是，他去了，並掀起了比小說更為震動世人的餘波。

      現年六十歲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被《時代雜誌》喻為當代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三度問鼎諾貝爾文學獎，被媒體形容為繼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後，「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日本人」。他包括《挪威的森林》在內的多部長篇小說作品，陸續被翻譯成四十多國語言，全球銷售超過兩千萬冊，近年陸續獲得捷克「卡夫卡文學獎」、愛爾蘭「法蘭克．歐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等多項國際文學獎項肯定。今年二月初，村上春樹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該獎項每兩年頒發一次，表彰對人類自由、社會公平、政治民主具貢獻的作家。歷屆得獎者包括西蒙波娃、羅素、米蘭昆德拉等。諷刺的是，頒發獎項的以色列政府，近來空襲迦薩，備受國際和平團體批評。日本輿論因此要求村上春樹為避免被認為支持以色列近來的軍事行動，應拒領該獎項，否則將抵制其作品。但二月十五日，村上春樹在國內外壓力下，仍選擇赴耶路撒冷出席頒獎典禮。他更出人意料地，在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面前，公開批判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同時一吐作為文學創作者，希望透過描寫微不足道的個人，對抗既有權力和體制的深層意義。

       村上春樹於耶路撒冷的英語演講辭「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道出個人應有的道德勇氣、與對體制霸權的深刻反省，隨即被國際媒體競相轉載，更超越文壇，在國際政治、人權組織間引起廣大迴響。以下是村上春樹演講辭全文翻譯。

      今天我以一名小說家的身分來到耶路撒冷。而小說家，正是所謂的職業謊言製造者。

      當然，不只小說家會說謊。眾所周知，政治人物也會說謊。外交官、將軍、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建築師亦不例外。但是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沒有人會責怪小說家說謊不道德。相反地，小說家愈努力說謊，把謊言說得愈大愈好，大眾和評論家反而愈讚賞他。為什麼？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作出幾可亂真的小說情節，小說家才能將真相帶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賦予它新的光輝。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幾乎無法掌握真相，也無法精準的描繪真相。因此，必須把真相從藏匿處挖掘出來，轉化到另一個虛構的時空，用虛構的形式來表達。

      但是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們心中的某處。這是小說家編造好謊言的必要條件。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我會盡可能地誠實。我在一年之中只有幾天不會說謊，今天剛好就是其中之一。

      請容我告訴你們真相。

      在日本，許多人建議我不要來這裡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堅持前來，他們會聯合抵制我的小說。主要的原因，當然是迦薩正在發生的激烈戰鬥。

     根據聯合國調查，在被封鎖的迦薩城內，已經有超過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孩童和老人。

      我收到獲獎通知後，不斷問自己：此時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學獎，是否正確？這會不會讓人認為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或認為我支持一個發動壓倒性武力攻擊的國家政策？老實說，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書被抵制。

      經過反覆思考，我還是決定來到這裡。原因之一是，太多人反對我來。我和許多小說家一樣，總是要做人們反對的事情。如果有人對我說，尤其是警告我說，「不要去」、「不要這麼做」，我通常反而會特別想去、特別想做。

      這就是小說家的天性。小說家是特別的族群，除非親眼所見，親手觸摸，否則他們不會相信任何事情。

      我來到這裡，我選擇親身面對而非置身事外；我選擇親眼目睹而非矇蔽雙眼；我選擇開口說話，而非沉默不語。

      但是這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政治訊息。判斷對錯，當然是小說家的重要責任，但如何傳遞判斷，每個作家有不同的選擇。我個人偏好用故事、尤其用超現實的故事來表達。因此，我今天不會在你們面前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

     不過，請容我在這裡向你們傳達一個非常私人的訊息。這是我創作時永遠牢記在心的話語。我從未將這句話真正行諸文字或貼在牆壁，而是刻劃在我心靈深處的牆上。這句話是這樣的：

     「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誰是誰非，自有他人、時間、歷史來定論。但若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寫出站在高牆這方的作品，這作品豈有任何價值可言？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這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涵義。

     更深一層的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

     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給予每個靈魂尊嚴，讓它們得以沐浴在陽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於提醒世人，在於檢視體制，避免它馴化我們的靈魂、剝奪靈魂的意義。我深信小說家的職責就是透過創作故事，關於生死、愛情、讓人感動落淚、恐懼顫抖或開懷大笑的故事，讓人們意識到每個靈魂的獨一無二和不可取代。這就是我們為何日復一日，如此嚴肅編織小說的原因。

     我九十歲的父親去年過世。他是位退休老師和兼職的和尚。當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書時，被強制徵召到中國打仗。

     身為戰後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壇非常虔誠地祈禱。有一次我問他原因，他說他是在為所有死於戰爭的人們祈禱，無論是戰友或敵人。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環繞著死亡的陰影。

     我父親過世了，帶走那些我永遠無法盡知的記憶。但環繞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陰影卻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東西之一，卻也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們傳達一個訊息。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我們都只是一枚面對體制高牆的脆弱雞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

    請花些時間思考這點：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就是我想對你們說的。（全文完）

 

按照目前学者的不同估算，从1975年4月到1979年元月不足四年的时间里，波尔布特政权造成二百万上下的柬埔寨人死于非命。在一个当时总人口中在七百万至八百万之间的小国来说，这一数字是骇人听闻的。而更为不可置信的是在这些死亡人口中直接被红色高棉屠杀致死的就达百万人之多。同世界其他共产主义政权相比，前有苏联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近有中国五十年代的大饥荒，虽然均呈现出共产主义制度的血腥，但柬埔寨红色高棉仍然独树一帜，以其时间之短、比例之高、屠杀之暴烈来说，波尔布特政权恐怕在世界范围内罕有其匹。正是因此，有学者将红色高棉看作人类理智难以企及的难解之恶。有人认为，同希特勒种族屠杀一样，红色高棉对自己同胞的屠杀也有其唯一性。与其说红色高棉是共产主义政权中最为极端的一支，毋宁说它是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法西斯。

 
     各位同胞：

     今天我站在这里，为眼前的重责大任感到谦卑，对各位的信任心怀感激，对先贤的牺牲铭记在心。我要谢谢布什总统为这个国家的服务，也感谢他在政权转移期间的宽厚和配合。

     四十四位美国人发表过总统就职誓言，这些誓词或是在繁荣富强及和平宁静之际发表，或是在乌云密布，时局动荡之时。在艰困的时候，美国能箕裘相继，不仅因为居高位者有能力或愿景，也因为人民持续对先人的抱负有信心，也忠于创建我国的法统。

     因此，美国才能承继下来。因此，这一代美国人必须承继下去。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正置身危机核心，我国正处于对抗深远暴力和憎恨的战争。我们的经济元气大伤，是某些人贪婪且不负责任的后果，也是大众未能做出艰难的选择，为国家进入新时代做淮备所致。许多人失去房子，丢了工作，生意垮了。我们的医疗照护太昂贵，学校教育辜负了许多人。每天都有更多证据显示，我们利用能源的方式壮大我们的对手，威胁我们的星球。

     这些都是得自资料和统计数据的危机指标。比较无法测量但同样深沉的，是举国信心尽失─持续担心美国将无可避免地衰退，也害怕下一代一定会眼界变低。

     今天我要告诉各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真的，挑战非常严重，且不在少数。它们不是可以轻易，或在短时间内解决。但是，美国要了解，这些挑战会被解决。

     在这一天，我们聚在一起，因为我们选择希望而非恐惧，有意义的团结而非纷争和不合。

     在这一天，我们来此宣示，那些无用的抱怨和虚伪的承诺已终结，那些扭曲我们政治已久的相互指控和陈旧教条已终结。

     我们仍是个年轻的国家，但借用圣经的话，摆脱幼稚事物的时刻到来了，重申我们坚忍精神的时刻到来了，选择我们更好的历史，实践那种代代传承的珍贵权利，那种高贵的理念：就是上帝的应许，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追求全然的幸福。

     再次肯定我们国家的伟大，我们了解伟大绝非赐予而来，必须努力达成。我们的旅程从来就不是抄捷径或很容易就满足。这条路一直都不是给不勇敢的人走的，那些偏好逸乐胜过工作，或者只想追求名利就满足的人。恰恰相反，走这条路的始终是勇于冒险的人，做事的人，成事的人，其中有些人很出名，但更常见的是在各自岗位上的男男女女无名英雄，在这条漫长崎区的道路上支撑我们，迈向繁荣与自由。

     为了我们，他们携带很少的家当，远渡重洋，追寻新生活。

     为了我们，他们胼手胝足，在西部安顿下来；忍受风吹雨打，筚路蓝缕。

     为了我们，他们奋斗不懈，在康科特和盖茨堡，诺曼地和溪山等地葬身。

     前人不断的奋斗与牺牲，直到双手皮开肉绽，我们才能享有比较好的生活。他们将美国视为大于所有个人企图心总和的整体，超越出身、财富或小圈圈的差异。

     这是我们今天继续前进的旅程。我们仍旧是全球最繁荣强盛的国家。这场危机爆发时，我们的劳工生产力并未减弱。我们的心智一样创新，我们的产品和劳务和上周或上个月或去年相比，一样是必需品。我们的能力并未减损。但是我们墨守成规、维护狭小利益、推迟引人不悦的决定，这段时期肯定已经过去。从今天起，我们必须重新出发、再次展开再造美国的工程。

     我们无论朝何处望去，都有工作必须完成。经济情势需要大胆、迅速的行动，我们将有所行动，不光是创造新工作，更要奠定成长的新基础。我们将造桥铺路，为企业兴建电力网格与数位线路，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将让科学回归合适的用途，运用科技的奇蹟来提高医疗品质并降低费用。我们将利用太阳能、风力和土壤作为汽车的燃料和工厂的能源。我们将让中小学及大专院校转型，因应新时代的需要。这些我们可以作到。我们也将会作到。

     现在，有人质疑我们的企图心规模，暗示说我们的体系无法承受太多的大计画。这些人的记性不好。因为他们忘记了这个国家已经完成的成就，当创造力朝同一个目标发展，不受约束的男男女女可以完成何等成就，必要的是勇气。

     怀疑者无法理解的是他们的主张已经站不住脚，长期以来折磨我们的陈腐政治争议已经行不通。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政府太大或太小，而是有无功效，是否能帮助家庭找到薪水不错的工作，支付得起照顾费用，有尊严的退休。哪个方向能够提供肯定的答案，我们就往那里走。答案是否定的地方，计画就会停止。所有我们这些管理大众金钱的人都将负起责任，花钱要精明，改掉恶习，正大光明作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建政府与人民间最重要的信任。

     我们眼前的问题也不是说市场的力量是善或恶。市场创造财富和增加自由的力量无与伦比，但是这场危机提醒我们没有监督时，市场发展将失控，当市场只偏爱有钱人时，国家无法永续繁荣。我们经济成功的依据，不只是国内生产毛额的规模，还有繁荣可及的范围，以及我们将机会拓展给每个愿意打拼的人，不是因为施舍，而是因为这就是达到我们共同利益最稳健的途径。

     至于我们的共同防卫，我们认为必须在我们的自由和理想之间作一抉择是不确实的，我们拒绝接受。我们建国诸父在我们难以想像的危难之中。拟具了确保法治和人权的宪章，被一代代以鲜血扩大充实的宪章。这些理想依然照亮这个世界，我们不会为了便宜行事而扬弃它。同样地，今日在观看此情此景的其他民族和政府，从最宏伟的都城到家父出生的小村庄，我要说：任何一个国家、男、女、和孩童，只要你在追求一个和平且有尊严的未来，美国就是你的朋友，我们淮备再次带领大家。

     回想先前的世代力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靠的除了飞弹和战车之外，还有强固的联盟和持久的信念。他们知道单单力量本身不足以让我们自保，也不能让我们为所欲为。相反地，他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因为谨慎使用而增强，我们的安全源自我们理想的正当性，我们所树立楷模的力量，以及谦逊和克制所具有的调和特质。

    我们是这些遗产的保存者。在这些原则的再次指引下，我们可以面对那些新的威胁，这些威胁有赖国与国间更大的合作与谅解方能因应。我们将开始以负责任的方式把伊拉克还给它的人民，并在阿富汗建立赢来不易的和平。我们会努力不懈地与老朋友和昔日的对手合作，以减轻核子威胁，和地球的暖化。我们不会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道歉，也会毫不动摇地保护它，对那些想要藉由带来恐怖与杀害无辜以遂其目的者，我们现在告诉你，我们的精神强过你们，无法摧折，你们不可能比我们长久，我们必定打败你们。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拼装组合而成的遗产是我们的强处，而非弱点。我们是由基督徒和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印度教徒，以及非信徒组成的国家。我们由取自世界四面八方的各种语文和文化所形塑。而且由於我们曾尝过内战和种族隔离的苦果，并且在走出那黑暗时期之後变得更坚强和团结，这让我们不得不相信旧日的仇恨终究会过去，部族之间的界线很快就会泯灭。随着世界越来越小，我们共通的人性也会彰显，而美国必须扮演引进新和平时代的角色。

    对穆斯林世界，我们寻求一种新的前进方式，以共同的利益和尊重为基础。那些想播植冲突并把自己社会的问题怪罪於西方的领袖，须知你的国民藉以判断你的，是你能建立什麽，而非你能毁坏什麽。那些靠着贪腐欺骗和箝制异己保住权势的人，须知你门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而只要你愿意松手，我们就会帮忙。

    那些穷国的人民，我们保证会和你们合作，让们的农场丰收，让清流涌入，滋补饿坏的身体，喂养饥饿的心灵。而对那些和我们一样比较富裕的国家，我要说，我们不能再对国界以外的苦痛视而不见，也不能再消耗世上的资源而不计後果。因为世界已经变了，我们也要跟着改变。

    在我们思索眼前道路的此际，我们以谦虚感激的心想到，有些勇敢的美国同胞正在遥远的沙漠和山岭上巡逻。今天他们有话要对我们说，就和躺在阿灵顿（公墓）的英雄们世世代代轻声诉说的一样。我们尊荣他们，不只因为他们扞卫我们的自由，更因为他们代表着服务的精神；愿意在比自己更大的事物上找寻意义。而在此刻，能够界定一个世代的此刻，必须常驻你我心中的，正是这种精神。

    即使政府能做和必须做，这个国家最终仍得靠美国人民的信念与决心。在堤防决堤时，是人们的善心，让他们招待陌生人。是工作人员的无私，让他们宁可减工时，也不愿看到朋友失业，陪伴我们度过最黑暗时期。是消防员的勇气，让他们冲进满是浓烟的楼梯间。是父母心甘情愿培育孩子，最终决定我们的命运。

    我们的挑战也许是新的，我们迎接挑战的工具也许是新的，但我们赖以成功的价值观─辛勤工作和诚实、勇气和公平竞争、容忍和好奇心、忠实和爱国心─这些都是固有的。这些价值是真实的，是我们历史上进步的沈默力量。我们有必要找回这些真实价值。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勇於负责的新时代，每一个美国人都体认到我们对自己、对国家、对世界负有责任，我们不是不情愿地接受这些责任，而是欣然接受，坚信没有什麽比全力以赴完成艰难的工作，更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更能找到自我。

    这是公民的代价和承诺。

    这是我们信心的来源，体认上帝召唤我们创造不确定的命运。

    这是我们的自由和信条的真谛，为什麽不同种族和信仰的男女老幼能在这个大草坪上共同庆祝，为什麽一个人的父亲在不到六十年前也许还不能进当地的餐厅用餐，现在却能站在你们面前做最神圣的宣誓。

    让我们记住这一天，记住我们是谁、我们走了多远。在美国诞生这一年，在最寒冷的几个月，在结冰的河岸，一群爱国人士抱着垂死的同志。首都弃守，敌人进逼，雪沾了血。在那时，我们革命的成果受到质疑，我们的国父下令向人民宣读这段话：

    「让这段话流传后世，在深冬，只剩下希望和美德，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面临共同危险，站起来迎向它。」

    美国，面对我们共同的危险，在这个艰困的冬天，让我们记得这些永恒的话语。怀着希望和美德，让我们再度冲破结冰的逆流，度过接下来可能来临的暴风雪。让我们孩子的孩子继续流传下去，说我们受到考验时，我们拒绝让旅程结束，我们不回头，也不踌躇；眼睛注视着远方，上帝的恩典降临我们，我们带着自由这个伟大的礼物，安全送达未来的世世代代。
 

       当地时间15日晚上8时（北京时间16日9时），美国总统布什向全国发表电视告别演说，反思911恐怖袭击以及布什政府八年来为反恐所做的努力。布什的演说耗时10至15分钟，谈及他在总统生涯中获得的经验教训，以及他对未来的看法。

各位公民：八年来，我有幸担任你们的总统。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一段意义重大的时期——一个时间分界点。今晚，我怀着一颗感谢的心，请求一个最后的机会，就我们一起走过的旅程以及国家的未来，与诸位分享一些想法。五天后，世界将目睹美国民主的活力。按照我们立国时的传统，总统之位将传给你们——美国人民所选择的继任者。站在国会山的台阶上的，将是一个其故事可以说明我们国家持久承诺的人。这是我们全国的希望与骄傲的深刻。我和所有美国人一起，向总统当选人奥巴马、他的妻子米歇儿以及他们两个美丽的女儿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今晚，我满怀感激——感激副总统切尼以及行政成员们；感谢劳拉，她给这个家带来欢乐，给我的生活带来爱；感谢我们了不起的女儿芭芭拉和詹娜；感谢我的父母亲，他们的榜样为我提供了毕生的力量。最重要的是，我感谢美国人民给我的信任。我感谢你们的祈祷鼓舞了我的灵魂。我感谢你们在过去八年让我目睹了无数体现勇气、慷慨与仁慈的行动。

今晚，我的思绪回到我站在这个地方向你们致辞的第一个晚上——2001年9月11日。那天早上，恐怖分子夺走了近3000性命，这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遭遇的最严重的袭击。我记得于三天后站在世贸中心的废墟中的情形，周围是全天候工作的救援人员。

我记得我跟那些在五角大楼烟雾弥漫的走廊里工作的勇敢灵魂谈话，跟那些登上93号航班最终成为英雄的人们的妻子们谈话。我记得阿琳·霍华德（Arlene Howard），她把已经陨落的儿子的警察勋章给了我，提醒我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仍然戴着他的徽章。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美国人可以回归911之前的生活，但我就不能。每天早上，我都收到一份关于我国面临威胁的简报。我发誓要尽我所能保证我们的安全。

在过去七年，一个新的国土安全部成立了。军队、情报界以及FBI已经警告改造。我们的国家装备了新的工具去监控恐怖分子的活动，冻结他们的金融，打破他们的阴谋。而且在强大盟友的支持下，我们向恐怖分子以及那些支持他们的人们发起了战斗。

  　阿富汗已经从塔利班窝藏基地组织、在大街上对妇女行石刑的国家变成一个年轻的民主体，与恐怖主义斗争，鼓励女孩子去上学。伊拉克已经从一个残暴的独裁国家和美国的死敌变成一个位于中东之心的阿拉伯民主体，变成美国的朋友。

很多这些决定引起合法性的争论，但其结果却是无须争论的。七年多里，美国领土没有再遭遇又一次恐怖袭击。这要归功于那些日夜辛勤工作保卫我们的安全的人们——执法人员，情报分析家，国土安全和外交人员，以及美国武装部队的男女成员。

在危险时刻，公民自愿捍卫国家，这是我们国家之福。我珍惜与这些无私的爱国者以及他们的家人的会晤。美国欠你们一份感激。致今晚所有在聆听的全体男女军人：作为你们的三军总司令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我们的部队发起的战斗属于更为广泛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制度之间的斗争的一部分。在其中一种制度下，一小撮狂热分子要求全体服从一种压制性的意识形态，迫使妇女卑屈，杀害不信仰者。而另一种制度则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自由是万能的上帝赋予所有人的礼物，自由与正义照亮和平之路。

这是我们的立国信仰。从长期来看，推广这种信仰是保护我们公民的唯一可行办法。当人们生活在自由之中，他们就不会愿意选择追求恐怖主义运动的领袖。当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就不会愿意把生命交给暴力与极端主义。因此，美国在全世界推广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以及人的尊严。我们支持异见人士及年轻的民主体，提供爱滋病药物让濒临死亡的病人恢复生机，不让疟疾伤害母亲与婴儿。这个仅为自由而生的伟大共和国带领世界走向自由属于所有国家的新时期。

     八年来，我们还努力扩大国内的机会与希望。在全国，学生们正起来满足公立学校提高了的标准。一种新的医疗处方药福利正为长者及残疾人带来内心的平静。每一个纳税人要支付的收入税减少了。

透过以信仰为基础的项目，上瘾者与受苦者找到了新希望。脆弱的生命得到更好的保护。用于退伍军人的资金几乎翻了一番。美国的空气、水和陆地更加清洁。而且联邦法官席上有了像法官阿利托（Sam Alito）和首席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这样睿智的新成员。

当我们的繁荣面临挑战，我们起来面对。面对金融崩溃的前景，我们采取了果断措施保护我们的经济。努力工作的家庭面临非常困难的时刻，但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损失会严重得多。所有美国人团结在一起，凭着决心以及努力的工作，我们将让经济重上增长之路。我们将再一次向世界展示美国自由企业体系的弹性。

和此前负责这个办公室所有人一样，我曾经历挫折。如果还有机会，在一些事情上我会改变做法。然而，我在做事的时候总是心怀我们国家的最佳利益。我按照我的良心，并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你可能不会同意我所作出的一些艰难决定。但我希望你们明白我愿意作出这些艰难的决定。

未来十年，我们的国家将面临更多艰难的选择，一些指引性的原则可以指明我们的方向。

　尽管我们的国家比七年前安全，我们的民众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仍然是再度发生的恐怖袭击。我们的敌人很有耐心，决心再次袭击。美国没有寻求挑起冲突，也不应该遭受这些冲突。但我们已经肩负庄严的责任，我们必须面对。我们必须抵制自满。我们必须保持决心。我们绝不能放松警惕。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继续怀着信心与明确的目标与世界接触。面对海外的威胁，转向内部寻求安慰是很有诱惑力的。但是我们必须拒绝孤立主义及作为其同伴的保护主义。在21世纪，国内的安全与繁荣有赖于自由在海外的扩大。如果美国不带领自由事业，这项事业就得不到指引。

在我们解决这些挑战——以及其他一些我们无法在今晚预测的挑战时，美国必须维持我们的道德明确性。我经常跟你们说善与恶。这令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但善恶存在于世上，两者之间不会有任何妥协。无论在何时何地，把杀害无辜者作为推广意识形态的手段都是错误的做法。

让人们摆脱压迫和绝望是永远正确的。国家必须继续为正义和真理发言。我们必须始终愿意行动起来捍卫它们，推进和平的事业。

杰斐逊总统曾写道，“我喜欢未来的梦想更甚于过去的历史。”在我离开这个他于两个世纪前所在的地方时，我赞成他的这种乐观精神。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充满活力、不断成长和自我更新。甚至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都会放眼前面广阔的地平线。

我对美国的诺言有信心，因为我知道我们人民的特质。这是一个鼓励移民为自由的梦想而冒险的国家。这是一个公民可以在危险的时刻表现平静，在苦难面前展示怜悯的国家。我们看到，我们周围就有美国特质的榜样。劳拉和我已经邀请当中一些人今晚到白宫。

我们看到里卡斯钠博士（Dr. Tony Recasner）的美国特质，这位校长在卡特里娜飓风的废墟中开办一所新的特许学校。我们看到麦地那（Julio Medina）身上的美国特质，这位前囚犯带领一个以信仰为基础的项目，帮助囚犯重回社会。我们在上士麦达德（Staff Sergeant Aubrey McDade）身上的美国特质，他负责伊拉克的一次埋伏并拯救了三名同伴的海军陆战队队员。

　　我们在克里斯托夫（Bill Krissoff）这位来自加州的外科医生身上看到美国特质。他的儿子内森（Nathan）是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伊拉克献出了生命。当我和克里斯托夫及其家人会面时，他带来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新闻：他告诉我，他像加入海军医疗队以纪念他的儿子。这位好人60岁了——比年龄上限大了18岁。

但他的豁免申请得到了批准，而且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已经接受战地医学训练。克里斯夫少校今晚不能出席，因为他很快就要部署到伊拉克，在那里，他将帮忙拯救美国受伤的勇士，维护他已逝儿子的遗产。

从这些公民身上，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最美好的一面——弹性与希望，关怀与强大。这些优点让我对美国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我们曾面临危险与考验，前面还会有更多危险与考验。但凭着人民的勇气，以及我们对理想的信心，这个伟大的国家永不疲惫……永不动摇……永不失败。

　担任你们的总统是我一生的荣幸。我们有过好日子也有过艰难日子。但每一天，我都因我们国家的伟大而受到鼓舞，都因我们民众的善良感到振奋。能够代表我们所爱的这个国家，这是我的福份。我将永远为一个比其他任何头衔更有意义的身份而感到荣幸：美利坚合众国公民。

　最后，我的美国同胞们：晚安。愿上帝保佑白宫和我们的下一任总统。愿上帝保佑你们和我们了不起的国家。谢谢你们。

     鲁国平先生写了一篇《韩寒的08年度公民责任奖，非发不可吗？》（多个网站可见），批评公盟给韩寒发奖是因为公盟做事太少、知名度太低，凑个奖项来借韩寒出名。

     对于这种基于误解的批评，公盟自然不屑于自辩，我非公盟人，但公盟这些年来大致做了些什么我还是略知一二，所以越俎代庖说几句，倘若说得不到位，想必公盟同仁们会原谅我的。

     公盟是2003年成立的，前身是阳光宪政网，其宗旨是以公开的公民行动推动中国的和平宪政事业，其创始人是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就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建议书的许志永先生、滕彪先生和俞江先生。成立这一NGO性质的组织之后，公盟开始了切实推进中国和平宪政改革的具体行动，举其大者，有推动基层直选、代理孙大午案、代理南方都市报案、代理陈光诚案、提出关于信访的建言报告、帮助被搬迁户维权、户籍制度改革立法研究、帮助三鹿奶粉受害者索赔、推动律协直选、调查黑监狱等等（部分详情可见《公盟成长足迹》http://www.gongmeng.cn/com_3.php）。

     正是在上述但不限于上述工作中，公盟的一些工作人员，如许志永、滕彪、郭玉闪等人，在具体行动中担当了比绝大部分如我这种书斋空谈者更多的公民责任和社会道义，而且他们勇于甚至默默地承受着来自政府各种暂时的误解乃至伤害，有些情况下，连基本的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许志永先生曾多次遭到政府工作人员野蛮的肢体攻击，而滕彪先生则因其多年来的公民担当曾经“被失踪”数天，郭玉闪先生也屡遭“出有车，入有从”的特别待遇。

     公盟作为一个组织，在温和与执着地推进和平宪政的过程中，遭受过种种不为人知的不公平待遇，但公盟依然不改初衷，尤令人钦佩。

     也许是出于我自己的私心谬见，也许是因为我孤陋寡闻，在目前中国各类NGO组织中，我以为相对而言，在以维权为主要手段推进公民社会方面，公盟可能做得最扎实最具体最有法意识担当，且理念中正、行动公开。不过，由于目前中国的言论自由度还很有限，公盟的大量活动无法得到全面充分的宣传，所以公盟确实知名度不高，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有这组织的存在，我想这不是因为他们做少了，而恰是因为他们做得很多，从而获得的一个合乎目前国情的低名待遇。

     给韩寒颁奖，据我所知，这是公盟内部相关工作人员在对十九位候选人多轮投票的产物，并不是哪个人心血来潮的结果。鲁先生认为韩寒做公民做得不够，要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实在不容易，因为到底什么是够，够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很难争论。不说别的，至少韩寒在汶川大地震救灾中的表现，就不是包括我在内的这种空谈家做得到的；他说真话的勇气，为社会争取言论自由方面所做的贡献，也是许多人还做不到的。至于还有一些令我和公盟敬佩的良心犯们，为这个社会承担了更多，他们没有获奖，这理由还用我说吗？你可以说在颁奖这事上，公盟是懦夫（正如为公盟辩护的我本人也是懦夫），但公盟的具体成员如许志永先生、滕彪先生、郭玉闪先生都是我钦佩的骨耿担当之士，只是作为一个团队，就不能以匹夫之勇而毁其事业，留得青山，以便有做下顿饭的柴禾。

     鲁国平先生承认韩寒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锐作家，但不承认韩寒能算是个真正的公民，他认为韩寒担当得太少了。完美的、理想类型的公民，说实在的，我没见过，就是监狱里的良心犯们也不可能是，我倒觉得做人做事不妨对自己严格一点，对没有伤害公共道德的具体个人宽容一点，这样也许更有益于社会。不必苛责具体的他人是否为这个社会做少了，多欣赏为社会做事的人。

     至于鲁先生说韩寒揶揄公盟，这更是鲁先生的误读，韩寒在获奖感言里的话，是韩寒一贯的风格，他的批评针对的根本不是公盟，不然他不必花很长时间了解公盟之后并决定接受这个奖，他希望将来这奖不知道该颁给谁好，恰是对公盟理念的认同，即使韩寒不屑于这个奖，拒绝这奖项，也很正常——颁奖领奖像谈恋愛，愛是自由的，是否接受愛也是自由的。

     在这个时代，做个愁眉苦脸、苦大仇深的公民已经不容易，像韩寒那样能够以欢快地心情去做个公民则更加不容易，公盟要倡导的理念之一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去做公民。鲁先生之所以对韩寒获奖如此误会，我希望他不是因为韩寒的快乐，以为快乐就不能担当了，实际上以欢快的心态去担当更难却更有成效——这说明他有平常心，而这是做好任何事情的起点。公盟的信念、目标就是希望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能够做个快乐阳光的公民，极而言之，哪怕暂时还缺乏做公民的条件，也要在快乐中逐步脱掉臣民的行头，穿上公民的衣冠，恰恰在这点上，韩寒是目前绝大部分浮出水面的公民们都比不上的。

     我想倘若不是出于误会，鲁先生真不必对公盟目前的知名度抱以嘲笑的态度，看鲁先生的其他文章，觉得他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时评人，不过这次的误会倒是坏事变好事——因为他的误会，我正好可以尽点说空话者的绵力——就是鲁先生说的借韩寒替公盟炒作。当然，我真诚地相信鲁先生绝无借韩寒炒作自己之意，他对公盟的批评完全是出于对公义的担当——任何一个具有组织性质的机构，都毫无疑问地应该承受来自社会的批评和质疑，哪怕是出于误解甚至恶意，苛刻的监督会使得各种社会组织做事更有章法。

     鲁先生对公盟的误会，我以为至少提醒了公盟的同仁们，公盟在不遗余力做事的同时，还应当不遗余力地炒作自己，把阳光宪政、和平宪政的理念、快乐公民的精神，炒作得遍入神州每一寸土地，公盟目前暂时没有吹鼓手，我就多管闲事一次，以后公盟就自己去炒吧。

     2009年1月2日於追遠堂

      以“文明冲突论”而闻名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也译杭廷顿），在圣诞节前一天去世。两天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军事冲突爆发。这场至今持续的危机，似乎在佐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因以色列人多信奉犹太教，哈马斯所在的巴勒斯坦，是信伊斯兰的穆斯林世界。

      巴以冲突是个老话题，在过去半个世纪，这种区域冲突从未间断。但是如果用它来证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并不具说服力。因为同是穆斯林国家，土耳其早在1952年就加入了西方军事集团“北约”，并在朝鲜战争中和美军协同作战，抗击金日成的共产军队。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是印尼，有两亿穆斯林，但近年也走向民主，也没和西方发生军事冲突。在十亿人口的印度，有一亿三千万穆斯林，不仅没有与西方冲突，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只从这几个例子也起码可以看出，巴以冲突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宗教和文化，而是民主和专制这两种价值的冲突。

      在伊拉克被美军解放进行民主选举之前，以色列一直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从1948年建国至今，以色列已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31届政府，今天的艾胡德?奧爾默特是第12位总理（奧爾默特和中国还有点关系，他祖父是中国的犹太侨民，父亲在哈尔滨长大，说流利中文，22岁时移居以色列。奧爾默特曾去哈尔滨给祖父扫墓，据说可以听懂中文）。

      由于有民选制度，以色列的政府就必须听从民意，无论是左翼、右翼执政，还是中间派上台，都是选票决定。在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各种政策都可以被自由地辩论，所以多数选民形成的政策倾向（投票）自然最接近现实，迫使政府的对外政策朝向理性、务实；否则下次选举就得下台。

      正由于以色列是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所以成为中东最自由、最富有的国家。虽然土地之少（不到二万平方公里）在全球只占第151位，但生产总值却排世界第44位；人均收入二万六美元（2006年），排世界第28名。

      反观巴勒斯坦，不仅没有民主，经济更非常落后。在中国最疯狂的文革时代，当权者还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而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们，从来不用促生产，因为有伊朗（以前还有萨达姆的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提供资金和援助，他们只管抓革命，对抗以色列。中国人印象很深的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一直独掌大权35年，一直到死；掌权长度超过毛泽东、斯大林、波尔布特等（古巴的卡斯特罗掌权最长，到2009年，就掌权50年！）而且阿拉法特曾进行过20多年像今天宾拉登那种恐怖主义活动，虽后来放弃，但像他手下的“烈士旅”（这名字就令人恐怖），还有哈马斯，都是著名的恐怖组织。哈马斯的头子曾公开说，“犹太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爱惜生命”。于是他们就抓住这个“致命弱点”，用杀害以色列平民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

      专制本身，就是阻扰一切人类进步的恶魔，而有意杀害平民的恐怖主义手段，更是对人类最基本的文明的挑战。今天，巴以冲突的根本症结就在这里！

      但每当有巴以冲突时，那些阿拉伯专制国家，还有某些西方左派媒体，更有ZG喉舌等，就异口同声谴责以色列，说它以强凌弱，造成大量难民，不让巴勒斯坦建国。但这些指控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一，关于建国和难民。早在1947年联合国就通过决议，同意巴勒斯坦分治建国，但它自己没有建立；反而在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就同埃及、约旦、叙利亚等五个阿拉伯国家，一起进攻以色列，要把这个刚成立的国家灭掉。结果阿拉伯联军被以色列打败，由此造成了几十万巴勒斯坦难民。如果追究这个责任，也是阿拉伯国家侵略在先，是他们自己的政策错误造成的。

      第二，关于以强凌弱。以色列和周边阿拉伯国家发生的几次战争，要么是因那些阿拉伯国家联手进攻以色列，要么是以色列先发制人，阻止他们明显的入侵企图。阿拉伯国家发动的这些战争，全部的目的，就是今天伊朗总统所宣称的，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他们就是不让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中东存在，要把它赶进大海。以色列是联合国1947年通过决议同意成立的国家（美苏等33国赞成，13国反对，10国弃权），并在建国第二年就加入了联合国，为什么一个至今已有60年历史的联合国成员国，就不可以在这个地球上存在？

      美国一直不承认古巴共产政府，但美国绝不会不让古巴这个国家存在。近年美国打了两场战争，铲除了萨达姆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但美国却没有不允许这两个国家存在，反而投进大量人力财力保护这两个国家并促其发展。今天，哈马斯、阿拉法特的传人们，还有伊斯兰世界的毛拉们，就是不让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地球上存在，就凭这一条，这场冲突的是非就一目了然。

      而且以色列只有728万人（2008年），而阿拉伯国家有一亿多。不能因为每次战争阿拉伯国家都被打败，就说它是弱者。更不应用强者、弱者来划分对错。举例说，大家都在电视上看过警察追击罪犯的现场直播，警察的车是一流的，武器也高级，而被追击的罪犯，往往开着破车、拿着二手货的枪。难道你就因为警察是强者，就同情、甚至支持那个的被追击的所谓“弱者”吗？有人会说，你这样比喻，不是等于把那些阿拉伯国家说成是罪犯了吗？没错。那些对内实行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对外还要剥夺以色列人的地球生存权，并使用人类有史以来最卑劣、最残忍的自杀炸弹方式，有意杀害平民，炸超市，炸公共汽車，甚至炸婚礼，炸教堂，炸校园，炸老人療養院，主导这些恶行的国家不是罪犯又是什么？！

      以色列最常被指责的，是霸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在阿拉伯国家进攻以色列的战争中，以色列确实乘胜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约旦河附近等一些土地。但在埃及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并保证和平相处之后，以色列就把西奈半岛还给了埃及，后来约旦承认了以色列，双方土地问题也同样得到解决。对于巴勒斯坦人也是这样，早在几年前，以色列军队就撤出了加沙地带，把巴勒斯坦交给阿拉法特的巴解来管理。但哈马斯们却把加沙等地，变成了恐怖袭击以色列的基地。以色列在西岸地区花巨资修筑了681公里的围墙，防止哈马斯越境袭击，但哈马斯却在围墙底下挖地道，还是进入以色列滥杀无辜。只要人多的地方，他们就用自杀炸弹去炸。他們不僅不珍惜別人的生命，也不看重自己的命。这次巴以冲突，起因就是哈马斯向以色列居民区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忍无可忍，必须反击。这和2006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轰炸是一样的，当时也是因为恐怖组织真主党越境杀害以色列人。

      所以，连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也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中东要想有永久和平，阿拉伯国家必须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但只要巴勒斯坦没有民主，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继续目前这种利用宗教煽动民族主义狂热、继续哈马斯的恐怖主义，那么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就不会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所以说，根本的问题，还是民主和专制的冲突问题。而不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文化会有冲突，但文明没有冲突。那种有意杀害平民的恐怖主义不是文明，那种女人不如一头骆驼值钱的价值观不是文明，那种毛拉们一手遮天的政教合一统治不是文明。

      近年常在半岛电视等跟毛拉们辩论的来自阿拉伯的杰出女性苏尔丹（Wafa Sultan）提出一个远高於亨廷顿的观念，她说，“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我们目睹的这场在全球范围的冲突，不是宗教的冲突，或文明的冲突。它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东西、两个时代的冲突；它是那种属於中世纪的心理和21世纪的思维之间的冲突；它是先进和落後的冲突；文明和原始的冲突；理性和野蛮的冲突；它是自由和压迫的冲突；是民主和专制的冲突……”

        2008年12月31日于美国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随着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的发表，从而结束中美关系的斡旋“挟起皮包走人”的司徒雷登先生，终于在他辞世46年之后魂归故里。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滞留美国的遗骨，由傅泾波之子傅履仁先生恭捧，在美国国务院的两名派员陪同下，飞抵中国大陆，安葬于浙江省杭州市安贤陵园。该园是浙江省的着名陵园，在那里安眠有不少古今名人贤者。司徒先生虽然未能如愿回归燕园与夫人合葬，但安眠在父母身边也可了却这位杭州荣誉市民魂归故里的心愿，在天之灵可以无憾矣！

     陵园位于杭州市郊半山水洪庙。司徒的墓碑上鎸刻着他的头像，下署“1876-1962”和中英文姓名及“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字样。

     迟到的此次司徒雷登葬礼，是由中国浙江省外办根据“上面的意思”安排的，由杭州“名人纪念馆”出面举行简单而庄重的仪式。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委派蔡公期、郭务本、蒋彦振三名代表出席安葬仪式。杭州的校友姚林杰，以名人纪念馆的特邀嘉宾资格参加了安葬活动。

     司徒雷登作为当年的美国驻华大使，奉命于1949年8月2日飞离南京后，就与中国隔断了联系。他回到华盛顿即被告诫：勿乱说话！避免与公众接触。他晚年孑然一身，闭门不出，形同软禁。抵美三个月后，因患中风偏瘫被送进海军医院。当年73岁的他，时刻想念他的亲人——其父司徒尔特牧师是1913年在杭州逝世的；母亲玛丽路易丝?霍顿于1925年病故，与其父合葬于杭州。1926年，司徒雷登夫人陆爱琳（Aline Rodd）在北京逝世，葬于燕园东门外墓地。他的亲人遗骨都安葬在中国。他的一生事业也都在中国。因此，他时刻铭记着，不忘情中国。

     他在美国住院的四个月里，只有他在中国时的学生和助手傅泾波每天去探望、守护，直到他出院。傅泾波在华盛顿用私人积蓄购买了一所两层楼房，把司徒接到家中，当父亲一样赡养起来。后来，傅的妻室和两个女儿也到了华盛顿，与傅一起照顾司“徒老人的起居，直到老人辞世。有人认为，这既体现了华夏文明传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感情，也是当年“燕大一家”精神的生动实践。

     1960年司徒卧床不起时，留下两个心愿：“物归原主”和“魂返燕园”。他早在1954年预感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就写下遗嘱，把自己的全部文件赠给傅泾波，并要求傅替他完成两个心愿：（1）将1946年周恩来在重庆时送给他的那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2）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未名湖畔他妻子墓穴身旁。

     1962年9月18日司徒雷登在华盛顿与世长辞，享年86岁。那时，明代彩绘花瓶已经送回南京“物归原主”作为文物收藏；但其遗骨仍滞留美国由傅家保管。他在华盛顿的葬礼是在中国民族乐曲《阳关三叠》声中结束的，当时有几百名燕大校友从世界各地赶来，为这位在华长期从事教育的燕京大学首任校长送别。

     由于种种原因，司徒雷登的遗骨迟迟未能送回中国。几经波折，后来傅泾波也逝世了。司徒的遗愿就只能由他的子女担当下来。经过漫长的期待，斗转星移。司徒在杭州的故居经过当地政府的修缮，辟为“名人纪念馆”对外开放，意味着这位杭州“荣誉市民”的一生终于受到有识之士的肯定。此后，司徒雷登的遗物陆续于2002年10月、2003年9月、2005年9月、2006年11月，分别由傅泾波的二女（华裔着名画家）傅铎若女士、三女（全美华人协会华盛顿分会会长）傅海澜女士、幼子（美国退役将军，“百人会”会长）傅履仁先生整理出来，经由燕京大学校友会搭桥，分批赠予杭州名人纪念馆收存。2007年12月3日在杭州市耶稣堂弄的司徒故居举行了隆重捐赠仪式。浙江省和杭州市的有关党政领导包括也莅临了。12月4日《杭州日报》以特号字体《欢迎荣誉市民司徒雷登魂归故里》为题报道了捐赠活动，并刊登照片，包括遗物中的1946年杭州市颁发给司徒雷登的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此前，傅履仁将军率领“百人团”访问北京时，2007年11月28日受到吴邦国委员长的高规格会见，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都作了报道。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安葬仪式，终于为傅家46年的辛劳和不懈努力，以及众多燕京学子的殷切期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一位朋友经常感叹，他们单位的一把手独裁、自私，凡事都从一己私利出发，只要对他个人有利的，能捞到好处的，必优先抢占，每天上班就躲在自己的办公室，什么正事也不做，把份内之事也都安排给其他人去做，稍有不顺从，必遭他的嫉恨，立竿见影要进行打击报复，作风之专横，态度之野蛮，而且那么肆无忌惮，都令这位正直的朋友有点忍受不了，认为在这样的领导下，自己是没有好日子过的，并常常将原因归结于这位领导的血型、性格。其实，天下乌鸦一般黑，每个单位，大大小小，都是大同小异，都是中国版专制的缩影，与个人的性格关系不是很大，根子还是在于我们的体制，完全是从上到下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控制型的结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上级任命的单位头头是容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反抗的，他代表的是一级权力，哪怕芝麻再小，也是自成一体，他只对上负责，对下就可以颐指气使了，他掌握的权力范围内，他有资源分配权，他之所以尽最大可能地优先占有资源，这是他手中的权力所决定的。在这种权力机制下，即使他本性善良，也会被权力异化，逐渐变成一个冷血、自私、贪婪的人。

     有时候，我会劝这位朋友几句，说一切都会过去的，这种体制也总有改变的一天。他的回答让我一时无语，人的一生就那么些年，这样的权力体制一拖给你拖个几十年、一百年，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指望？是啊，从这种落伍的权力体制过度到现代政治，起码现在还看到一点痕迹，没有权力的人活在这个社会是看不到什么出路的。

     谢韬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就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晚年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在他85岁时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充满了悲凉和沉痛之感：

     "我们曾是真正忠心的毛派、左派、歌德派，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的赶不走派。后来觉悟了，仍然是护党派、改革救党派，想方设法要救这个党，改善党，想党变好，但悲哀在于逐渐发现，这个党是很难救了，积重难返了，救不了了。怎么办！？一个是转变，改弦更张，大气量，大手笔，大政策，开历史新局面，这可能性极小，一个是自我瓦解，自我毁灭，被人民抛弃。这是历史的悲剧，人民（包括我们这一代）付出了那么多的历史代价，却换来一个历史悲剧，这更是悲剧中的悲剧。"

     谢老先生的悲哀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哀，在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在年轻时代满腔热血参与革命的老人中，那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等到他们晚年觉醒时，一切都已晚了，大错已经铸成，悲剧已经发生。悲凉之雾，正笼罩着华夏大地，即便西门庆式的享乐也遮掩不住这种时代的气氛。

     改革到目前已成为一个虚词，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改革的意义是虚无缥缈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对于强势集团而言，改革意味着更大的利益，如何最大限度地占有财富、占有社会资源，如何继续世代保持荣华富贵，这是强势集团全部的出发点，对他们有利的，就要不惜代价去做，对他们不利的，也同样不惜代价阻止。于是，我们眼看着这个社会一天天地腐烂，整体上的、制度性的腐败侵蚀着社会的每个毛细血管，每个具备正常思维能力和良知尚存的人却都无能为力。民众，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想现在那样感到无力，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挫伤了整个民族，使人艰于呼吸。许多时候，我们都陷入这样一种无力、无奈的状态中，思前想后，感到黑暗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强大得甚至还可以延续一百年。由于生命的短暂，我们很可能没有机会过上一天真正舒心的日子了。

     改革和反腐一样都成为舞台上的道具，需要时伸手取来，不需要时放在一边。官场上，谁也不想启动一场风险莫测的改革，拿自己的乌纱帽开玩笑，权位比什么都重要已成为多数官员的共识。民间社会，马铃薯式的芸芸众生早已习惯了认命，即使打着各种漂亮旗号的人，有几个不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奔忙。改革，改革，多少罪恶借汝之名而行。正是在改革、发展的堂皇名义下，一个个房地产大鳄、IT神话、行业垄断的王国登场了，他们掌握了这个国家最大多数的经济资源，他们占据了借改革之名带来的全部好处，他们的利益是与权力不受制约的前现代政治捆绑在一起的，他们没有理由支持真的改革，保持现状乃是他们的首选。他们分享着美丽的大饼，生活在比天堂还要天堂的人间，他们当然不愿意进入没有人可以稳操胜券的市场竞争中，他们当然不愿意花更多成本去创立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机制，因为他们在世俗社会的成功本来就建立在不公正、不公平的基础之上，公平、公正是他们的克星。

     而今，利益的分配格局已基本完成，改革的动力已经丧失。对于强势集团尤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主动实行制度改革的可能性确乎不存在了，至少在表面上看不出来。因此，我们再也看不到力图有一番作为的光绪帝，光绪帝瀛台修钟的命运，胡、赵80年代的前车之鉴让沉浮在权力舞台上的人们胆战心寒，还有谁敢于冒失去权力的风险，去主张真正的改革？还有谁敢于拿自己的官场生命当儿戏，去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成也败也的考量、个人得失的计算超过了一切理想的冲动，已掌握一定权力资源的人不是按理想行事，而是按现实可能性行事的。这是个理想成为嘲弄的时代，社会的变迁完全是利益的杠杆在起作用，鲁迅说，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炉子也要流血，铁屋子如果没有人呼喊要把屋顶掀掉，是连窗户也开不出的。

     历史已进入这样一个阶段，那就是等待，也只剩下了等待，什么时候天才会亮？没有人知道，不会有人知道，也许很长，也许很短。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善于奔跑跳跃的野生羊群，被猎人们逼上了崖顶，前面是峭壁，回头是猎人的猎枪。从崖顶到对面的山峰，是任何一个最强壮的公羊也无法跳过去的。猎手们安逸地欣赏着这些即将到手的战利品，羊群经过短暂的骚动复归平静。惊人的一幕发生了，羊群里的羊自己组合，两两搭配，一只大公羊配一只小羊，或一只强壮的公羊与一只母羊结合，一对对先后向对面无法企及的山峰跳跃过去，当大公羊跃到最远的极限，正下坠落时，与它一起跳跃的小羊或母羊，以它脊背为踏板，猛力蹬踏，再度跃起，跳到山崖对面的山峰。而那只作为跳板的，自我牺牲，摔到崖下尸骨无存。一些小羊和母羊逃脱而生存，一个生命群落得以延续。 一个物种要延续他的生命，都知道保护他孩子的生命。类似的例子，在动物界数不胜数，当家牛群遇到狼群的围攻时，牛群会摆一个圆形的战阵，最外是年轻的公牛，用牛角与狼战斗，里一层是母牛，最里面是他们的孩子。蚁群过河时，用自己的身体勾连成一个中空的球体，中空里是它们刻意保护的幼蚁。种群、族群，都是通过这种牺牲、保护而延绵不绝。 有部美国人拍的二战影片，说的是一队纳粹敢死队化装成美国盟军，深入到盟军腹地执行特殊任务。他们在驻地与当地人和睦共处，有个驻地的小男孩不慎掉进了水槽，眼看就要被转动的水车给绞死。一个年轻的纳粹队员跳下水槽救起了那个小男孩，自己却死了，而且被水车绞烂了外面盟军的军服，露出里面的纳粹服装，暴露了身份，整个行动也前功尽弃。保护和拯救弱小生命，是人类的共性。即使是纳粹军人，也保持了基本的人性没有完全泯灭。作为敌对方的美国，也没有漠视和抹杀个别纳粹军人的人的本性。

      在这次川北地震中，我们看到了闪光的人性。有老师用脊梁保护四个学生的生命，也有一对父母以身体为屏障保护自己三岁的孩子，还有更多的救援人员和解放军战士日夜不停地搜救废墟下有可能活着的孩子。那些埋在废墟下的孩子牵动着我们的心，那些搜救人员感动着我们，使我泪溢眼眶。我擦拭溢出的泪水，情愿以后再也不用为救援人员和解放军战士感动；情愿以后不再为学生们、孩子们的生命而揪心。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口号已经喊了几十年。我不知道这是一句陈述句、还是知耻后勇的表决心、或者是无法企及的理想。但我决不敢怀疑是执政者自我讽刺的单口相声。然而，阜阳市一个区政府建了一个媲美白宫的政府大楼，却把一所学校拆毁搬迁至危房上课，并乞求日本的国际组织捐助建校办教育。其实不穷，却自己豪奢置仍是孩子的学生于危险，既穷了教育更苦了孩子。一句喊了几十年的口号成了尖刻的讽刺，不将讽刺当羞辱，却用来遮羞，我认为这样的执政者是一个族群的瘟疫。 多年前，在克拉玛依，一句“让领导先走，”使300多个鲜活的孩子瞬间葬身火海，执政的领导们安然无恙，事后还是安然无恙。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同类、幼小生命的群体是没有希望的。他们不如某些纳粹、不如牛羊、甚至不如虫蚁。他们给这个族群带来的，将会是灾难性的后果。 川北地震，倒塌的学校有：四川都江堰市聚源中学、都江堰市向峨乡中学、重庆市梁平县文化镇一小学、重庆市梁平县礼让镇中心小学、文化镇小学教学楼、德阳市实古镇中心小学、莹华镇中心小学和中学、八角镇中心小学、洛水镇中心小学。 而政府大楼依然耸立。我没有让政府人员陪死的恶意，只是不解，为什么在同一个城市，都经过设计、建筑、监理的程序；都使用同一片蓝天下的水泥、钢筋和砖块，学校的教学楼偏偏就塌成了废墟，而政府大楼却高傲地耸立。 不可否认，政府大楼的设计者、建设者和监理人员都不是政府人员，大楼决不是执政者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教学楼同样也不是政府人员更不是老师和学生设计、建设和监理的。政府大楼和教学楼全由专业人员完成，这些专业人员完成了会塌的教学楼和坚挺的政府大楼。这——，才是最可怕的。一个民族、一个种群，从根本上漠视延续这个民族和种群后代的生命，这个民族和种群离他消亡不会太远。 依然耸立的政府大楼，无疑是他们最后的坟墓。可怕而又无奈，很可能将会是我们亲手建立起来的、埋葬我们民族的坟墓。

来源：任不寐博客http://blog.ifeng.com/1247038.html


两年前，应温州等地的弟兄姐妹的要求，我曾为读者推荐过一些书。很高兴那份书单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现在我在这里进一步充实了该书目的神学部分，献给本博客的各位读者。这组图书绝大部分来自我个人的藏书，最早是为撰写《灾变论》和编辑《大学精神档案》所做的预备。其余部分则来自图书馆，特别是神学部分，是最近两年多来我在神学院中所接触到的最新资源。

在我个人看来，基督徒在文化...

       世上有些名字，不能轻易提及，甚至不能想起。它与你无亲无故，离得很远，你在这个星球上茫茫人海中没有、将来也不再有机会与它相遇，它只是一个普通的音节，无数普通名字中的一个，你对以它的名义曾经存活的那个生命，从来没有接触过，在你近六十年生涯获取的无数信息中，它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片断。可就是这样一个名字，足以让你发生变化，让你强烈地置疑你的一生，让你的呼吸不再平稳。这个名字叫“林昭”。

      我现在坐在内陆山城一幢高楼的办公室，窗外一片春色，阳光柔和，远处的歌乐山像一幅宋元春山图，看不见的嘉陵江静静流淌，——春汛的时节还没有到来。我伏案写字的座椅靠背后面印着“正写作，勿相扰”六个字，四周是按我的意志分类堆积的书籍，它们是我贵为“民间思想家”身份的物证，让几多来访者脚步放轻。墙上是名人字画。我靠它们存活，并且不无自得地据此“大隐”于闹市。

      但自国涌一个月前要我写一篇纪念林昭的文字后，我与这一切有了距离。不时出现一些托尔斯泰式的“孩子气”的问题：你靠什么活着，为了什么活着，你赖以生活的理由真实吗？一旦撒手，你敢说你能够无所憾疚地离开，你敢奢望还有一个世界在等着你吗？那个世界上你的全部可称高尚的理想，都可以实现？

      我与林昭认识，是通过胡杰那部《寻找林昭的灵魂》。这世上，有这么一种人，如同跨洲越洋迁徙的候鸟，茫茫夜空中的流星，遵循某种旨意，只为体现那神秘而永恒的命运，只为一瞬间的光辉而殒身消逝，他们是每一个外婆讲给小孙孙听的天使，他们是乘马车越过古老山河回家的远行人，他们是只为一种风景——十字架——所陶醉所神往的殉道香客。

      林昭离开这个丑恶世界快整整四十年了。胡杰的采访唤醒了林昭亲人同学情人的记忆，胡杰走到了我们时代电视纪录片可能达到的极地，但他无法越出那道门槛，我们谁也地无法再现林昭最后时分的细节。毋需蒙面的刽子手的形象，他们施以牺牲者的最后暴虐，那个时代，行刑者以行将毁灭的生命的痛苦程度直接显示暴政的权威，我们贫乏的想像力和可耻的好奇心，无法打探35岁的林昭最后的姿态，我们聪明高雅酷爱细节分析的全部历史学界，无缘窃取中国二十世纪与秋瑾遥相点头目示的圣女的一声叹息，我们没有资格倾听她与上帝相见的那一声问安与抚慰。

      据说，这个国家以“主渠道”为首的成千上万部电视片，足可以赚取数千亿利润，从业人员达数百万，亿兆或清朗或浑浊的眸子、或纯朴或卑污的心灵，从中直观、生动、可感并且幸福地知道了无仙也可攀，无道也可拜的三山五岳，从不断子绝孙的秦火清狱……。胡杰一人，没有立项、投资、颁奖、鲜花，没有这个时代全部劳什子，只有心酸，悲怆，痛楚，叹息，只有跋涉，叩问，等待，风险，我不知道最初是什么力量把胡杰拉了回来，推上路，让他南下北上，这条沉默的汉子为此更加沉默之后，他究竟为自己，为世人做了什么？

      去年某日章诒和突然来电，称将与胡杰西游，接着把电话交给胡杰。那头的声音似乎远自天边，电流一下减弱，他的声音苍凉静穆。什么也没有说，曾经沧海难为水，从圣地归来的汉子，你何时到来，都是最特殊的朋友，来得最远的客人，我们当然没有盛筵款待，我们只为你，为你追寻的灵魂，点燃红烛。

      信息泛滥的时代，我这里不时出现些来路不明的光碟，让人看了恍然大悟的，唏嘘不已的，惊心动魄的。唯有林昭，在最凶残最黑暗最血腥的时代，孤独地站着，因为手铐脚镣，幽幽地站着。你给我们留下的，岂止鲁迅的《药》，这个不惮以最坏的心思揣度中国人的绍兴人，他笔下的刽子手仍是自知有罪的小鬼式侏儒，几十年下来，这侏儒已经翻身为天下的主人。索尔仁尼琴早于我们三十年就指出，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夫科尔尼科夫知道自己是坏人，手上的血不是红墨水，而二十世纪用先进思想观、人生观武装起来的人们，他们踏过牺牲者尸身的时候，内心是平静的，甚至很自豪，他们的眼睛仍然是明亮的，他们坐在温暖的家里，胃口好得很。

      不，鲁迅描绘的旧式反抗者和刽子手，已经被大大地、不可逆转地超逾了。惟有林昭，你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最后的时刻。你用刽子手们也听得懂的词语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你用那个时代整个民族都觉得稀罕的声音说：生命有涯，自由无价，你用毛泽东们永远不可企及的高度和宽广，向一切时代一切国度说：奴役的人们不得自由，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你没有姿态，支撑你睁开双眼，站定脚跟的血液已化为那一行行文字，古今中外一切殉道者，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俄罗斯北海荒凉城堡中的苦行僧，古拉格群岛终年不见阳光的苦役犯，他们是你的兄弟，父辈，爷爷，他们是上帝的杰作之一，浑厚低沉，混响于天地间的男低音。法兰西幸亏有贞德，巴黎为此蒙受了永久的唯一的神圣之光。俄罗斯妇女，前有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姐妹，后有索菲娅，俄国因此可以骄傲一千年。而我们有林昭。

      一切都隐退开去，铁槛，枷锁，入骨的严寒，厉声审问，女性的痛苦，还有“押赴刑场”，这个现代中国最无耻最野蛮最下流的术语，带刺的绳索，针药，他们蹭你，揪你的头发……，都隐退了，都不曾发生，连那颗只值5分钱的子弹，也没有从枪膛射出，不，它被很人性地射向空气，是你的头和心脏撞上了……，都隐退不见了，一切都过去了，请忘掉吧，本来就没有什么。只是一条线，路线，只是往左偏得远了点，只是人类固有的极端性格，出发点没有什么大错，用心还是好的，俱往矣。

      不，俱未往。那个时代曾经有某种慷慨的许诺，如同《圣经》给人类的希望一样，即使遭到最可耻的背叛，只要有一个人在坚守，在向专制复辟抗辩，它的全部道义权威就有生还的可能，而那蜕变成庞然巨物般的利维坦，无论衍生出任何天文数字般的手脚喉舌触角，无论窃据膨胀了多么令世界惊愕的GDP总量，都不能遮蔽一个弱女子的身影，无论多么堂皇的理论体系，多少巧舌如簧的御用文奴，都不能磨洗一叠带血的文字。

      女性，生命的缔造一方，爱情的源泉所钟。女性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天然尺度，而且是人类不至沦为兽类的无形屏障。当一个国度把女性作为工具时，它便犯下大不义之罪，当一个政权不以虐杀女性为耻为罪时，它便是名符其 的邪恶政权。当一个时代，只有女性以其真纯、诚实、朴素和圣洁挺身而出时，这个时代便被称为“地狱”。二十世纪中国，天地翻覆，六合黯澹，都是中国男人们造的孽，犯的罪。除了江青、聂元梓、宋彬彬 “一小摄”女人外，中国所有女性的双手都是干净的。秋瑾、张志新、林昭们以其惨烈的消殒，给我们留下的，是一部不仅使专制帝国黯然失色、而且为未来埋下真理、希望和爱的种子的启示录。

      林昭的时代虽然黑暗无边，但国人内心还有某种渴求，希望的光很微弱，却很真实地闪耀在苦难的中国。林昭1968年4月29日罹难后，不到半年，几千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那是一个开始觉醒的时代，然后是被称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们要痛心地承认，林昭所向往的，为之流血的时代，绝不是我们这些苟活者所在的时代。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一个长期不分善恶是非的社会，一个恶贯满盈的暴君，与一个腐败不堪的制度，既能干出杀害林昭以及数以千万人死于非命的滔天恶绩，又能创造世界历史上不曾出现的经济奇迹。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这两者之间存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它们并不冲突。

      我们面临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真正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为林昭平反昭雪，接受林昭为民族先贤祠里的圣女，这意味着我们认同高贵、博爱、正义，理想，意味着我们服膺自由、民主、人权、宽容，意味着我们无法接受权力的专横及其附庸——金钱的贪婪。

      但是，我们认同的仍然是制度化的人性之恶，我们服膺的从来没有超过每个个人的私欲，我们还在接受使林昭喋血不止的那种变形记，那个浓黑的宿命。

      昨天是戊子年清明节，无数国人在法定假节日中祭奠祖宗亲人，中国人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问一下鬼神之事，窥一眼黄泉之境，感受一下生前死后的虚无与意义。既有“人各亲其亲”的人性之常，我们就多少还可以再存希望，终有一日，当更多的人，尤其年轻一代，用眼泪、感叹和心灵的震动，像公祭我们的神祗远祖和历代先贤一样，祭祀林昭，我们就会有某种未来的慰藉。即使到了那一天，我们仍然意犹不平，总得把从毛泽东开始那一个个恶人擒到林昭灵位前，让他们屈膝下跪，忏悔认罪。毋需他们流血，即使是他们那污浊而抽象的血，“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不是林昭的哲学，也不是我们热衷的活计。

      年近六十，对一己的人生和世界的意义益发怀疑。生活仍在继续，因为一点小名气，南来北往的事一下多了起来。但心里一个声音一直存在，无法回避。想起托尔斯泰在五十岁上下，突然出现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他在《忏悔录》中面对灵魂和上帝发出的“孩子气”的问题。我也有很多缺憾，其中之一与托翁类似，在一个黑暗时代竟免于牢狱之灾。梨洲先生有“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的名句，此生已无缘体验。林昭本来与监牢很远，离镣铐的冰凉锈蚀很远，她的血本不该用来写字，她的头和心也不是生来穿透子弹的……。我至今无法面对这名江南女子的噩运，谁在我面前提到她的名字，我甚至觉得我们都是杀害林昭的同盟，我们都是十几亿看客之一。某种意义上，人生的基石只系于一种状态，那常常是另一个生命的形象，她的故事、文字，面临磨难时的态度，甚至那些很不起眼的细节。对于我，在困惑危难袭来时，首先出现的总是母亲的慈晖。我相信，东方的女性有一种使命，无论在地下还是天上，都是我们这些可怜可悲的男人们的守护神。林昭走的时候35岁，而我已苟活到花甲之年，从年龄上，她永远是我的一个妹妹，年轻，美丽，人生才开始，站在那里，孤独地，幽幽地，远远地……

      2008年4月5日
 
 

     尊敬的老周兄：
     您好！

   “任不寐，你不要数典忘祖！”的来信，包括最后的感叹号，我都收到了。今天刚刚忙完，就坐下来遵嘱在我的博客回复你。我认为您的批评包括两个主要观点，或者说拙文《爱国贼出生十年记》有两大罪状：第一、恶毒攻击爱国热情，崇洋媚外; 第二、鼓吹基督教信仰，数典忘祖。在回答您的问题以前，允许我打击一下您的热情，宣布“任不寐，你不要数典忘祖”的，您不是第一个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人，而且我一直很为这种指控自得其乐。

     首先，我是一个因数典而忘祖的人——越是数典，就越是忘祖。我知道在汉语政治语境里，“数典忘祖”相当于政治***门那么大的罪状，相当于违宪，以致一代一代的孩子都要强占这道德最高点，用这同一块石头大义凛然地消灭身边的人。然而，很多人恐怕连这话最早的政治隐喻都不太清楚。该成语出处：《左传·昭公十五年》：“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 当代汉语词典又将“崇洋媚外”诠释为它的“近义词”。然而，这个故事的实际背景是这样的：

     某日，晋国的籍淡去成周参加安葬穆后的葬礼。葬礼刚刚完成，周天子即脱掉丧服大宴宾客。席上周天子责问籍淡为何晋国没有礼器进献。籍淡回答说：“早年诸侯受封时晋国没有接受王室的宝器”。于是周天子开始“数典”说：“晋国的始祖唐叔是周成王的胞弟，岂能分不到宝器！……你的先祖竟然还是掌管典籍的官员。你既然是司典的后代，为什么要忘掉这些？”籍淡归晋，说与大夫叔向，叔向回复说：“周天子把忧愁当快乐，恐怕不得善终。吊丧之时，他和宾客饮酒作乐，还索要宝器。他本不知礼法，背出的典章再多又有何用？”其后，周王朝渐趋灭亡。

     骂别人“数典忘祖”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把自己想象为“不近美色”的周天子，然而这典故真正要否定的恰恰是周天子——一个一直在罪恶中却缺乏基本罪恶感的政治愤青。不过我今天要讨论的重点不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数典而忘祖。

     我迄今为止的人生分三个文化阶段：第一阶段，数典数出一个鲁迅。因虚荣心，却也为追问真相，多年如饥似渴攻读24史，还包括四书五经六艺以及十八般武艺，我得出了鲁迅早就得出的结论：那些“典”里就两个字：“吃人”。然后我的思想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开始如饥似渴地攻读西方历史的经典著述，从哲学史学到经济学，凡“汉译名著”的，几无一放过，然后数这些“典”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不该自以为神。最后我开始数另外一个典籍——圣经，我就慢慢明白了，只有神是神。这是我“数典而忘祖”的心灵历程。

     当我知道只有神是神的时候，我开始理性地看待自己的祖先，我开始真正用人的眼光把他们也看成人。一方面，我不再是鲁迅，一定要把“吃人”那么紧张的评论强加于“祖”，因为他们毕竟也是人，我们自己毕竟也是人，因此“有限者不应该论断有限者”。既然我们的祖先不是神，那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不应该象神一样去审判他们。但另一方面，我就真的知道“祖”是没有任何道理被崇拜的。在中国宗教以及日本神道教中，都有祖先崇拜的迷信观念。然而在真理的光照下，即使根据常识我们也能知道，祖先不过和我们一样是有限的罪人，把他们当成道德偶像和文化偶像都是自欺欺人。即使我们欺骗自己说不了解这些先人，那我们还不了解自己吗？你知道我们早晚也要成为别人的“祖”，然而就我们这些有着各样缺陷的普通人，有什么资格和必要让我们的后代来崇拜呢？事实上中国的孝文化以及祖先崇拜与“忠”这样的政治计划相联系，你读《孝经》就能很清楚地看见这一点——祖先崇拜是要把血亲秩序复制到政治秩序中，以便使政治结构即使缺乏神圣基础，也必须拥有生物学上的合法性。

     我们在圣经上也可以把“祖先崇拜”的荒谬性看的更清楚。以色列的先祖历史几乎就是不断背叛神的历史，这在旷野40年的流浪漂泊中最为典型。于是整个一代祖先因犯罪被神弃绝于旷野，直等到一代新人出来。若是以色列的后代也同样搞祖先崇拜，那不仅意味着他们崇拜犯罪，也意味着他们不可能有后来的宗教文化和历史传承。对于基督教也一样，恰恰是因为保罗们数典而忘祖，才只记得神的恩典，才可能冲破重重法利赛式的爱国贼的迫害将福音传出约旦河地区，传遍地极。

     关于基督教信仰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您也看见我最近几年的转变。对我来说，崇拜再与文化无关。所以在我的带领的学习中，我自己不谈、也反对弟兄姐妹谈论信仰以外的话题。因为我知道，除了圣经是唯一真理、有绝对标准外，其他任何政治观点和文化见解都没有绝对真理，因此陷入这世俗小学中，只有无穷无尽的争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背景，因此都相信自己绝对正确，同时又都极力掩盖自己某些真实的心理。你若不知道什么是人的局限性和罪性，你去看这些政治争吵就知道了。

     更重要的是，在基督里面聚会，就是来领受神的真理的，来感谢赞美的——一个基督徒连天主教用玫瑰经来占用太多的礼拜时间都不满意，怎样还能容忍把这宝贵的时间用来讨论世俗话题呢？最后，我不反对人们有政治观点，我自己也有。我更支持人们有表达自由，我只是反对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滥用这种自由。我也反对你非得把你的政治观点强加于别的弟兄姐妹，好象你就代表唯一真理，就因为你有爱国这尊在文明社会早已经臭名昭著的伪神，或者读过几本《美国读本》就成了自由女神，骂几句希特勒就成了当代安妮一样。我的立场是，神的教会就是马太和西门同在的教会，尽管他们过去的政治立场是那样的针锋相对。不过我相信在真理的根基上，人不应该爱世界又爱玛门——所以约翰一书 2:15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对我来说，“基督教爱国主义”是一个很异端的词，因为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路加福音 16:13）。

     对于我个人来说，在海外生活，是我自己用脚来投票的，我就应该诚实地面对自己的选择。无论这里有多少令我不满意的地方，但我自己是一个理性健全的人，来这里是我的“理性选择”——若不是这里相对好些，我没有任何必要克服和忍受文化、语言以及种族障碍远渡重洋。这“机会成本”意味着，如果我把自己的“祖国”说的千百倍好，把西方说的很坏，我却“死皮赖脸”地生活在这里而不是我宣称“爱”的祖国，我就是一个用嘴反对脚的骗子。我不把这里当作天堂，我只是尊重这里的自由、平安和文明。我知道对我来说天国只有一个，我很高兴因为我看见了那里的至福，就能更快乐地数典而忘祖，既不可能崇洋媚外，更不崇国而媚人，更不该因此而自义欺人。

     最后，正象我跟一个孩子刚说过的，别总那么多阴谋论和敌人意识。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同意你说的，我只愿意为坏人辩护，包括卖淫女（你说苟丽）、性丑闻者（你说阿娇），甚至贪污犯（你说黄金高）。这点你说对了。不过对我来说，更准确的表达是：我不屑为任何“伟光正”一伙，他们原使我害怕，现使我笑倒。我愿意继续和税吏和行淫的妇人同席，只要他们在罪恶感中，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我又知道谁和我们同席。

                                             谨颂
                                                春祺

                                                                                          任不寐
                                                                                        2008年04月20日

 

 

和平抗议更和谐

        2008年4月3日

       际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天地苍黄翻覆，九州岛陆沉沦丧，六合黯澹肃杀，四海泛滥浮嚣，贞下难起元，否极泰未来。混一神魔，吉凶难卜，岁事忽焉清明，祖宗位列，先贤垂顾，谨焚香燃烛，祭祝如仪。

       古往今来神人共建，天长地久物我同心。中华以人立国，以史垂法，以人生度量宇宙，以历史充实世界。无求基督教之天堂与永恒，不待佛教之涅盘与轮回，人生乃中华之宗教，历史即中华之上帝，故周庙序三代之盛，鲁殿列兴废之事，凌阁绘功业之状，史记载古今之变，故中国祭祀隆典，五千年不变，史乘彪炳，七大洲无双。兴灭国，继绝士，补敝起度，亘古维新，上通千古下开万世，浩然与天地并生。

      中华曾经恢复，乾坤本已正位。满清末造，革命党人踬踣驱驰，一仆百作。黄花岗一役，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之色变。爰有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自由高标，民权是举，民国肇始。然专制既久，积毒既广，积弱积贫积私积愚既深，先烈血土终湮于荒烟蓑草间，难成息壤。中国出幽谷，迁乔木，尚为遥远之图。前清权贵遗老，假共和之名，咸与维新，盗权窃国，复辟帝制，拥兵割据，重投黎民于水火。旋起国民革命军，集结转徙，北伐东征，指天盟誓，不惮艰危，不避死生，志在铲军阀倒列强，护共和保民权，存亡绝续，惊天动地。

        中国未始统一，民众仍系倒悬，而内忧弥深，外患日亟。东邻蕞尔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军国主义主宰朝野，法西斯蒂毒化岛国。野蛮之根本未除，狂妄之心滋炽，东方仁爱慈悲之怀空蚀，西洋人道自由之意浇薄。一旦以征服为使命，以侵略为国策，必成虎狼之国，战祸之薮，必然为祸东方，而中国首当其冲焉。

        为保我列祖列宗坟茔庙堂，为保我世代经营之故土家园，为保我独立自由之国族尊严，为保我永续无穷之历史文化，一千二百万中国军人一心一德，矢勤矢勇，歃血喋血，苦战死战，踔厉纵横，为国驱驰，时时不忘为国家雪耻，念念在兹为民族牺牲。凡白山黑水、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长江两岸，三湘以内、五岭之外，滇西缅北、碧云怒涛，一寸河山一寸血，万里烽烟万里城。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上膛、剑出鞘，家可破、国须保，身可灭、志不挠，竖发裂眦、血似狂潮。以草履对铁蹄，以筋骨抗枪炮，以持久决速胜，以空间换时间，以一己必死之生命树民族亿万年不毁之根基。中国军队与日本虎狼之师展开二十二次会战，一千一百一十七次战役，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战斗，整排、整连、整营、整团、整旅、整师成建制地慷慨赴死，三百四十万热血男儿血沃沙场，二百一十四名英年将领从容殉国。其碧血常新，庇佑神州，劫灰不冷，久为国殇；其惊天地、泣鬼神之壮烈勋绩，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常昭中华而永垂不朽。后世国人，无论何时、何地，何党、何派，皆应馨香俎豆，鞠躬长揖；皆应肃雍钟鼓，顶礼膜拜。千秋万祀，血食天下，永祭无替。

        更有庞然俄苏，横跨欧亚。十月革命，变大战为内战，厉行一党专制，领袖独裁，更推行全盘集体化，阶级斗争尖锐化，十数年间，建成空前红色帝国。既失西欧革命奥援，遂建第三国际，以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相号召，以解放普罗大众相奋勉，以归还失地、馈赠卢布军火相引诱，以输入学说理论纲领，创党建军相扶持，以实现全球共产主义相盟誓。其锋芒所向，半世影从，而中国首当其冲焉。

        既登天安门楼，西来幽灵徘徊笼罩，两千年秦火坑灰复燃，一朝授受结合，而变本加厉，集大成焉。天下卷甲，神州遽成鬼域，日升天而黑暗，江东去而悲滞。浩劫奇变，史无前例。

        五千年中华文明，匍匐西来之马列主义，分析之批判之否定之灭绝之，进化论、天演论、无神论，唯物史观君临，矛盾斗争竟成天宪，必以中国全部时空为试验背景，以所有人民为革命工具，以万象万灵万物为改造对象。于是造反有理，革命神圣，破坏无罪，砸烂旧世界，甚嚣尘上，凡中华神祗远祖，炎帝黄帝，大舜大禹，圣贤明哲，大隐高蹈，崇僧大德，英勇豪杰至于走街贩卖江湖郎中，皆在亵渎之列，扫荡之列，蹂躏之列，破灭之列。

        君不见，泰山之侧，会稽山下，西子湖畔，天涯海角，一时阁堕基毁，花果飘零，茫茫神州，黯兮惨悼，风悲日曛，飞鸟不下，伤心惨目，不可卒睹。

        君不见，凡辛亥遗址，北伐战场，抗战碑碣，皆成反动遗迹，无不搅捣焚烈，镐凿斧削，顿成垒垒丘墟森森空穴。拆骸骨而悬挂，铲铭文而污践，骨骸遍野，荆裂棘断，烟凝风滞，夐不见人，但闻鬼哭。

        君不见，本党缔造，开国元勋，以领为壑，先后蒙涵，罪名攸国，无不陷异端之审判，挂牌游街，阴阳剃头，亲戚背叛，其耻辱之深重，罪性之莫名，更远追欧西中世纪之宗教裁判。

       君不见，***天良昭昭，不容庙堂；***晚年彻悟，格禁不赦；王若水倡人道，革出教门；李慎之发五十年浩叹，青灯孤老；刘宾雁忠诚不二，客死他乡；何家栋白头忧思，生死书禁。党同伐异，手足相残，屡令天下齿冷心寒。

      君不见，林昭天真，枷锁交集，血痕斑驳，如江如河；张志新存惑，酷刑煎逼，割喉吞声；百万右派，蛇行龙诱，蒙垢茹冤，二十二年；至苦老舍未名而溺，傅雷悬梁以诀，十力呼天而悲鸣，寅恪惟枯眼待九泉，皆孝女贤母霭然白发，可怜尸毁骨殒，荒野无际，天地为愁，而吊祭不至，所谓生也何恩，杀之何咎？

       君不见，万家墨面，强入公社，奴隶苦役，空前试验。哀鸿遍野，饿殍盈国。苍苍蒸民，谁无父母？谁无兄弟？岂谓易姓改号，分明率兽食人而人相食，史书惨烈之最，莫此为甚！文明倒退之最，莫此为甚！

       君不见，爱国青年，学生运动，绝食于暴日下，屈膝于高台前，所犯者何，所死者何，竟遭镇压，二十年碧血未凝，黑发犹新……

       悠悠苍天，漠漠大块，生死存亡，无尽量也。惟灵生也无憾，死而无辜。鸣呼，黄泉道上，幽明所通，熙来攘往，不绝于途。又到清明时节，宜肃岁时之祀，用申祭吊之诚。春光荏苒，映涟涟未瞑之目；青山葱笼，慰拳拳不泯之心。山色南来莽苍苍，江奔东去流汩汩。一切都有因缘，善恶都将报应，万物都将复活。载陈尊簋，来格几筵。尚飨。

 

 
                                     作者：李行远
       在生活中我们观看的机缘似乎无时不在，也获得了许多观看的经验，但很少去想实际上观看分为两种：一种是无心之看，包括许多自以为是、刻意以求的观看，其实都是瞎子之看；另一种是心灵之看，那不是看，而是以心灵的全部力量去捕捉对象的所有可视与不可视的形状、气味和色彩。所有对艺术的感悟和评论其实只向人们提出一个要求：心灵之看。

       约翰。伯格从他的《观看之道》走进《抵抗的群体》，这多么符合我心目中的看与行动的逻辑定理！我来了，我看了，我抵抗了———“看”是一个人从诞生到具有生之价值的桥梁。中国有诗人说：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眼睛是心灵之“看”的窗户，而寻找就是抵抗啊！因此，从观看到抵抗是心灵的必然旅程。

       约翰。伯格兼艺术批评家、小说家和画家于一身，因而在他的眼睛、心灵与手之间有着细密而富于张力的联系。面对从旧石器时代到今天的艺术作品，他观看的眼睛是独特的，他认为“每一幅真正的画都体现一个合作关系”（第8页），大师的惊世之作与其他作品之间的差异归结为“与被画者之间合作关系的存在与否。”（第62页）据此可以判定，观看者与画作之间也有一个合作关系。这亦体现出艺术史家与艺术批评家不同的工作重心，他们的相异不但在于艺术作品所处时间上的不同，还在于他们观看的眼光和方式。艺术史家的“小心求证”常令沉默的客体陷入客观性的泥潭导致无法翻身；批评家却以“大胆假设”的阐释让作品说出他自己心中的话语。

       他认可画家在黑暗中的工作就是服从，“他建造一个藏身之所，从中发动袭击，以便了解情况。他用颜料、画笔、破布、小刀、自己的手指来完成这一切。过程虽极具敏感，然而他想触摸的东西却通常触摸不到。这是唯一真正的奥秘之所在。这正是有些人———比方你———成为画家的原因。”（第28页）；他还说，“真正的绘画是一种不断的提问，一种不熟练，也就是对所绘之物表达的一种接纳形式。”（第62页）。以我的感受———也算是以谈论艺术为志业、以业余在画布上涂抹为精神愉悦的那种生涯带给我的感受———而言，他不是在故作玄奥之论，而是从心灵之看和创作过程中产生的最内在、最难以言说的体验。

       当代生活使人越来越失去真实的实体性，人的存在证明越来越变得仅是一种永无宁日的欲望冲动。人所创作的各种影像也是如此———被绘制、被拍照的影像越多，关于这个世界的实体的感觉就越弱。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

       本书是作者上世纪90年代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结集，这些篇幅短小的文章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艺术随笔吧，它们在今天为什么还有理由被翻译、被出版、被介绍？我搜索一下不太准确的记忆，这种强调个人体验、散文风格的谈艺术的文章，不是在十多年前就被人们归为“幼稚”、“太感性”而难具有权威性或者说服力？乃至我们如今面对当年的文稿都要装出“汗颜”的样子，承认缺乏“以材料说话”，否则不足以显出自己学业的精进。在本书中，我特别感兴趣于伯格谈德加，谈凡。高，谈米开朗琪罗和伦勃朗，谈弗里达。卡萝，这些声名显赫的人物，那在短短的文章里，谈他们什么？不得不承认，他的观看是抛开了成见，其体贴入微处处闪现出智慧，比如他评述莫兰迪的这句：“孤独的莫兰迪爱上的不是事物的外表，而是外表所投射的内容。结果，他成为有史以来最隐秘的画家。”（第126页）

       如若伯格真像书扉所言，仍然住在阿尔卑斯山脚的法国小山村中，他是幸福的，他得以超然、智慧地观看这个世界。在《反抗溃败的世界》的标题下，他举证15世纪尼德兰画家博斯想像和怪诞的画作来讽喻当下，说“这幅地狱图不可思议地预言了20世纪末的全球化和经济新秩序强加于世界的精神氛围”。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述这幅画时不也振振有词地拿今天的现实来与之相比吗？可伯格的高招在于无视博斯画作的象征意义，而将其构成地狱的空间当作预言，与今天“由全球化浪潮下强迫行销的媒体传达给我们”的破碎图景相比较，并且借用墨西哥扎巴达民族解放军马科斯对世界局势的分析，透过博斯的画作，寻找“永远无法拼成有意义的图形”的碎块。他直面新秩序的荒诞，指出：“我们所处的文化可能是有是史以来最幽闭的一个；在全球化的文化当中，就像博斯的地狱一样，看不见他处或他法。”因而，“抵抗之举不仅仅意味接受荒谬的世界图像，更意味予以谴责。地狱被赶出内心，它便不再是地狱。”（第174页）

       《与副司令马科斯的通信》是两个诗人就他们关注的世界倾情交谈。博格谈苍鹫，他脑海里出现的四件事是：春天，反抗军的抗争，马科斯对新世界的展望，“以及苍鹫缓缓拍动的翅膀”。而马科斯回信告诉他，在墨西哥的东南部，新自由主义的政府正铲除危害体制的异质力量，“对这个着重财富与权力并散布死亡与贫穷的体系来说，农民、原住民都不符合计划和体制。他们都得被铲除，就像苍鹫……和老鹰……都得铲除。”马科斯和他身边的孩子从伯格一本书的封面看英国画家康斯波特布尔描画乡村景象的画，画作“唤醒影像与现实之间的某种快速连接”，他们看到的不是英国乡村，而是他们自己的家园。观看与他们的个体经验有关。

       从观看到抵抗。抵抗什么？他说是抵抗“新秩序佯装、作恶而发生的一切古怪事。”这几个字眼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艺术的人文科学性，是否在此得到了深切的表达？
 
 

         转帖，出处不详。

        今天,跟胡总书记握手了!他说:同志，辛苦你了!新年快乐　　今天大年初一,起床洗了澡。接到一个以前合作伙伴单位领导的电话！兴奋得我很稳！十三天前，我被琅东汽车站托运处把我的手机托运到不见，我打电话给我邮电的好兄弟解决，他说他解决不了，但是叫我把我的名字和我爸爸妈妈的详细资料给他，我不知道那么多就给了（注：我爸爸妈妈都是30年公务员）　

   　今天接到电话，告诉我在中午12点以前一定要到达广西南宁邮政分理中心，就是安吉那个，我开着我的烂黑MOTO在11点21分就到了。看见那里冷冷清清的，整个楼都是灯笼，那么欢度春节的字写得那么大~~我轻松的进去。我的朋友是那里的领导在那里指挥了了几部邮政绿车调度。我过去打了个招呼，他就叫我穿上他们的蓝色分理制服，还给我一个牌牌，上面有我的名字，和给我一瓶发胶和梳子，说今天我要见一粒很大很大的野。　　

      12点整，外面开来了很多部黑色的WJ牌的桑塔那，下来一些全是便衣的人，把中心单位全部的东西都翻了一遍，连中心控制室的电脑都打开检查。12点14 分，安吉路外面的高楼上面都出现一些黑色衣服的人影子。然后有一群穿绿色制服的人从车上拿出一个像测雷器的东西，把整个安理中心都探了一圈。然后忽然间，我发现从门口到大楼，全部被一些不穿制服发人包围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还有一个20几岁出头的年轻崽呼喝我们，叫我们不要被他们影响，继续做事，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做些什么，我是来充数的嘛。于是我就把一包牛皮纸包住的东西抗过来抗过去，在那里玩抗东西的游戏。　　

       12点41分。我一直注意我的手表。来了一卡车的便衣年轻人。我发现一些人把中心分理大厅里的窗口全部关上了，窗帘也拉上。再看透明玻璃的窗口，外面来很多很多戴白色帽子的交通警察。13点多的时候，有一个警察叫我们把我们车辆全部清空出去。我出去把我的烂黑MOTO车开到安吉客运站前面的保管的去放，顺便吃了一碗粉。回来的时候看见几十辆邮政分理车全部出去了。我一回去马上有一些穿便衣的人问我是什么岗位的，我一时候想不起，只好说一了一句，调度员，他看了看我胸前的制服和工作牌，就让我进去了。　　

       14点45分，有几个蓝色分理人员进来，抱住几大包蓝色的和我身上的制服一样的衣服。拿到控制室去了。马上就有很多20几岁30岁出头的跟着进去了。我问我的朋友，那些是什么人。他说他在这里工作那么多年这些人见都没见过，可能是国安局的人。 15点多的时候，来了很多测量人员，把我们在的大厅的场外的水泥地探测了一回，并来回观测远处的大楼。然后很多人过来把我们搜索了一轮。问我们是什么岗位的。负责什么。一会后，有一个50多岁的人过来骂：一个那么大的邮政中心，一架邮车都没有算什么，然后一帮年轻崽又跑出去把那些绿车开回来放住。

       16点整，我已经极度不耐烦了，但是周围的人都说是皇帝过来了。有人叫我们到会议室开会，会议室很小，进来了大概100多人，挤得很。有一个老野在上面讲话："多少年我们邮政系统都没有迎接过国家最高领导人来检查工作，我们一定要拿出最高昂的工作态度出来迎接总书记的检查"。然后另外有一个年轻的小伙牛B 哄哄的跟我们说，胡书记过来，他不伸手出来，你们谁也不要伸手出来握手。要是总书记出来和你们说话，你们只能回话：总书记新年好，总书记辛苦了！多说一句后果自己负责！还有，你们的手机自己妥善处理，如果我们的同志看不见你们的双手后果自己负责。如果你们把手放进口袋后果也是一样。希望大家拿出最好的战斗力来迎接这次挑战。然后转身对那条老野说：X主任，看看你的队伍的战斗力了。然后就散了会。我马上把我的手机关机，这时候，外面来了4只警犬，把整个大厅都闻了一轮，真的闻出一些东西。油漆桶，油墨盒。还有一些煤油瓶，然后一些便衣把他们做了处理。

       16点30分，我听到他们的对讲机传出：一号岗位完毕，二号岗位完毕………………他们互相点头，真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他们的好多好多小车全部消失了。然后出现很多不认识的穿蓝衣服的，他们操外地口音互相交代动作。隔着衣服还隐约看得见手枪的轮廓。然后有一个小领导在上面叫名字，叫到的就上去。然后叫到了我的名字，我屁颠颠的上去了。上去了什么都没有说。只看见下面可能是没有叫到名字的人全部消失了。上来的可能只有10来个人左右，和我朋友那边的那些领导们站成了4排的方块。一排30个人。然后还有一个领导叫没有叫到名字的那些工人去门口拍手迎接，结果挨原先呵斥邮车的那个人喝走了！不用欢迎，你们做你们的事好了！ 16点50分，领导再次说了一下注意的事项，告诉我们，谁犯错误可能当场就没命了！然后门口最后一批小汽车都消失了，我忽然发现一个问题，大年初一，安吉居然没有一声鞭炮声！！！　　

       17点左右，掌声忽然响起来，我们也拼命的拍手。从门口的进来了一群人，我一眼就认出了我们社会主义的书记，他并不高，很和蔼的，穿了一件灰色甲克，然后缓缓走到我们这个方块中间，居然开始一个个握手。我心里紧紧记得那两句话：总书记新年好，总书记辛苦了！他笑着走近来，真的很和蔼。把第一排的人都握了一回，而我，就站在第一排某个位置上，眼看就快要到我了。我好紧张！真的好紧张。中国最大的那粒野，我真的想问问他今年经济怎么样，基金什么时候升，我真的想问问他今年他怎么管理房地产，我真的想问问他怎么处理台湾问题，我真的想问问他怎么对待小日本。我真的想……忽然间他就走到我面前，我居然可以到得到他眼镜上的银色反光！和那一点点的黑眼圈！！天啊！我居然和中国政治最大的人物，世界上呼风唤雨的人握一次手。我连忙伸出手！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我先伸还是他先伸的手。然后马上把头弯得弯到肚脐，说了一句：总书记新年好！他回了我一句：辛苦你了，新春快乐。我在北京呆过4年，我知道他那不是北京话！！！！我接近了亢奋！我下意识说了一句："哪里哪里哪里"他马上就过去了。我心里马上震动起来，天啊！我多说了话啊！我会不会挨打吧！！！他居然一个个握手把我们这一排的同志全部握手完了！！！！他真的好和蔼，一路都带着笑！可是我在想，原来那些拿枪的人会不会等他出去了就把我枪毙了…… 然后他在一帮人围住下到了传送机旁边和那些"工作人员"握手。而且是反复握手！听见他说了：辛苦你们这些抗灾一线的同志了。我心里想：要是他知道那些工作人员早就被赶出他们的岗位了他会怎么想……然后我们站成一个半圆，他对我们说：中国遭遇了50年不遇的雪灾，正是体现我们民族凝聚力的时候……我们要振作一心！团结一致！抵抗灾害………………然后他叫身后人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安同志，我来了！看过了。17点48分，他身后的人示意他应该离开了，他二话不说，立刻从进来的门离开。我们的掌声继续！！没等我回过头，我居然看见一帮那些"工作人员"把兰色的制服一脱，也立刻离开了。车队离开了，瞬间……邮政分理大厅空空的只有我们30几个人…… 　　没有任何和我们说任何话，我会不会被打靶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打字是活着的！　　

      最后和友崽几个同事到附近的三本洗了桑拿来回来。全身爽啊！！

     注：文章中使用的是"南普"，就是南宁普通话，有些方言在里头老野＝老东西，老头子，类似湖南人讲的"老麻皮"，可能来源于南宁白话，友崽＝朋友，可能来源于壮族语言

 

    1
    
    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
    2006年6月27日，国会进行罢免总统的投票，我曾经针对陈水扁总统写了〈今天这一课：品格〉，说一个国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4个核心的责任：
    第一，不管国家处境多么艰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势力如何强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认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国家的长远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征社会的价值共识。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
    今天是2008年3月18日，距离总统选举还有3天。2300万人在思索：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
    
    2
    
    初到欧洲时，一个完全没人在意的街头小细节被我看在眼里。
    过十字路口时，人们不耐烦地等候红灯转绿，总有一半的人，两边张望一下，脚步不停，一个箭步就抢穿过了红灯街口。但是，如果在等候过街的一群人里，有一个父亲或母亲手里牵一个幼儿，站在路口，我发现，那一整群急躁的人就忍，忍，忍到绿灯真的亮起，才开始快快走动。      那牵手的父亲或母亲，可能在滚动的人群里低头跟孩子说话，「你看，红灯不能走，要等绿灯。」
    我很惊讶﹕这是什么样的社会默契啊。不需要开口，一群不相干的人都知道，而且接受，而且切身实践一件事﹕
    你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所以，不要给孩子错的示范。
    同样的默契，也有别的表达方式。开车经过美国的乡野，经过一片一片漫无边际的玉米田，突然出现一个小村。进村的第一个牌子，写的不是什么伟大的标语，而是，这么一句话﹕
    我们村子有53个孩子。所以请慢慢地开。
    这是村民和过客的默契﹕为了孩子的幸福，请以身作则。
    06年百万台湾人穿上红衫到凯达格兰大道去抗议时，我曾经在午夜时穿越广场。疲惫的人们彼此交谈，认识的与不认识的。穿越整个广场，最常听见的一句话，起起落落在广场的夜空里，就是﹕
    你教我们怎么教孩子？
    08年3月16日，身为教育部官员的庄国荣面对群众，用正常的父母禁止孩子说出口的秽语侮辱马英九过世的父亲。他当晚就被迫辞职，并且道歉。我可以想象，当时在现场的「绿营」父母们，错愕之余，
心里想的，多半也是这么一句话﹕
    你叫我们怎么教孩子？
    有一种东西，是不管欧洲美洲，都紧紧抓不放的；有一种东西，是不管蓝营绿营，都真正在乎的，那个东西，叫做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可以因阶级、因族群、因利益之所导、因意识形态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给孩子一个最好的未来，却是最大的公约数，它绝对超越政治，无关立场。
    
    3
    
    所以，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谁可以给我们6岁的孩子最好的环境长大，谁就是最好的总统。
    6岁的孩子正要脱离父母的怀抱，进入小学，开始他社会化的过程。国家，透过政府的运作，正要开始塑造他的人格、培养他的眼光、训练他的智能、决定他的未来。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也同时把他交
给了这个国家里头所有的机构──教育部决定了他将如何学习、学习什么，文化部将影响他的品味，国防部决定了他离战争或和平有多近，经济政策会影响到他18岁时有多大能力去面对竞争，环境政策会影响他的健康，媒体政策会影响他的判断力和见解，外交政策会影响到他作为一个国民的自尊或自卑……
    这些国家机构所制订的规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形塑社会的风气。为政者不廉，社会就贪；为政者不公，社会就争；为政者乱法犯禁，社会就上下交征利；为政者挟私好斗，社会就党同伐异。 (    总统是什么？他就是我们将这所有机构托付的人，我们同时将自己6岁孩子的未来也托给了他。
    当我们为6岁的台湾孩子想时，我们的思索就不再局限于4年或8年这一个小方格里了。我们会深思：这4年或8年会直接造成怎样的12年和16年？16年后，6岁的孩子才刚刚大学毕业──他会变成一个什么素质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准备去面对全世界？
    以这样稍长的线来思索，我们可能就会发现眼前吵翻天的许多问题，譬如市场是中还是台，譬如开放几个港口来三通、每年赚几个观光客，都显得「短」，而比赛谁更爱台湾，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4
    
    我认为6岁的孩子的未来，是最根本的政治标竿，因为他的未来，就是这个社会的未来。
    如果我是那个牵孩子的手要过红绿灯的人，面对十字路口，我会选这样的人作总统﹕
    第一他有基本的品格。 不，他不必是圣人，他只要在孩子面前不闯红灯就好。他只要做到所有的小学老师都会教孩子的基本道德就很足够﹕
    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偷窃。所以总统必须廉洁自持，一介不取。
    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对人粗鲁。所以总统不能口出恶言，他所挑选任用的人，也不能口出恶言。
    小学老师说，「温良恭俭让」是传统美德，就是为人温润，心地善良，对人谦恭，勤俭度日，礼让弱者。所以总统懂得「温良恭俭让」的道理就行。他和他任用的人，都必须知道，权力与谦卑就是要成
正比。
    选择这样的总统，我不必担心6岁的孩子会以凌弱为神气，以粗暴为威风，以斗争为成就。
    
    5
    
    第二他有无限大的包容力。
    我不愿意再让6岁的孩子去目睹中正纪念堂的拆或草山行馆的，也不愿意再让孩子坐在历史课堂里听老师说，教科书又改了，她不知怎么教。我更不愿让孩子在拆和之后，又以同样的方法被迫去目睹原物的重建、牌匾的归位，或者看见教科书以同样的粗暴方式又改写回来。
    我希望台湾6岁的孩子在真正的、不打折扣的自由风气中成长。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不论是荷兰城堡、大清炮台、抗清遗址、日本神社、蒋公行馆，拆除或立碑，让社会文明而深刻地辩论吧。不论地图是站看还是躺看，不论历史要从这头写还是那头写，让社会文明而深刻地辩论吧。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不要急把我们的党、我们的团的立场用权力和命令交下，不要把我们自以为是的结论强迫灌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首先学会包容歧见，聆听异议，让台湾的孩子首先学会文明而深刻的思辨吧。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有那个胸襟说，真的没有「蓝」跟「绿」了，让我们为受伤的手涂上纾缓的药膏，让我们弥补隙缝，让我们从此谨守公平的原则，以无限的包容尊重彼此。把「爱台湾」的定义变成「爱台湾的民主自由」。
    
    6
    
    第三他有宽阔的全球视野。
    今天台湾的孩子，打开电视几乎看不见国际新闻，翻开报纸几乎读不到国际分析，坐在教室里，公民老师问他「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他的学校里，很少外国同学，他的生活圈里，没有人谈国际的事情。当他和父母坐下来吃晚餐，电视上国家的执政者，用激情的声音、激情的手势，吼「爱台湾」；反对者，用激情的声音、激情的手势，吼「我也爱台湾」。群众，则狂喊「台湾优先」。
    我希望台湾6岁的孩子，能够在从容不迫、理性而开阔的气氛中长大。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台湾太小，自我封锁是致命的，让我们打开所有的窗吧。
    我希望他会说，让我们停止对中国大陆妖魔化，把自己「小白兔化」，让我们把巨人似的大陆和小小的台湾都放到一个全球的地图上去，用全球的眼光、战略的思维、未来的角度，去思考全新的可能。
新加坡在庞大的穆斯林环围中，是如何找到生存的技术的？卡达(卡塔尔)，夹在强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强大的西方世界之中，是如何周旋平衡的？台湾，要怎样挣脱捆了60年之久的「两岸」思维，开始用全球的眼光去重新界定和大陆的关系以及自己的处境？
    我希望选出的总统会要求他的教育部长说﹕台湾的孩子需要培养全球公民素养。我们要努力教会未来的公民三件事﹕一，让他深刻地认识国际历史和复杂的全球议题；二，锻炼他的公民能力，使他懂得如何思考、辩论，懂得如何进行组织、串连，学会和国际社会协商、合作以及订定游戏规则的所有技术
和手段；三，培养台湾孩子的宽阔胸襟。他所关怀的人权、公平、正义等等价值，不仅只限于台湾，而可以扩及全球。非洲的战争难民、中国大陆的爱滋孤儿、柬埔寨的贫穷失学儿童，都可以是他关怀奉献的弱者。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会说，以台湾的经济力量和公民社会的「软力量」，未来的台湾对于全球人类社区是可以有更大的贡献的。所以，我们要培养胸襟开阔、眼光远大、有理想有能力的少年，为这样的贡献，有所准备。
    有这样的总统，我才可以想象，台湾今天6岁的孩子，将来可能可以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全球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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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他有悲悯心。
    我不知道今天台湾6岁的孩子怎么看外籍新娘的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他是否会瞧不起身旁的小伙伴，因为人家说，那小伙伴的妈是个越南人、印尼人、大陆人？他的父亲和母亲是否会以极其轻蔑的口吻或粗暴的凌虐来对待家中那肤色较深的看护或佣人？
    如果6岁的孩子看见的成人，都是这样以强凌弱的，而且以种族、经济地位和政治立场来作分野，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孩子「人权」这个概念。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是个有悲悯心的人。有悲悯心的他，能够将心比心体会弱者的痛苦，因为体会弱者的痛苦，他会把保护弱者看作施政的重点，而弱者，可能包括外劳、外籍新娘、遭歧视的同性恋者、经济受剥削的原住民、身心障碍者……真正有悲悯心的总统，才可能是个人权总统。
    整个社会是关切人权的，我们6岁的孩子，也才可能在将来长成一个把人权看作核心价值的公民。
    
    8
    
    台湾人总共才经历过几个总统？蒋氏父子、李登辉、陈水扁，算是三代。第一代是强人总统，第二代是从强人艰辛过渡到民主的总统，要「破」许多东西，也要「立」许多东西，但「破」与「立」之间，很多的犬牙交错。第三代，就是陈水扁，政权彻底转换后第一个民主实验。他，完全的不及格，然而他个人的不及格并不等于台湾人的不及格。事实上，陈水扁的8年对台湾民主特别有贡献﹕他使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不要什么样的总统，切肤的教训，无比分明。以后什么人当选，大概都不会再重蹈覆辙；台湾人，是更成熟了。
    经过这三代，台湾人真的有理由希望﹕给我们一个政治家，不是政客。
    政治家和政客一样，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权力的技术，但是我想政治家和政客之间有一个根本的
不同﹕政客只看见眼前在广场上摇旗吶喊的成人，政治家的心中，却一定有一个6岁的孩子；孩子的未来，他真心在乎。
    
  

                文 /李子暘来自博客《为了自由》

    自从成立以来，协和医院和协和医科大学一直是中国最有声望的医疗和医学教育机构。但令人感到有些尴尬的是，老协和人却更愿意“白头宫女说当年”，回忆协和过去的历史。显然，他们更愿意为之自豪的是协和的历史，而不是协和的现在。确实，协和有着辉煌的历史，其地位要超过目前。
　　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国力衰弱，人民贫困，但竟然能产生出协和这样堪称典范、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一流的医疗机构，这足以令人啧啧称奇。而且，在外部条件优越得多的今天，人们却并没有能够创造出可以和当年协和比肩的成就。这不能不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心目中的历史。也许，那个看上去国弱民穷的时代，其实却包含有今天难以企及的社会条件。
　　近代以来，一批批来华传教士除了努力传播他们的宗教信仰以外，还在医疗和教育这两个领域用力尤多，成绩斐然。到了二十世纪，西方人已经在中国成功地兴办起了一批初具规模的新式医疗和教育机构，这其中就包括后来协和医院的前身——协和医学堂，由英美的几个教会创办。协和是英文Union的译名。
　　庚子事变是世纪之交的一件大事。中国虽然遭受了空前的惨痛遭遇，但中西关系也因此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批有见识的西方人认识到，应该在中国普及现代知识和新式教育，推动中国向现代化的发展和进步。因此，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在西方人中兴起了一股到中国兴办教育机构的热潮。这其中就包括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积极贡献。
　　洛克菲勒的名字世人皆知，已经成为财富的代名词。同时，洛克菲勒也是世界最有影响的慈善家之一。从老洛克菲勒开始，这个家族为多种社会事业大力捐款。在中国。洛克菲勒也有很多捐资。事实上，除了美国以外，中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花费最多的国家。
　　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rick Gates）是促使老洛克菲勒把财富投向慈善事业的关键人物。正在他的建议下，老洛克菲勒决定不再仅仅做一个赚钱的资本家，而是拿出大笔的钱来资助各项社会慈善事业。幸运的是，盖茨对中国怀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二十世纪初，他特意向老洛克菲勒建议，在中国投资兴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以推动中国现代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洛克菲勒很重视这个建议，为此，他先后三次派出考察团来到中国。1909年，“东方教育考察团”来到中国。考察团里有两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医生。通过考察，他们看到了在中国发展医学教育的迫切性，建议在北京成立一个自然科学的教育机构。洛克菲勒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进一步限定范围，初步把在中国的投资范围确定为医学。
　　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式成立。随后，基金会专门对中国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在中国投资发展医学教育。1914年，洛克菲勒派出第二个考察团，重点考察中国的医学教育现状。这个考察团走访了中国十几个城市和几十家医院，写成了一份名为《中国的医学》的报告。这份报告，至今仍是西方人写成的中国医学教育的宝贵史料。报告强调了在中国兴建高水平医学教育机构的重要性，并为未来的医学机构确定了许多具体方针。
　　这个报告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为未来的协和医院确定了方向，那就是协和医院将是一个高标准、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机构。考察团认为这样做效果更好。另一个可能的选择是适当降低标准，但增加培养人数，这样可以尽快满足中国社会对医生的需求。在这两种备选方案中，前者被最终采纳。这个决定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也正是这个关键决策确立了协和医院在中国医学界的领导地位。
　　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购买了“北京协和医学堂”，改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同时，这一年，第三个考察团来到中国。这一次考察团的任务是要确定医学院的具体办学方法。
　　这一次的考察团包括了美国医学界的一些名人。他们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医学院管理办法，为协和医学院制定了很高的起点。其中包括：全部用英文教学，入学标准按照美国优秀医学院的标准，开设预科，学生先进行两年基础学科的学习，为教师提供世界水准的丰厚工资和福利保障。总之，协和的创办者们将一整套美国的价值观、科技文明、管理模式移植到了中国。
　　说到这里，有必要谈谈当时美国医学教育的情况。实际上，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美国虽然已经成为了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医学院教育水准还不能令人满意。这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医学院教育在德国。德国教育家洪堡在柏林大学倡导的教学和学术自由，教学、学术、研究三者统一等观念，对德国的大学影响深远。在这种现代教育观念的促进下，德国大学很快赶上并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在学术研究和教育管理水平上都位居世界前列。同时期的美国医学教育则相对比较落后。德国成为全世界年轻人向往的医学殿堂。在这种情况下，有志于改革本国医学教育的美国医学家们开始大力学习德国的经验。1870年到1914年，先后有一千五百位美国医生在德国进行学习。这些学者把德国的经验搬回美国，逐渐在美国建立起了具有世界最高水平的医学院。1893年，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成立。这是美国现代医学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德国留学归来的院长和其他学者带来了先进的德国医学教育体系。这家医院成为美国医学教育的样板。院长韦尔奇甚至被称为“美国医学的校长”。直到今天，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都是美国最重要、最先进的医学教育机构。
　　当洛克菲勒决定在中国建立协和医学院以后，他便着手延揽欧美一流的医学教育人才。这其中当然就包括了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人才。于是，协和医学院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当时发源于欧洲、完善于北美的世界最高水平的医学院教育、管理体系，反映了当时美国医学教育成功改革的结果。再加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雄厚财力，协和的金字招牌就是这样打造出来的。协和实际上成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教育体系进入中国的门户和途径。
　　除了办学方针、管理体系这些软件建设以外，在硬件方面，协和也投资巨大。协和成立以后，确定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的豫王府兴建新的办公教学楼。为此，基金会请来了当时世界一流的建筑设计师。经过实地考察，设计师在豫王府华美建筑的基础上，建起了中西合璧、用料考究、设施完善的协和建筑群。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此不惜重金购买地皮，从国外运进建筑材料和各种先进的医学设备。到1919年，所花费的资金已经达到了750万美元。
　　那么，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协和医院的建立是什么态度呢？说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说，当时的中国虽然国力不足，但在对外开放上却自有一种大国的气度，对于引进世界上的先进文明持积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这种情况在后来却往往成为不可能。实际上，对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投资建立协和医学院，当时的中国政府基本没有任何干涉。投资者和建设者有极大的自由空间，他们可以完全自主地确立医学院的办学方针、管理办法等各项事务，不必为了迎合政府官员的口味做出什么妥协和牺牲。可以说，在创办协和医学院这件事上，中外双方的合作态度非常积极。投资的外方，志在创办世界一流的医学教育机构，虽然投资巨大，但没有提出任何其他的附加政治和经济条件。而中国政府方面，则基本不予干涉，不借机进行政治上的利用和投机，放手让投资者去做事。这些表面上看不到的背景因素也许不如大笔的投资、高楼大厦那样引人注目，但其实至关重要。
　　1919年，协和医学院本科正式开学。第一班学生只招收了九人，而到1924年毕业时，完全通过艰苦学业的获得毕业的仅有三人。以后，协和在招生方面也坚持少而精、高淘汰的办法。表面上看起来，这样做的结果使协和培养的医学人才数量十分有限，但实际上，从协和毕业的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为了中国医学界的骨干人才。他们一个人往往能够开办起一所甚至几所医院或者学校。协和这种持续培养出高水平人才的能力是其他医学院难以比拟的。虽然没有直接培养出大量的医生，但协和有效地在中国建立起了培养医学人才的现代体系。相比于其他领域，现代医学在原本基础落后的中国的引进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
　　协和诞生和成长的历史，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极富传奇性。那时的中国，虽然许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现在，但靠着虚心的、全面的对外开放和学习，却成功地建立起了协和这样在任何方面都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学术教育机构。这一段历史表明，对于如医学、教育这样高度依赖人的知识、智慧、信誉的行业，要想实现快速协调的发展，向先进国家充分、全面地开放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捷径。让那些掌握着丰富知识的人有机会完全自由地拓展他们的事业，是利用他们头脑中那极为宝贵的知识的最好方式。